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别跳过布拉格时期

原文作者： Pedro Ferreira

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1911年4月初至1912年7月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在布拉格生活。“毕竟时间那么短，而且是在这位物理学家职业生涯的早期。”戈丁在《爱因斯坦在波西米亚》一书开篇解释道。历史学家们往往将那16个月简单划归为一段插曲、一次逗留，乃至绕了一次远路。

我亦如是——直到我读到了这本佳作。

爱因斯坦的许多传记都认为布拉格时期是值得关注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当时没有了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担任副教授时繁重的教学负担，专注于发展相对论。

爱因斯坦是在布拉格提出了引力透镜的概念，即恒星、行星和其他天文物体的引力会使光线发生弯曲。这一观点，或者说是工具，现已成为现代天文学的核心，被用来确定例如有多少暗物质在星系团周围徘徊。

尽管爱因斯坦当时尚未思考出成型的时空动力理论，但他对引力透镜的预测预证了该理论在1919年的成功，当时物理学家Arthur Eddington和他的同事们测量出日食期间，毕宿星团中恒星的光是如何受太阳引力影响发生偏转的。

在个人层面上，获得布拉格德意志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的教职，将爱因斯坦推入了学术界的高级梯队。仅仅三年前，他还在伯尔尼担任专利业务员。有趣的是，戈丁告诉我们，爱因斯坦并非这个教职的第一选择：第一选择是布尔诺德意志技术大学的古斯塔夫·焦曼 （Gustav Jaumann，谁还记得这位呢？） ，但是被拒了。

同样是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与同为物理学家的米列娃·马利奇 （Mileva Marić） 的婚姻开始破裂。她在那里十分痛苦：作为塞尔维亚人备受冷落，不满于为了丈夫的事业被迫东奔西跑，再在他去其他地方进行演讲和合作时被丢在家里。在一次前往柏林的途中，爱因斯坦与表姐爱尔莎·洛文塔尔 （Elsa Löwenthal） 开始了一段婚外情，后者最终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但发生过的事情也就这么多了。我曾担心将整本书基于这些片段难免会单薄，然而戈丁做了一些极为巧妙的处理。他把爱因斯坦设定为“麦高芬” （MacGuffin，电影用语） ，一个推动剧情但对主线故事意义甚微的“工具”。他将1911-12年命名为“时空间隙”并从中展开叙述，笔锋紧随在布拉格与爱因斯坦有牵连的一系列人物，其中一些甚至相关性甚微。在这一过程中，他迅速串联起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波西米亚 （现在是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 的思想史及政治动荡，内容涉及物理、哲学、民族性、反犹主义和布拉格作为知识生活中心的崛起。

其间有一些不乏古怪的观察，几乎可与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 （Tom Stoppard） 媲美。例如，爱因斯坦和作家弗朗兹·卡夫卡 （Franz Kafka） 可能于1911年在贝尔塔·芬达 （Berta Fanta） 家中举行的一次文化晚会上见过面。贝尔塔·芬达是一位在“哲学上颇具雄心壮志”的社交名流，她在丈夫开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药房楼上定期举办哲学沙龙。

但真正引人入胜的是书中的人物。以德意志大学的哲学家奥斯卡·克劳斯 （Oskar Kraus） 为例：最初接受的是法律方面训练的他，反对爱因斯坦的观点，在哲学期刊上写了无数篇文章来拆解在他看来是相对论极为突出的内部矛盾。他的文字和立场是德意志物理学运动中反相对论分支的前兆，这一势力在第三帝国崛起期间对德国学术界造成了重创。出生于犹太家庭但后来皈依新教的克劳斯，之后被盖世太保逮捕，最终逃往英国牛津。

戈丁不可避免要谈及的另一位人物，是从1867年到1895年在德意志大学的前身担任过与爱因斯坦类似教职的恩斯特·马赫 （Ernst Mach） 。马赫曾是 “该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物理学家”，而且担任过校长这一重要角色。但像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该职位的第二选择。马赫的思想为爱因斯坦之后的重要相对论者 （如丹尼斯·夏玛（Dennis Sciama）和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e）） 的工作提供了框架基础。

戈丁描绘的另一幅肖像则属于爱因斯坦教职的继任者——物理学家及哲学家菲利浦·弗朗克 （Philipp Frank） 。20世纪30年代间，他横贯动荡布拉格的旅程成为了这个饱受历史力量打击之地的焦点。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弗朗克加入了维也纳学派 （Vienna Circle） ，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团体，其成员还包括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 和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 （Kurt Gödel） 。在布拉格，弗朗克通过书籍和期刊文章传续并发扬爱因斯坦和马赫的思想，并在必要时与克劳斯公开辩论。1938年，他被迫逃往美国，最终进入哈佛大学，并在那里撰写了爱因斯坦的第一批、也是最为著名的传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