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六｜西汉帝国的衰亡

The test of our progress is not whether we add more to the abundance of those who have much; it is whether we provide enough for those who have too little.

Franklin D. Roosevelt,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37

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在于我们为那些已然富裕的人增添了多少财富，而在于我们是否为那些穷困贫寒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生活保障。

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任总统任期就职演说，

1937年1月20日

汉宣帝以后的西汉历史，估计大家看得很郁闷。令人鼓舞的昭宣中兴刚结束，紧接着一个被宦官操控的汉元帝刘奭，一个沉迷于女色的汉成帝刘骜，一个倾慕于男色的汉哀帝刘欣，实在是太有落差了。但没有办法呀，老刘家的戏基本上到了刘欣这一代就告一段落了，后面便是隔壁老王家的戏了。虽说刘欣之后还有汉平帝和孺子婴，但这两人都不能算真正的统治者，仅仅只是幕后大佬王莽手中的傀儡罢了。

在接着讲王莽“篡位”的事情之前，我想先给王同学洗个地。中国正史给许多人——也包括曾经天真无邪的后台君在内——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西汉是被王莽折腾完了的。但这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王莽再厉害，毕竟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个体想要对历史进程造成影响，唯有顺历史大势而为之。王莽充其量不过也只是西汉末年历史浪潮中最惹眼的那朵浪花而已。他之所以篡位、改制，主要还是因为“天时”——即，当时的西汉已然面临着重大的问题。

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弄明白一个问题：西汉是如何衰落的？毕竟，仅仅在半个世纪前，汉宣帝刘询执政下的大汉还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什么仅仅过了几十年、历经三代皇帝后就被隔壁老王顶包了呢？

第一种看法：西汉的衰亡是因为“三害”——宦官、美女和美男。

乍一看很有道理。在吃瓜群众的眼中，元、成、哀三帝执政过程中这三害屡屡出来捣乱，最终导致了皇权旁落，大汉败亡。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三害”虽然造成了危害，但他们的责任并没有那么大。石显专权，结党受贿，大大影响了朝廷的风气，但政策上却仍然保持着一贯的连续性，内政外交还算井然有序，天下也并没有大乱；赵飞燕、赵合德争宠，最发指的是残害皇嗣、打击皇宫中的其他女人，主要限于后宫，对天下朝局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至于董贤，此人最大的问题是官职和能力的不相匹配，虽然一时权倾天下，但也没有拿这权力干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反而还做了一些好事。

对于西汉帝国的国运来说，这三害确实是负面因素，但远远称不上是决定性因素，大家可千万不要高估了他们。

第二种看法：元、成、哀三代天子。

这也是正史里隐隐透露出来的意思。在中国正统观念里，权力交到了有能力、价值观端正的人手里，就能达成治世，而交到了私心重、又乱来的人手里，就会乱。而这三位天子要么无能，要么失德，因而带领大汉走向了衰亡。

这同样不能算根本原因。诚然，相比于汉宣帝这样的英主来说，元、成、哀自然要逊色许多，但与很多暴君、昏君比较的话，这三人无论在个人品格还是能力上都要好得多。在执政成绩上，他们还是秉持汉宣时代以来的“仁政”，养民治民。大汉的人口从汉宣以后，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到汉哀时期达到了顶峰：6000万人。

6000万人什么概念？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汉高祖刘邦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全国人口是2000万；汉武帝鼎盛时期，全国人口3500万。东汉开国的时候，因为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到2100万，到东汉末年才又恢复到6000万左右的规模。之后的三国时期，最低时全国仅有几百万人，两晋南北朝也一直远低于这一数字，全国人口下一次再达到这一规模，得等到唐玄宗执政时期的盛唐了。可以这么说，“6000万”基本上就是华夏文明在古典时期生产水平下的人口极限了。

这么看，这三位天子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也绝对不是什么乱来的主儿。将“西汉衰亡主要责任人”这顶帽子扣在他们的头上，同样也是偷懒的做法。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

大饼的故事

最近常听身边朋友抱怨，说这几年挣钱难了，做什么生意都不好做了，唉声叹气的。然后话锋一转，说自己那60后的老板，能力水平远不如自己，文化水平低、格局也小，陈腐的脑袋瓜子更是跟不上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当年就是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好时候，胆子大、肯吃苦，白手起家，如今也是身价几十亿的老板了。言谈之中颇有一种“英雄生不逢时”的忿忿之情。

