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融梗”史？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 《“融梗”辩论背后的历史语境》

作者 |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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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说出一个全称判断时，我们都会面临被反驳的风险。在有关融梗的辩论中，情况同样如此。

围绕着《少年的你》涉嫌“融梗”这个话题，许多人进行了居高临下的审判，形成了众口铄金的壮观场景。 在热闹的氛围中，命题的真伪却被忽略了。 当网络上的衮衮诸公指责“融梗”之际， 一个全称判断已经悄然出现：融梗是必须受到鄙视的行为。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原初假设上： 从艺术诞生之日起，所谓的“融梗”方法就已经出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它已经具有完整的谱系；到了当代，这种方法虽然受到了挑战，但依然没有完全消失。

西方的《荷马史诗》就是“融梗”的结果

“融梗”是网络上出现的新词。它的所指介于借鉴和抄袭之间。 从术语学的角度看， 梗 的表层含义是笑点（当然也可以是哭点），但笑点（或哭点）几乎总是属于我们常说的情节（plot），而 融 则是组合情节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个层面，就会发现 它不仅是个当代现象 。 在艺术诞生之后，它曾是被广泛应用的技艺。 譬如，西方的 《荷马史诗》 就是“融梗”的结果。它所汇集的梗原本漂浮于各处，每个情节可能仅仅激发出地方性的回响，但后来被一个说书人聚集到史诗之中。这部史诗见证了“融梗”的力量。 后来的西方作者延续了这种技艺，演绎出一系列“融梗”的经典案例。 譬如，古希腊悲剧 《俄狄浦斯王》 的主题和线索均来自神话传说。 在现代性开启之后，“组织情节”（包括已经存在的“梗”）仍是一种重要的创作方法。 歌德的旷世名著 《浮士德》 也是集大成之作， 《尤利西斯》（乔伊斯）、《荒原》（艾略特）、《诗章》（庞德） 等20世纪出现的作品也大量地使用典故。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融梗”史。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中国 。屈原的 《九歌》 融合了许多民间传说。 《西游记》 则将融梗的范围扩展到了异域。我们耳熟能详的孙悟空形象有其跨国界的原型。这就是印度神话中的哈奴曼（Hanuman）。当他被摄入汉语小说之时，与佛教文化相关的情节也被重新演绎。这并非是汉语小说史中的孤例，而是一种基本的创作手段。恰如我们今天习惯称戏剧的作者为编剧，“致中和”曾是汉语小说和戏曲的重要创作手段。到了20世纪，它仍被广泛应用。譬如，曹禺的成名作 《雷雨》 就采用了“融梗”之技。剧中对不伦之恋的铺垫借鉴了《俄狄浦斯王》。在上海首演时，它曾经产生了“当年海上惊雷雨”（矛盾语）的轰动效应。在人们感慨曹禺的创造力时，他或她事实上也在赞美一种编制情节的技艺。可以说，从屈原到曹禺，广义的“融梗”术流传下来，形成了必须掌握的技艺。

不过，“融梗”是一种微妙的技艺。倘若使用不当，便会降格为抄袭。 在版权法日益健全的今天，它更意味着风险。事实上，有关 版权 的言说源于 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兴起 ，而后者则是 现代化 的结果。在现代化肇始之际，人类生活进入变动不居的时代。不断诞生的新颖事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作家没有必要再反复使用已经出现的情节。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或她也会拒绝别人抄袭自己。 正是由于相应考量，有关原创的吁求不断被提出，最终被归结到现代性的高度：“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波德莱尔语）“过渡”、“短暂”、“偶然”意味着不断的变化。当它成为创作的尺度时，“日日新”就会成为创作的目标。 虽然现代性仍然具有“变化”和“永恒”两个面相，但 新颖性 已经成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 不同于前现代的写作者，现当代作家已经不能尽情地“融梗”——他或她必须将之纳入变化的形态之中，形成整合之势。

正是为了避免重复，现当代西方文学中出现了众多的流派 ：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等。与此类似， “五四”以后的汉语文学也曾一度涌现出众多的流派 ：鸳鸯蝴蝶派、尝试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七月派、九叶诗派，等等。 建立流派意味着划界，意味着凸显个性，意味着尽可能地创造新颖性。在这种语境中，“融梗”之法必然被置于鄙视链之中。 它即便偶尔被运用，也会受到各种限制。这虽然不意味着它会彻底消失，但使用者必须适应新的语境。 对于今天的中国作家来说，挑战已经出现：他或她既不能完全放弃“融梗”之技，又必须将之纳入原创图式之中。此中的微妙之处，只有创作者本人才能体验。

“变化”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