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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1876-1962）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样的心志，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他的回忆录记载了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款项作了奖学金。

原燕京大学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筹集到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捐了2万银元。1917年-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87%来自教会捐助。1937年-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下，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原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这是二战期间日本在潍坊建立的外侨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这里曾关押过2008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物，有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蒋介石顾问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另外，美国《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鲁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在潍县集中营度过了童年时光。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可叹这位为了燕京贡献大半生的异国人，在回国前才有机会回去(杭州)看望亲人墓。谁知，这竟是最后一眼，今后再无机会。

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燕大有钱，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但他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

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儿子杰克也生在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其实，在回国3个月后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少将)来帮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

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与妻子为邻。

关于傅家，其实能写的也很多，只捡和本篇相关的吧。傅泾波1900年生于北京，祖上是满族正红旗，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后成为司徒雷登的秘书。司徒雷登死后，傅泾波将其骨灰捧回，希望将来可以将其合葬于燕京大学司徒夫人的墓地。然而这一合情合理的愿望与要求竟然在其有生之年未被实现。事实上，直至今天仍没有被实现。1973年，傅泾波受邀访问大陆，1982年访问台湾，1984年再次访问大陆，1988年10月27日在美国去世，临终前嘱托其子定要将司徒雷登之骨灰送归故里，可叹傅家两代人的心心念念，终不得愿。

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品，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从1919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

今年，这月，正好是司徒先生诞辰14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帮中国带来文明，却没有享受哀荣的司徒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