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关系的逻辑主题及启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青团的前身—1922年5月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走过了近百年的“生命历程”。在这百年的“生命历程”中，中国共青团经历了两次创立、两次更名、一次改造，是中国青年实现组织化的最大的载体、形态。

如何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与分析?目前学术界已生产了不少高质量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史学的维度、基于历史文献的依据进行叙述，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关系史略》《中国共青团史稿》等学术专著，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和对重大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细致梳理，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关系的过去、现在发挥了基础性的铺陈作用。然而，这种分析维度也会客观上带来这样一个困境，即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易湮没于繁杂细化的史实之中，而缺乏对其关系之核心主题的提炼和提升。有鉴于此，本研究拟从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主题的向度进一步深入挖掘。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中国共青团具有政治性、自主性、社会性等基本特质和内在属性。这些属性依照不同的组合排列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青团的属性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属性结构的维度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历史关联、现实方位和未来趋向予以厘清和剖析，能够化繁为简并真正把握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本质。

基于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关系历史细节的爬梳，可以提炼出以下三个逻辑主题:政治组织化与组织政治化、青年组织化与组织青年化、群众组织先进化与先进组织群众化。

1.政治组织化与组织政治化

中国共青团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与其他一般社会组织的差别主要在于政治性，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取向明确，组织纪律严格，组织成员共享共同的政治价值理想、集体行动、政治观点，对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有较强的政治整合能力。政治性是中国共青团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是其之所以存在及存续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前提。在共青团诞育初期，政治性的生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培育密不可分。在奥尔森看来，纯粹个体的或私人化的利益可经由个体的、非组织化的行动实现，通常比通过建构组织的渠道反而更有效，然而当存在共同利益时，这时就非常需要组织的行动及其“能量”了。因而，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这种共同利益的内在结构与实现形态，主要依赖组织成员间的日常互动和常态互动而形成。组织是实现政治使命的重要介体，因此，促进政治组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五四运动以后，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样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政治逻辑:青年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而青年要能够担当革命的使命必须组织化，建立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从而完成青年组织的政治使命。

在如此的历史情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出场”具有历史必然性，并承担了中国共青团缔造者、改造者的政治角色。由是，青年团的政治性逐渐生成并愈益巩固。

(1)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个现实使命是促推青年的组织化，建立青年人自己的政治组织。据目前查证到的公开发表的资料，第一个地方团组织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此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也纷纷成立青年团。1922年5月20日，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依靠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在北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立大学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2]。青年团的成立，使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运行、发育、成长有了合法组织空间的依托和承载，两者保持着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尤其是，1925年1月团三大正式把青年团的名称从“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公开宣示其政治属性、政治使命、政治立场与共产党毫无二致。由此，共青团与共产党在政治取向上显示出高度的同质性。

(2)对一度“停止活动”的青年团及时重构、积极复原。初创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虽都冠以“社会主义”之姓，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阐释和界定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原苏联历史学者舍维廖夫曾对初创时期青年团“改组”的原因做过这样的分析:

“从保存下来的一些地方组织的章程和其他文件可以看出，团员们把研究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方式进行改造社会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是，参加组织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却是形形色色的......各学派的信仰者们以及一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物也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团内就存在着思想和组织上的涣散状态”[3]。为了规避青年团内部的这种思想多元情势，有的地方团组织曾试图用共产主义对之进行“改组”，但因反对力量甚重而不得不妥协，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团组织最终反而落得“停止活动”的境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扭转这种颓势。蔡和森曾回忆道:“党的第一次大会后不久，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都成立了青年团，而成为本党青年运动的机关，亦在革命的学生群众中积极工作了”[4]。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布通告提醒各地党组织高度重视青年的组织化重建，并明确提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的定量指标要求[5]。团组织在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迅速复原并展现出更加旺盛的活力，截至1922年5月，已有上海、北京等17个地方恢复建立了团组织，团员总数逾五千人，远远超过预期目标[6]。