抱怨归抱怨，但这番话还是有一点道理的：社会快速发展的大潮过了，个人发展的难度也陡然增加了。

西汉末年，恰好也碰上了这个问题。

汉宣以来，西汉社会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上升通道中。如果把社会发展的成果比作一张大饼，那当时的西汉便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将这张饼做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饼大了，每个人都能从中分到一块，个人相当于坐上了社会发展的顺风车，在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顺带实现了自己的“小目标”。这样的过程对谁都好，是“皆大欢喜”的场面。

但是，这种过程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发展是会碰到瓶颈的。到了西汉末年，随着人口达到了当时社会所能供养的上限，社会发展也逐渐趋于停滞。在全国人口“6000万”的极限情况下，除非出现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当时并没有出现——社会持续发展的情况无法维系。那么好了，红利期过了，顺风车坐不了了，个人的小目标实现起来也变得困难了。但是，人性是贪婪的。之前的快速发展过程会让人陷入一种“始终能比之前活得更好”的错误信念之中，并驱使他们想方设法去实现这一信念。在饼并没有变大的情形下，个人多分饼的小目标怎么实现呢？那只能去抢别人手中的饼了。

原本“皆大欢喜”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分饼”变成了“抢饼”。社会逐渐分化成两拨人，姑且称之为“胜利者”和“失败者”——就是在这个抢饼游戏中的胜方和败方。对于胜利者而言，抢赢了饼以后，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也拥有了更多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拥有了更强的抢饼野心，这就会促使他们变本加厉地去实施下一轮的抢饼计划；而对于失败者而言，失去了便无力再恢复，手中的财富和资源就被一次次掠夺，直到孑然一身，一无所有。西方人管这个叫“马太效应”。

经过几轮惨烈的“抢饼”游戏后，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胜利者，在攫取了社会的巨大财富之后，开始享受起了极尽奢华的生活。比如当时的王家，几位成员之间互相攀比奢华。成都侯王商凿穿了长安城墙，引入水源，在家建了一个巨大的池子，用以行船避暑；曲阳侯王根，在自己的院子里修建起巨大的土山、渐台，甚至超过了皇宫的规模。

与此同时，失败者却落入了极为悲惨的境地。汉哀帝时期的谏大夫鲍宣上书称普通百姓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要面对“七失”。这包括水旱灾、繁重的税赋、贪官污吏的勒索、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苛吏横征滥发徭役、盗贼抢劫、频繁征用村民等等。而这还不是他们苦难生活的全部，还有比这“七失”更为残酷的“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入狱被虐致死、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盗贼劫财残杀致死、怨仇相报残杀而死、荒年饥馑活活饿死、瘟疫流行染病而死。言下之意，普通百姓已经是没有活路了。

贫富阶层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借用人民诗人杜甫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写实主义画卷。

阶层分化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阶层的固化。胜利者是一小撮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让自己的子子孙孙能够继续享有目前的生活水平，关闭了处于社会底层人士的上升通道，社会逐渐演化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固定模式。于是，失败者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财富和资源，他们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连希望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好失去的呢？

于是，巨大的社会矛盾产生了。从汉成帝时期开始，便出现了零星的民变，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过，到汉哀帝死的时候，西汉的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如果统治者能够正视问题，提出正确的应对方法，还是有机会挽回——或者至少是拖延——西汉的败亡的。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儒生集团的崛起

当时实际执掌帝国统治权的是谁？不是天子，也不是外戚，是儒生集团。

儒生作为一股力量在政坛上崛起，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但真正成气候却是在汉宣帝之后。如果说汉宣帝的思想还有点野路子的话，那汉元帝刘奭及之后的西汉皇帝几乎都是从小便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熏陶的，因此，元、成、哀三代的政策自然愈加偏向儒家，在人才任用上，对儒生也是青睐有加。天子本人就是在儒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而那些外戚也受到儒家思想的耳濡目染，这种情形下，儒生和儒家思想逐渐成了政坛的主流。

那么，儒生集团是怎么看待当时的社会问题，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他们不回避问题，也不隐瞒问题。鲍宣的上书便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代表。事实上，从汉元帝后期以来，儒生集团就一直在向天子提出这些问题，他们不怕激怒天子惹祸上身，这一点还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却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汉宣以后的汉儒，理论上有两个重要的传承：一个是齐学，重视灾异，非常看重“天人感应”；另一个是鲁学，重视礼制，着眼于民生。碰巧西汉末年除了前述的种种社会问题外，也是个灾异频发的时代，这两支学派互相得到了印证，即，百姓过得很疾苦，上天也发出了警告，灾异频现，这是相辅相成。归结起来，原因只有一个：“失德”。

