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收获》刊载林檎中篇小说《重返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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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重返暗河》（林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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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路道班当养路员，几天前帮派出所抓到盗窃国有资产的犯罪嫌疑人邱老二，获评“先进典型”。为替案件中失踪的道班同事老莫求公道，“我”和派出所所长刘长河一道，押邱老二重返暗河道班进行现场指认。老莫的人生在回忆中逐渐清晰，更多隐情浮出水面，邱老二伺机脱逃，命悬一线之际，“我”终于坦白了自己对老莫的背叛……
林檎
九〇后，理工男，现居重庆，业余写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西湖》《长城》《解放军文艺》等刊，有作品被《小说月报》转载。获“伏笔计划”首奖。
存在主义视阈下的人性异化与救赎
——读林檎的《重返暗河》
张磊
古语有云，“日之光华，不可逼视；人之性情，难以揣度”，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也曾提及，“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在人性的游戏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舵手，但也常常迷失于各种情感与欲望之中。
如果熟悉林檎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冰糖心》《夜巡》《双缝》《窄门》等一系列小说都是以一个名叫“老莫”的男人作为主人公，林檎在创作谈中提到，现实中的老莫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在《重返暗河》中作家继续沿用“老莫”作为主人公，只不过这次的“老莫”名叫“莫仕图”。
《重返暗河》开篇即设置了引人入胜的悬念：“我”决心为老莫申请烈士称号，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读者的好奇——“老莫是谁？”以及“为何要为老莫申请烈士称号？”由此引出刘长河、邱家兄弟、薛明等一系列人物。在一次公路巡查中，养路工老莫意外发现邱家兄弟开车盗走养路段的石子，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之后老莫就神秘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邱家兄弟在驾车逃跑途中发生车祸，邱老大当场身亡。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紧张与不安的氛围，暗河镇派出所所长刘长河在追查案件时发现蹊跷，而真相也逐渐抽丝剥茧一般浮现出来。
小说中的暗河经常浓雾弥漫，虽然浓雾遮盖了邱家兄弟人性中潜藏的恶与卑劣，但是浓雾散去之后，一切都会变得清晰。邱家兄弟的犯罪轨迹呈现为从经济犯罪（盗窃石子）到暴力犯罪（谋杀老莫），其行为演变印证了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命题。面对警察的抓捕，邱家兄弟于慌乱之中驾车逃逸，邱家老二以为哥哥被警察开枪打死，嘴里叫嚣着要为哥哥报仇。而现实却颇具反讽意味，原来邱家老大“自己怕死，方向盘一甩就把副驾驶座上的弟弟递出来挡子弹。速度太快，车子绕过路障又撞上对车道一辆泥罐车，半边车头都挤瘪了——主驾座那半边——邱老二屁事没有”，“这年头亲兄弟也靠不住”。这一细节戏剧化地揭示了极端情境下人性异化的暴力本质。
邱老二表面看来颇为仗义，但随着情节的发展，邱老二身上的恶也一步步浮现出来，尤其在讲述如何害死老莫的时候，场面的暴力和手段的残忍，让人不禁毛骨悚然。派出所所长刘长河、“我”和邱老二一起重返暗河指认犯罪现场时遭遇泥石流，出于安全考虑以及在邱老二的一再保证之下，刘长河为邱老二打开手铐，结果邱老二背信弃义，跳向滑坡对岸逃跑了。当“为兄复仇”的伦理宣言沦为暴力合法化的修辞装置时，作家通过三重叙事策略解构其道德伪饰：首先在“泥石流场景”中设置存在主义式的自由选择情境，当刘长河基于信任解除物理禁锢时，邱老二的逃亡选择不仅构成对司法秩序的僭越，更意味着对伦理契约的终极背弃，此举完成从“他者面容”到“暴力主体”的转变。
小说中让人最为憎恶的无疑是薛明，由于在工作中不务正业、偷奸耍滑，同事们送他外号“薛哨”。小说接近结尾，浓雾渐渐散去，薛明的那些勾当也暴露无遗，原来此人才是这桩惨案的直接导火索。他多次倒卖国家资产，几乎将所在的养路道班卖空，也正是由于他收了邱家兄弟的两百块钱好处费，才导致老莫惨死于沥青池中。当然薛明的荒诞结局，也构成了对现代性异化的黑色幽默式批判。当得知领导的老婆即将生产还是双胞胎的消息后，为了讨好领导，他冒险进山去割野蜂蜜。贪婪往往会导致人的毁灭，为了满足装满整个机油桶的欲望，他一次次不顾一切地爬到树上，结果被野蜂蜇伤，“整具躯体像是酵母放多的面坯儿，从头到脚随处臌胀起一个个肿包”，因此丢掉了性命。
那么，老莫究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我”的眼中，老莫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江城西线的“十七个公路道班都让他蹲遍了，一个月换两次班，来回五百七八十趟，二十多年里跑了不知道多少公里”。当遇到邱家兄弟盗窃养路段石子时，老莫坚持要报警将邱家兄弟扭送进派出所。邱家老二争辩这车石子都不够立案，“他说立不立案是公安的事儿，抓着你们，板上钉钉的见义勇为。老子没旁人精明，不会耍手段，老子就认一点，公路段总不能开除英雄吧。最好再受点伤，单位养我一辈子”。这和“我”印象中的老莫似乎完全是两个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老莫？主人公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公路道班看守人”与“道德守望者”的双重身份张力。文本通过叙事者“我”的视角转换，建构起“平庸者/英雄”的认知悖论。莫仕图坚持报警的执拗行为，在表面看似功利的动机之下，实则暗含加缪笔下西西弗斯式的存在主义抗争。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曾多次提到，现实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花斑”。虽然“我”与老莫情谊深厚，但是出于私欲，“我”竟接受了薛哨的贿赂，企图劝阻老莫不要回暗河道班。固执的老莫在返回的途中与邱家兄弟狭路相逢，当老莫被邱家兄弟开车撞倒后，“我”只是怯懦地躲在石头后面，甚至不敢出来帮他把摩托车扶起来，更没有勇气和他一起面对邱家兄弟的暴行。老莫失踪后，“我”的内心深受煎熬，想法设法为老莫争取烈士的称号。尽管最终未能实现，但“我”仍冒险重返暗河，为老莫争取到了更多的抚恤金，以此减轻内心深处的愧疚之情。小说尾声处，“我”与刘长河谈及背叛老莫之事，他断言此行径虽属道德瑕疵，却未触犯法律，这也让“我”获得些许宽慰。
《重返暗河》融合了犯罪、悬疑等多重元素，构建了一个以暗河镇为舞台的微型社会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个体的道德选择形成复调式对话，既揭示出存在主义困境中人性异化的必然性，也展现出困境中坚守伦理底线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
张磊
文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曾在《中国图书评论》《新文学评论》《山西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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