(3)力促青年团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体化建构。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蔡和森、陈独秀、张太雷等的直接且非常具体的指导下召开的，由此青年团成为在思想、使命、政治、组织、价值等方面具有内在整合性的全国化的青年组织形态。尤其是，时隔两个月(即1922年7月)后召开的中共二大就迅疾对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建构做出原则性的大致安排[7]，实际表明两层要义:一方面，青年团在社会利益矛盾冲突中应代表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体现组织的自主性、自立性、独立性;另一方面，在政治运动中应与共产党密切沟通协作。为了实现这种密切协作，两者建立相互嵌入的结构体系予以有力支撑。如果说在社会运动中共青团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的话，那么在政治运动中，青年团则须听从共产党的指挥、指导，不能单打蛮干。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通过发布文件、意见、决定、通知等形式，为共青团及其活动“赋权”。首先，通过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为其“赋权”。比如，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强调，要强化包括共青团在内的人民团体的“代表性”功能，让其“有职有权有责”，以维护所联结的青年群体的利益[8]。自此以后，“维权”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的一项新的重要社会职能。其次，党代会政治报告赋予“桥梁”和“纽带”的功能定位，使其成为连接党与社会、沟通政府与青年群体的中介性平台，为其在党—政府—青年群体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制度化政治空间[9]。再次，中共中央文件的直接“赋权”。中共中央文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政治意志的集中体现和鲜明呈现，在“党建带群建”的取向下，人民团体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在完成执政党交付的使命、任务和“命令”。比如，中共中央召开全会后，时隔一两个月，共青团中央都会召开自身组织系统的全会，贯彻中共中央全会的精神。迄今为止，中共中央已发布两个文件对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发展和转型给予深度关怀，即1989年的中央“十二号”文件和2015年的中央“四号”文件[10]。由于共青团在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等维度与党高度一致，都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取向，都共同拥有共产主义这个“基因”和“密码”，也可以说，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做支撑，因而两者无论在内在结构上还是功能形态上，都具有深刻和密切的耦合性，这具有积极的面向，可以使其和党形成“一体化”运行的体系和机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较多依赖于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体系而减少了自身的自主性和自由作用的空间，导致其“自选动作”的内生激励机制越来越弱，且有趋同化的倾向，衍化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而没有体现自身的独特品格。社会公众的利益、需求是分化的，现代社会政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及时反映并反馈这些分殊化的诉求，与党同质化的共青团如果不能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其存在的价值就会遭受质疑。此外，缺乏自身核心价值引领的组织结构，其内部不仅会丧失凝聚力，而且对外也会逐渐失去代表性。因而，如何有机平衡组织政治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共青团发展与转型必然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2.青年组织化与组织青年化

政治使命的践履需要一定组织去实施。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青年都是社会结构的新生力量和骨干群体。由是，组织政治化与青年组织化构成党与团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主题。在青年团初创时期，对于其政治性的加注、加持是必要的，因为其刚刚创立，在组织结构、社会使命、运行逻辑、价值理念方面尚处于发育、成型期，需要党从内外方面加以培养和形塑。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11]。然而，过度的关注在客观上易导致其政治属性的过度和膨胀，而忽视其自身特点、特性、特质的彰显，容易忘记其“原来的目的”[12]，在现实运行中出现“第二党”的征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症候”，主要原因在于青年团对自身的性质、组织结构、活动边界、工作范围没有清晰的认知，导致与党的活动高度同质化而没有实现有效的分工。

共青团从类型学意义上属于政党的“外围”组织，与政党有本质性界分，主要体现在:首先，政党以夺取或参与国家政权为根本指向，政治目的性极强，而共青团虽有政治属性，但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核心取向，更多关心青年群体的利益预期、偏好，是一个“次级”政治行动主体，在政治性上不及政党那般强烈。其次，与之相关，在利益代表的范围、区间方面，共青团主要代表青年群体的特定、特殊利益，具有青年群体边界性，无论是代表性的强弱还是代表范围的大小都不及政党。因而从理论上分析，不能把团与党同等看待，必须在组织体系、功能定位、活动结构等方面有所区别、适当分工。

鉴于青年团群众性的欠缺和瓶颈，组织青年化的步伐逐渐加快，以使其工作与党有所“分别”，实现分工不分家、补台不拆台。主要举措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共青团的组织运行照顾青年的需求、体现青年的特点。1925年10月，任弼时在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把“深入群众”确定为当时青年团“唯一的使命”，并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指导:一是随时随地号召群众在青年团的口号下奋斗，二是通过宣传和煽动影响群众，三是领导群众为其自身利益而斗争[13]。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把共青团比喻成连接党与青年群众之间的一条“运河”。正是经由这条运河，党与青年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畅顺。

