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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此信写于1843年，收信人是他的好友、后来以种族主义研究著称的右派作家哥宾诺（Arthur de Gobineau）。
托克维尔在信中讨论了基督教博爱精神向现代平等主义新道德观的嬗变，同时也敏锐地预见到了现代福利国家的来临。
英译本见Russell Kirk, ed., The Portable Conservative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p. 202—207. 本文由冯克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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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你的信送到家时，我已出门去参加国民议会，一回到家我就看到了它。
即复如下。
我想请你先把自己所有的书暂时放在一边，迅速回顾一下你最近的阅读和早先的研究，以交谈的方式回答以下问题：
在现代道德哲学家的著作或发现中，可有什么真正的新内容？
我这里说的“现代”，不仅是指生活在过去50年的人，而且也指他们的上一代人，已经与中世纪断然决裂的那一代人。
他们确实用新眼光看到了人类的义务吗？
他们真的发现了人类行为的新动机吗？
他们真的为人类的义务奠定了新的基础，或提供了新的解释吗？
他们改变了道德律令的地位吗？
我认为，我透过那个黑暗时代，只看到了一件事：
在我看来，是基督教完成了一场有关义务和权利的观念革命——你也许更喜欢称为“变化”。
这种观念是所有道德知识的基础。
基督教其实没有创造新的义务，或者说，它没有建立全新的美德；
但是它改变了它们的相对位置。
一些野蛮或半野蛮的美德一直极受推崇；基督教使它们的地位下降。更温暧人心的美德，比如邻里之爱、仁慈、宽大，甚至不记仇，在古代一直受到贬低，而基督教把它们提升到了最高的位置。这是第一个变化。
义务的领域一直是有限的。
基督教拓宽了它的范围。
它一向只局限于某些公民身份；
基督教把它扩大到了所有人。
它一直专属于主人，是这种地位的证明。
基督教把它也赋予了奴隶。
基督教鲜明地主张人人平等、团结和友爱。
这是第二个变化。
过去，道德律令的存在一直是为了现世而不是来世。
基督教使人生的终极目的超越了现世；
它赋予道德以更美好、更纯洁，更加脱离物质和利益的崇高性质。这是最后一个变化。
这些事情过去都能看到，都有所表现，也都有人宣扬鼓吹。
但是只有基督教把它们融为一体，使这种新道德观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被人们的精神所吸收。
我们依靠这种道德法则已经生活了数百年。
我们为它增加了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呢？
对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
我们可能为多彩的画面增添了少许阴影，不过我没有看到我们真正为它增加了新的色彩。
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我观察它的方式，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喜欢饶舌的社会中的言语、行动和喋喋不休的套话揭示出来——
我们的现代道德（我把有关这个问题的那些大部头著作放在一边），在一些方面可能是在重复古人的观念，但大体上说，它仅仅是发展和扩充了基督教道德观的成果，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社会离弃了基督教神学，但不太疏远基督教哲学。我们的宗教信仰变得不再那么牢固，我们对来世生活的看法也不再清晰，这使得道德更多地与物质需要和享乐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当圣西门的追随者说“必须为肉体平反”时，这就是他们所要表达的看法。
至少就现在而言，我们的道德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大概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
因此，有些人现在觉得迫切需要找到世俗生活的道德律令。
他们无法再靠来世生活的绝对确定性立足。
于是产生了仁爱的利益学说，要诚实地分配红利，恶行会导致苦难。
英国的功利主义者是这种新思潮的鼓吹者，而过去的基督教道德学家对这种观念是很陌生的。
基督教和它的道德观超越一切政治权力和民族。
它的伟大成就是形成了一个超越民族社会的人类共同体。
人们在这些社会中的义务以及他们的公民身份，公民对祖国的义务，简言之，公共美德，我认为在基督教道德体系中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和忽略。在我看来，这似乎是这个值得赞美的道德体系的唯一弱点，正如它是古代民族的道德体系的唯一优点一样。
那些公共美德得到发展的同时，基督教的博爱观似乎也可以支配当代人的思想，而且我相信过去一百年的道德学家远比他们的前辈更关注这种博爱观。
这要归因于政治热情的复活。同时他们也引起并实行了一些我们正在目睹的重大变化。由此可见，现代世界重建了一些古代的道德观，将它们融入基督教的道德原则。
但是在我看来，在我们现代的道德教诲中，最有价值的革新，是基督教最先鲜明提出的两项原则有了蓬勃发展，并且被赋予新的形式：
对现世的福利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富人有帮助穷人的义务。
清除了老欧洲统治阶级的历次革命，以及财富和教育的扩张——它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相似，为基督教在精神领域而不是有形的物质领域确立的平等原则提供了出人预料的强大动力。
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某些福利和某些享受，为他们提供这些福利和享受是我们首要的道德义务——这种观念，如我前面所说，现在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如今正不断地出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革新也导致了另一种革新。
基督教使仁慈成为个人美德。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把它变成一种社会义务、一种政治责任和公共美德。
必须给予救助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正在日益习惯于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过去我们能依靠的那些解决问题的大人物的消失，这一切都在使人们把眼光转向国家。
政府现在不得不去救济某些不平等，消除某些困苦，为所有不幸和无助的人提供支持。
因此，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道德正在形成，古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但它其实是他们的一些政治理念和基督教道德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