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我们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假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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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吴敬琏 凤凰财知道 （ID：icaizhidao）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常说三句话， 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 其中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于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是就现象答问题的多，而对基本问题研究的不透。

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就热闹一通，但是浅尝辄止，没有把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以后，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可能是一种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但现象表现就往往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新的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过了几天，因为现象的变化很快，所以这个事情好像人们又不关注了。

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会觉得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的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被遗忘。或者是当出现新形势的时候原来已有的认识变模糊了，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于是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就很不足。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都要把基本问题弄清楚，因为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长期存在的。如果能够继承原来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设，把新的现象加进来，就能够步步的深入来理解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与会者预先提出的问题有上百个，随便拿一个，现在来给出答案其实是不能的。但是我们似乎有这个习惯，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从技术上把过程弄的更好，然后自己再来找到答案。

有一个问题，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属于政府官僚推动型的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这里面好多事情都不清楚，比如，这个问题中，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么改革？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官僚推动型的改革？好像这些都不是已经弄明白了的。

那新一轮改革动力源在哪里？这个问题几乎是没法回答的，想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源头上去，那改革内容是什么？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谁推动的？是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若干个社会力量推动的？那么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期望，不同的做法，那么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期望，不同的目标是同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推动的？这些问题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就没办法回答动力源的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此时此刻能解决的，需要搞清楚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哪些发现？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有可能，也许今天，也许更长一点时间可以给出答案。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每一次都是把当前的问题回答了，没有退回去，弄清楚本质的问题，所以现在接不上。

我们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假的供给侧改革？

再举一个例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说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去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领域在工业，结果煤、钢、黑色冶金普遍涨价，其他行业生产未见改观，到目前为止成效并不令广大民众满意，这是不是一个伪供给侧改革？如何才能有效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推动，障碍在哪里。

但是到底什么叫供给侧改革？这个基本问题要搞清楚。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又跟" 三去一降一补" 是一回事了。于是这个问题就是" 三去一降一补"，或者叫结构调整的障碍在哪里？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法回答，因为前面有好几层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单单就问题本身显然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就要一直退回到最初，为什么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供给侧？为什么要结构性改革？这个口号提出以后一炮而红，当时就没有把这些事情追问清楚，以至于现在问题来了，无法解答。

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基本问题，所有现实问题都需要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问题，然后一层层的往现象推。马克思说不能从现象出发，因为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提倡抽象法是对的，他说研究的过程是抽象，抽象的最本质是最稀薄的，当然抽象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马克思抽象到最后，从研究资本主义变成研究商品两重性、劳动两重性；亚当· 斯密抽象，他认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分工。还可以再讨论到底哪一个抽象的最对。但是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因为要通过研究，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然后一层层的把次要的因素加进去，这样最后就浮现出整个的现实。而不是急于就现象论现象来就事论事的回答问题。

对中国来说，贯穿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有两个主要的线索，一个是增长模式的转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

关于增长模式，我们就现象提出了很多口号。就现象直接解决问题，提过许多不同的口号。每一次口号提出以后都会研究学习，但没有把基本的认识留下来。

比如，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单看口号都是对的，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81年国务院所属部门和我们的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 十大建设方针"。包括要降低重工业的投入，拯救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商业，如何进行技改等。这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新路的十大方针。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学还是跟海外隔绝的，所以" 效率" 这个概念很少有，叫做" 效益"，当然" 效益" 是什么也不清楚。有些同事说" 效益" 就是利润，有的说利润不能表现" 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

这个方针没有讨论透，到1983年有一位理论家、政治家提出，十大方针里有一些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的。比如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基本原理；比如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基本原理中的"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来源"，也就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他在《红旗》杂志上写了一篇长论文，连登三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必须坚持，也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靠投资来增长，必须坚持，否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所以当时的十大方针以后就很少有人再提。