(2)与党的关系既要体现讲政治的特质，也要力戒两者的过度一致，应适当、适度分工。1923年3月20日，旅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提出，“以前青年团的活动，未免全为共产党的活动所摄收，太偏于政治活动”[14]。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对党与团之间的理想关系形态做出描述，即团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工作，而自身拥有组织上的独立性，并对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状态从7个方面进行部署。

(3)对青年团体组织的再组织化。要不脱离青年，就要关注青年的特点和关怀青年的现实需要。其中，组织化的需要是青年的现实需要。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的基础上再次明确指出，“因为S.Y.要指导这种一般的被压迫的青年运动，所以S.Y.应注意于这班青年中的宣传与组织(如青年俱乐部及会社等)。在中国现时已有此种青年团体之成立，如新学生社、非基督教同盟等”[15]，其核心取向是强化对这些松散化团体的再组织化，并进而对之取得主导性地位。

然而，在共青团初创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其与党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导致党团不分，误把其当作党的一个职能部门，导致政治性有余而青年性不足、对党负责充分而对所联结的青年负责式微的问题。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布的决议明确表明了两点意思:一方面，青年团政治上依赖于党，不具有独立性，必须无条件听从党的领导;另一方面，青年团在组织上具有自主性，在组织结构、组织体系、组织建制等方面上享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这种定位，给实践中的青年团与党的关系建构带来一定的两难矛盾:如果强调政治上的依赖性，组织上的自主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强调组织上的自主性，政治上的依赖性可能会式微。于是，如何有效平衡依赖性与自主性这对矛盾成为青年团的直接现实问题。事实上，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苗头倾向[16]。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澄清了两个认识误区:一个误区是团的独立活动会妨碍党的中心工作，另一个误区是加强团的系统领导会削弱党的统一领导[17]。

3.群众组织先进化与先进组织群众化

组织存在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其成员的利益。个体化青年的力量、资源是有限的，需要一定的组织予以整合、统合，才能发挥最大能量。共青团的存在，有利于充分激发青年的“先锋队”作用，使青年群体在共青团这一组织形态下凝聚起来，从而积聚力量、实现互补、推进整合。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讨论对于青年积极分子到底是组织起来还是不组织起来时，任弼时认为还是组织起来为好，理由在于“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18]。然而，这种青年组织应是有相当的组织力、凝聚力、号召力的，应是具有一定先进性追求的，否则难以凝聚涣散、零散的青年个体力量。共青团组织化程度决定于其先进性。比如，抗战初期建构起来的青年救国会组织，虽在初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到后期其优势则逐渐式微，组织结构松懈、松散，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先进性的引领、凝聚、集聚，亦即任弼时所言的缺乏“比较坚强的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作支柱”[19]，从而导致其整合性的降低。

共青团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

(1)是国家和社会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是国家发展的期许所在。在23个群团组织中，只有共青团被正式确定为党的“后备军”并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值得指出的是，党的“助手”这一提法，在有的群团组织的章程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欧美同学会章程明确载明其是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只有“后备军”这一提法，才是共青团独有的定位、取向)。这种“后备军”作用主要体现在:共青团员是共产党员的“后备军”。美国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专家汤森和沃马克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注重培养“又专又红”特别是“红”的后备力量，所以一定会将工作的重心聚焦于共青团身上[20]。其主要原因在于:只有青年中的先进人士方能加入共青团。因而，像“佛系青年”自然而然就不在共青团的组织视野之内。自从1982年共青团十一大把“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简称“推优”)作为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写进团章之后，各级党组织逐步把此项工作的实施情况视为考核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共青团“推优”这个主要渠道、主要来源建构一套严密、完整、有效的政治吸纳机制，共青团员、共青团干部日益成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干部的新生力量。共青团的“后备军”功能也得以不断彰显。

(2)作为一种组织“枢纽”，共青团联结着社会上各个组织、各类要素、各种资源，受众面大，辐射性广，影响力强。同时，具有结构性支撑，从顶层中央到基层乡村，从国家到市场，从市场到社会，自上而下、横纵交织，建构起点线相串、内外勾连的网络化、层级制的结构体系和反馈、动员、积聚、统合的运行机制。