“失德”的表现是什么？是当时的政策出了问题。

“失德”的最终责任人是谁？是天子。

儒生集团认为，这两方面都要应对。

对于政策，儒生们在汉哀帝的时候曾经提出过“限田限奴”的改革主张。出发点是好的，如果能落实推行，应该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改革触及了当权者的利益，最终在朝廷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未能实施。当然，儒生集团并未因此次受挫而放弃改革政策的意愿。在他们看来，改革受阻最大的原因出在当时的傅太后身上，而身为天子的汉哀帝又无力改变傅太后的想法——是皇室成员阻碍了这次改革。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了天子的身上。

对于天子，从汉元时期以来，儒臣们就锲而不舍、乐此不疲地上书规劝天子；而那几位深受儒家经典熏陶的天子呢，也很认可这样的行为。于是，皇室和儒生集团这样的互动关系不断加深和演进，乃至到西汉末期，从一些大臣口中说出了很过分的话来。汉成时期的北地太守谷永，说汉成帝“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认为当时的天象术数表明，西汉的国运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接着又说什么“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不要以为你是天子就可以乱来，如果屡教不改，天命终究也会离你们老刘家而去的。这堪称是当时儒生集团自诩理解“天命”心态下对天子发出的赤裸裸的威胁。到了汉哀时期，待诏夏贺良等人更是提出“赤精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的话来——说西汉已经失去了天命，不如改个国号可能还有机会。

这样的建议在我们现在看来简直是荒谬透顶。如果改个名便能改变命运的话，那公安局负责身份证登记的部门岂不是要忙死？但在当时，这却是颇有影响力的看法。再进一步想想，既然改国号都这么被人正式提出来了，那么就没有人想到干脆换天子吗？

巧了，换天子正是当时为数不少的儒生心中的想法。

错误的解决方案

《汉书》和《通鉴》对于王莽的记载在不少地方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在汉平帝的死亡事件上，《通鉴》就记载是王莽毒杀的，但《汉书》却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不过，二者一致的地方是，王莽是个为传统社会道德所不容的篡位者。

王莽个人想不想当天子？从史料的记载情况来说，他的这种欲望很明显。不管后世怎么评判，王莽确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但他的野心乃至个人的努力都不足以帮助他成功登上天子之位，他还需要社会客观局面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一支持，任凭你野心再大，也没什么机会成为天子。

事实上，王莽“代刘受禅”在其时也是有深厚的支持基础的，可谓是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

王莽是外戚，是权倾朝野的大司马，但同时也是享誉天下的、品格高洁的儒生，从年轻时就被儒生集团接纳——这是身份条件。汉哀帝驾崩后，王莽又以外戚的身份再度重掌大权，是帝国事实上的执政者——这是实力条件。西汉末年各种矛盾激化，儒生集团内持续高涨着“换天子”的呼声——这是时局条件。如此之下，王莽被视为天命所归之人。

当时儒家的主流思潮，对于时局的应对方法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复古周政”。尽管汉宣帝曾经明确提出“汉家有制度”，不能纯用周政，但显然这番话及背后的道理并没有为儒生所领会，在后者看来，儒家的至高使命就是在世间重新构建起大同社会，而最好同时也是唯一的样板就是周朝。你们汉家之所以搞到现在这个份上，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没有全面学习贯彻周朝的政治制度。既然你们汉家有祖宗成法，不能全面复归周政，那我们就换一个人，让能改的人上呗！于是，换了人，也变了法。

王莽上台以后，没有辜负儒生们的殷切期望，开始大搞特搞“有周代特色的儒家理想政治”，推出了著名的“王田制”，被很多现代人追捧为“穿越者”、“社会主义先驱”。意识形态上也不甘落后，将最复古的《春秋左传》抬了上来，以压制代表汉家制度的《公羊》和《谷梁》。其他领域也都是大刀阔斧，轰轰烈烈。

所以，虽然确有演戏的成份在，王莽仍然还是依靠“禅位”登上天子之位的，而且他在当时是被儒生集团寄予了全部希望的人物。可为什么后来他被史家打上“篡位者”的标签呢？那是因为最后“复古周政”的改革失败了。改革是失败了，但儒家思想仍然是社会主流，不愿也不能去背这个黑锅，只好把责任都一股脑儿地推到王莽身上呗。

好了，擦亮双眼的小伙伴们注意了，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讲王莽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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