而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不利影响演变的越来越严重，到了1995 年，国家计委提出，我们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因为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外延式的增长模式，于是就找到一个苏联口号，"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它是苏联人在六十年代后期提出的。

当时有个故事，中国提出要超英赶美，赫鲁晓夫就不高兴，我是老大哥，你们超英赶美了我们怎么办？于是就要求中国对表，还开了一次非常规的对表大会，准备从1959年开始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

最初按经济增长率算，苏联觉得超过美国完全没有问题，是可以操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发现情况不对了，苏联经济增速下降。首先是因为劳动力紧缺，更加麻烦的是另外两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个是技术差距，一个是生活水平差距。于是苏共中央就要求经济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就是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苏共中央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效率，他们从《资本论》第二卷找到几个词，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长叫做" 外延增长" 和" 粗放增长"；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 集约增长" 或者" 内涵增长"。于是苏联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的转到集约。虽然我国留学苏联的经济学家都引进苏联的这个说法，但是在国内没有引起重视。

1995 年国家计委觉得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就接受了苏联的口号，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党中央做了研究，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面就提出要实现这个转变。当时中央机关还进行了一些讨论，苏联为什么没实现？结论是体制不行。所以在九五计划里面提出我们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经济学上什么叫粗放和集约？粗放和集约可以是另外一个意思。比如种卫生田就是粗放的，大量施肥就是集约的，这个意思跟刚才讲的意思并不相同。因为没有就基本问题说清楚，所以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点模糊。第九个五年计划通过几年以后，人们慢慢就不知道这个转变是从哪转到哪。

几年前我在浦东干部学院一个高干班上曾经问学员，" 哪一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从哪里转到哪里？" 没有一个人答出来。后来我发现一些报道最多的提法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个跟原来的意思不一样。就经济学家文献看，只有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提到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口号。现在经济学很清楚，但是一般说法叫增长质量、增长数量，它的内容其实要用增长函数才能说得清楚。

1995 年的" 九五计划" 效果不错，因为当时的改革跨了一个大步。" 十五" 就不太好，这次不是用斯大林的有限发展重工业了，变成赫夫曼的" 工业化的后期是重化工业化时期"。这个经验定理，是赫夫曼从工业化的前期外推的，中间已经隔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其实是有问题的，但一下子风靡全国，全国都搞起重工学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于是" 十五" 计划期间的增长模式是倒退的，到" 十五" 计划后期，即2005 年以后各种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 十一五" 的时候又一次大讨论，到底是走哪条路线呢？最后回到" 九五" 计划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就是这个大讨论的产物。我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做了一个很短的讨论，然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答辩，写的长，最后就成了这本书。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 十一五" 的主线。总结" 十五" 时期我们能知道为什么" 九五" 计划方针贯彻不下去，原因是有几个执行障碍。虽然2003 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推进改革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决定基本上没有执行。所以" 十一五" 虽然做了规定，但是进展很小。以后提出的几个口号，其实内容都是一样。比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种说法，什么叫跨越，为什么中等收入会有陷阱？我认为世界银行经济增长委员会的解释比较可信，就是在中等社会阶段有些增长的动力已经不管用了，需要找到新的动力。其实这个新的动力就是提高效率。

后来提出的" 引领新常态" 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说的" 新常态" 跟西方说的" 新常态" 好像不太一样。西方所说的" 新常态" 是指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衰退状态。所以" 走向新常态" 或者是" 引领新常态" 所要实现的" 常态" 是什么？有两个特点。一是增速下降，二是效率提高。这个也讨论的不彻底，因为中央领导讲是转向" 新常态"，走向" 新常态"，到了报刊或者民众的讨论的时候是说我们已经在" 新常态" 里面了。这个" 新常态" 就是第一条，没有第二条。所以真正要实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一定要有第二条，关键还在效率问题上，然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

无论如何都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供给侧，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那为什么会提出要从供给侧去找问题呢？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从2009年以后一直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的，比如靠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增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