(3)通过先进性凝聚、引领广大青年为实现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目标奋斗。1936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共青团实施改造，核心取向是把团的性质定位由先进青年的组织改造为一般青年的组织，实现其由“共产主义组织”到非党的青年组织的转变。这种改造，有利于吸引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抗日。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发展，改造后的组织活力、引领力逐渐式微、消减。经过“很慎重的考虑”[21]而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明确指出:“仅有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读书会等类形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而党在解放区青年群众中的工作，也因为缺少先进青年有组织有系统的推动，常常流于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22]。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应运而生，其核心使命在于: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的积极分子，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之后，青年团以先进青年的组织形态而存在和存续，并以理想信念凝结广大青年为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如果团员同一般青年一样，是不是团员没有多大差别，那团组织就很难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23]。

先进性是群团组织质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不能脱离具体社会群体的内在需求，否则，这种先进性无论在理论层面、制度层面有多卓越，都不能对现实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力、引导力。从哲学层面来看，群众组织的先进化与先进组织的群众化是辩证统一的。既不能以群众性遮蔽先进性，也不能以先进性遮蔽群众性。共青团从其创立之初就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而存续，其不等同于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而是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空间，这主要体现在其代表青年的利益和需求并依法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为青年的利益而奋斗。这是其独特优势所在，也是其独特的功能取向。如果共青团自身的群体性、群众性没有得到生产、再生产与有效激发，将会导致自身的发展转型缺乏内生动力的持续、有力支撑。

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撰文认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但是，光有青年的“先锋队”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其不是“主力军”。真正的主力军是工农大众。因而，毛泽东强调要加强青年这支“先锋队”与工农群众这支“主力军”的有机结合，结合成摧毁反帝反封建的磅礴力量、钢铁长城[24]。实际上，在共青团发展的一些时期，脱离群众的现象曾出现过。比如，鉴于青年团过往“第二党”的错误偏向，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对拟新成立的青年团的功能定位着重强调其要比过去的青年团组织更加“群众化、青年化”[25]。

共青团要不脱离群众，就要密切关注青年的特点和关怀青年的现实需要。青年群众是共青团的力量源泉。共青团不仅要满足青年群众的需要，也要尊重青年群众的主体性。离开青年的参与，共青团就会丧失活力的根基。要克服重精英轻草根倾向，坚持眼睛向下、直面基层，力戒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积弊，让共青团的群众性在实践中不断彰显、张扬。

中国共青团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不断成长。时代、社会的变化，要求共青团这种组织形态省思自身在整个社会组织体系中的方位—是什么、做什么、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效作为、承担何种社会使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的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迪。

1.共青团应始终秉持政治属性这一安身立命之本

属性，是一个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通过对属性的分析，可以判定其特征和趋向。在对属性的分析中，关键是寻找其内在本质性的属性。政治属性是共青团之内生性要素、首要属性，是其区别于一般社会组织的独特之处。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从团与党百年来的历史来看，在绝大多数时期，团都是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这也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历史上，青年团曾犯过“闹独立性”的错误，其实质就是脱离党的领导，但都及时给予了纠偏、校正。历史与实践表明，共青团的成长与党的领导具有内在一致性:党的领导使得共青团的健康发展有切实的方向引领和组织保障。共青团要在国家治理各领域有效发挥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是首要前提，这是确保和维续其本质属性的关键。

共青团的政治属性主要体现在组织建构、价值趋向和工作性质等方面:

(1)从组织建构维度看，党是共青团的“缔造者”“孕育者”“母体”，因而，共青团与党“同宗同祖”，具有相同的政治“基因”。从共青团的历史起源考察，其诞生与党存在难以割舍的勾连。事实雄辩证明，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共青团的诞生，更不可能有共青团的发展和壮大。

(2)从价值趋向维度看，共青团与党完全一致。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第一个层次是中期共同愿景，共青团以实现伟大梦想为行动“航标”和目标“指南”，动员、鼓舞所联系的青年主动积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工作大局尽心奉献青春与智慧。伟大梦想的实现，需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6]，其中就包括共青团在内的人民团体及其所联结的人民的主体力量和主体自觉。第二个层次是远大愿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虽然共青团在其发展征程中曾几易其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最终确定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其正式名称，充分彰显了共产主义的魅力与生命力。可以说，以共产主义为价值信仰，是共青团与共产党共同的追求、共同的预期、共同的祈盼、共同的偏好。基于价值信仰追求的高度耦合性、融通性，二者一定会在治理架构、结构设计、组织形态、制度安排、行动逻辑、实践体系等方面呈现高度的契合性、同质性[27]。

(3)从群团组织的工作属性看，从事“政治工作”。关于群众团体的基本任务，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都是从事“政治工作”的[28]。共青团的政治属性，不仅呈现在理论的界定层面，更体现在现实生活实践之中，即自觉、主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贯彻执行党的意志、意见，使其在党的领导下有声有色、有板有眼地开展群众工作。可从两个维度把握:一方面，从共青团的维度看，始终主动自觉地把自身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各方面尤其是政治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十分坚决地执行党的意向及其主张。当然，坚持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并非认为共青团什么也不要干了，一切照党政部门依样画葫芦。如果那样的话，其特点、独特优势就难以充分彰显，就没有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功能[29]。另一方面，从党的维度看，各级党委既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也要改进对共青团的领导，着力提升领导的有效性、实效性[30]。

值得指出的是，政治属性并不等于行政性，以高行政级别“认证”共青团之政治地位的制度安排，不能扭曲其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政治功能的真正发挥。在中国政府机构层面，并没有一个专门从事青少年事务管理的部门，共青团实际上代行了政府青少年事务管理的行政职能，往往呈现出与党政机关的“体制同构性”特征。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共青团形成了层层对上级负责的科层体制运转逻辑，与所联系的青年之间的“代理-代表”关系被弱化，其自主性和群众性也似乎成为一种符号象征。因此，需要合理调适共青团的主体方位，从偏于党政机关调整到国家与社会“中间”的位置，以达成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协调与平衡。当然，这种主体方位的调整切忌转型过度，假若过于“偏下”转向社会化，则会陷入利益表达碎片化、片面化的泥潭。

2.有效平衡政治角色与社会角色，力促复合化角色结构的有效“出场”

从角色结构维度看，中国共青团是政治角色与社会角色的有机统一体:政治角色是社会角色运转的“定盘星”，失去政治角色的共青团将会失去“航标”;社会角色是政治角色的基石，失去社会角色就会脱离青年、脱离群众、丧失活力。政治角色和社会角色唇齿相依、共生共存、彼此平衡。这种有机统一性，既是共青团的鲜明特点，也是其独特优势。把握得当，能有效推动工作开展;把握不当，可能使其步履维艰、饱受诟病。处理好党与团之间的关系，共青团要有效平衡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共青团的角色发展主要基于两个取向来擘画:一是基于政治角色来建构其发展空间以及由此创造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取向上，更多考量的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设计来保障其政治定位、政治方向，使其在合理的制度边界内寻求政治合法性资源与动力。二是基于社会角色来规划发展空间及由此创造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取向上，更多关怀的是如何架通其与青年群体的联结平台和沟通渠道，使其在与青年的交流中彰显价值，体现青年的需求结构及其变化趋向，从而发挥中介体的功能、提升社会正当性基础。如果说前一种取向更多体现的是工具理性的话，那么，后一种取向则更多彰显的是其价值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共青团的工具理性，而有意无意地疏忽其还有价值理性的面向，导致其政治角色有余而社会角色不足的失衡格局。然而，不论以哪个角色为基点，都必须关照另一角色，不能厚此薄彼、顾此失彼甚至非此即彼。而实际上，共青团要实现有效发展，必须适度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政治角色与社会角色，采取均衡化的发展路径，使之既能为所联结的青年群体提供政治“输入”的机会空间，又能为政治系统合法性资源的拓展提供社会支撑，切实防止畸轻畸重、忽轻忽重的可能性。

制度化产生了特定的角色，角色继而形成了一定的利益结构，这些利益结构倾向于维持既有的制度体系[31]。但是，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对个体、团体等的利益带来影响。囿于既得利益结构，在现实运行中，共青团的政治角色发挥得较充分，而社会角色的发挥还有较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共青团社会角色的式微，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其代表性的弱化。代表意味着为他人“代言”、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成为“代表”，就必须来自某一群体并分享该群体的特性、信仰、价值观、取向。因而，只有来自某一特定群体才能真正代表、表达该群体的利益与欲求。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和认知程度主要受其社会结构背景所决定，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理解不同于其群体的人们的想法和看法;另一方面，没有对他人所经历的生活的直接切身体验，不可能引发深层次的“情感共鸣”[32]。共青团是党直接领导的群团组织，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社会角色是其基本角色。共青团的社会角色是具体的、历史的、多样的，这意味着其在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所联系的青年群体主体地位及其对青年群体共同利益的社会认同建构逻辑。总之，共青团所呈现的角色结构的复合性，决定了其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中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处理好与党、国家机关、青年群体的关系，在关系的调处中找寻“阿基米德基点”，以此促推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平衡生长。

3.共青团加强对相关领域社会组织的组织化整合

组织化既是青年的生存性需要，也是青年的美好生活的发展性需要。随着社会之深度变迁，青年的组织化需要不仅没有式微反而有强化的趋向，相关青年群体建构、创立的社会组织纷纷创设并展现出生生不息、春意盎然的发展态势，不仅数量庞大、规模不一、品类繁杂，而且创新性强、活跃度高、影响面广，成为当代青年关怀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回报社会的重要空间和不可或缺的平台。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青年的组织化需要最旺盛且迫切，青年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并拓展为青年群体奉献社会、服务社会、形塑社会的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新空间、新地带[33]。现代社会既是高度分化的，又是高度组织化的[34]。然而，这种组织化不是传统社会的“铁板一块”，而是经由分化之后的有机整合、流动过后的“汇合”。作为社会组织“大家庭”中的一名“新成员”，青年社会组织不仅具备社会组织的普遍属性和表征，而且呈现一定的特别表征。从总体上看，有如下特点:

(1)具体数量模糊，难以准确掌握。青年社会组织是个总称的概念，主要是共青团系统最先使用的一个概念，在民政系统中并无专门的、全面的统计数据。

(2)趣缘取代地缘、业缘，成为青年社会组织成员间联结的轴心纽带。传统的青年社团主要依托基于同地域的“老乡会”或同业态的青年商会等形态呈现。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拓展以及由此衍生的“陌生人”社会的初步建构，青年人聚合在一起主要基于有共同或相近的偏好、兴趣、价值追求，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更多是基于趣缘的“弱关系”。

(3)活力与破坏力并存。青年社会组织的出现，既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活力和社会合法性正逐步展现。然而，一些青年社会组织的不规范运行甚至逾越法律、道德的底线，给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当前青年社会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励与约束并重，确保其沿着有序的轨道规范运行。

(4)组织边界的模糊性。青年社会组织因缘而聚，其基本特点是边界模糊、联盟网络松散、组织结构分散、归属方式非正式化。由于缺乏强制性的规范设计和系统化的制度建构，缘尽则散。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运动机制的基本特征[35]。可以预期，日后的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之势不可挡，宜“疏”不宜“压”，宜“导”不宜“限”。

基于分化、分离、分立、失范的行业、职业、产业等情势，需要对组织进行“再组织化”。在当代中国，共青团是担负青年组织领域“再组织化”的最合宜组织载体。从一定意义上看，青年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给共青团的工作带来结构性的深刻影响，对其治理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空间体系、价值体系诸方面带来或大或小的冲击。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层面看，两者既有竞争可能，也须勠力同心合作。更重要的是，共青团作为一种“体制内”之力量的有机成长，有赖于其与体制外相关组织形态的良性互动、协调耦合。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具有不同的价值基础和利益取向，既有一致的面向，亦有张力的时刻。在张力之时，理性的纾缓路径是公共协商，即通过建构一定的协商空间就共同关怀的议题自由讨论、理性争辩，以增进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共青团自身的组织网络建构来看，青年社会组织逐渐发育为共青团青年事务的新介体、新平台—适应青年日趋多样、多变、多元的价值诉求、心理预期、偏好取向，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4.共青团应重视利益代表功能的开发

人们建构组织、创设集团，归根结底是获取一定的共同利益，霍布斯就曾认为“团体就是在一种利益或事业中联合起来的任何数目的人”[36]。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建立共同体的一个目的在于保护并增进基于个体利益之间协调基础上的共同利益，因为共同利益并非建基于虚无缥缈之上的空中楼阁。共青团作为利益共同体，是青年群体的组织化聚合，把基于年龄界分的群体凝聚成一体，使之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物。共青团背后有广泛的群体基础，具有鲜明的群体性、代表性、影响力，其利益代表功能主要有二:一是吸纳民意，把存在于社会中的“碎片化”诉求及时搜集起来、整理出来;二是过滤民意，对无序化、零散化的民意诉求基于一定的判定标准予以筛选、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