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会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趣的世界人口变化（Demographic Change）趋势。
首先和大家简单谈一下，为什么人口变化这个问题，在经济分析中如此重要。
这主要是因为，不少宏观经济研究表明，人口变化是导致很多经济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平时大家比较关心的房价、股价、通胀通缩等问题，其上涨和下跌，都会受到当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比如日本在过去20多年经历的“失去的二十年”中，经济通缩，股价和房价萎靡不振，与之相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其人口结构出现严重的老龄化，人口总量甚至出现负增长。
因此，研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去解释发生在那个国家/地区的经济现象，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一些对于未来的期望。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都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人口趋势导致下个月、或者下个季度的股价和房价上升或者下跌X%。同时，人口结构的趋势也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比如某个国家改变了移民政策）。因此，下面提到的人口发展趋势，是基于目前我们能够收集到的信息而做出的分析判断，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会主要讲一下三个人口变化趋势：
1）老龄化趋势。
2）国际移民趋势。
3）社会分裂趋势。
有不少证据表明，很多国家的人口数量和结构在这三个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值得我们研究关注。
第一、老龄化趋势
老龄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简而言之，老龄化的意思就是，社会总人口中的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造成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1）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增加；2）生育率很难提高。
老龄化到底有没有根据，是空穴来风，还是确实正在发生？按照老规矩，在得出结论前，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些相关的证据。
上图显示的是联合国对于中国人口变化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男女混合平均），目前在73岁左右。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的平均寿命会不断延长，估计到了2100年会达到接近90岁。
同时，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普遍比较低。在2000年以后，中国的平均生育率在1.5左右，远低于2.1左右的替代生育率。
一方面老人越来越多（因为大家活的更长了），另外一方面新出生的年轻人数量不够。这两个因素就会导致：总人口数量慢慢下降，人口组成中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上面提到的人口结构变化，中国绝对不是特例。
在全世界范围，有很多国家的人口结构都呈现出这个趋势：大家活的越来越长，同时也越来越不愿意多生。
根据加拿大智库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的研究（Lee et al., 2011）显示，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有大约一半的国家中，其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人群为60岁以上（老年人）。有差不多25%的国家，其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为25~59岁的青年和中年人。换句话说，年轻人（0~24岁）数量增长比较快的国家越来越少，因此这个地球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会面临老龄化的挑战。
老龄化为社会和家庭带来很多挑战。
挑战之一：人还在，钱没了。
赵本山和小沈阳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曾经演出过一个非常好笑的小品，《不差钱》。在该小品中，小沈阳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还没花了”。赵本山接着他的话说：“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活着呢，钱没了。”
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带来的恰恰是赵本山说的“人活着，钱没了”这样的隐忧。
一般来说，在我们的生命周期中，人的收入状况呈现出一个山型（上图虚线）。在20多岁参加工作之前，大多数人没有任何收入，全靠家里父母养。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后，他/她的收入会渐渐增加，一般在45岁左右会达到顶峰。在45岁之后，劳动力的收入会渐渐下降，直到60/65岁退休以后大幅度下降。
但是我们的消费支出曲线却并不是这样。大致来讲，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慢慢增加（如上图实线）。特别在60岁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医疗和护理方面的支出会越来越高（就像一台破旧的老爷车，岁数越大，毛病越多，还可能需要子女或者护工来照顾日常）。
这就导致了，大部分人在60岁退休以后，其开销要高于收入。“人还没死，钱不够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同的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大约有2/3的老人需要依靠自己的孩子接济来养老。因此这个问题和挑战，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实际存在的。
挑战之二：养老金缺口。
大部分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都有一个大同小异的规律，那就是年轻人工作，上缴养老金去养退休了的老人。【注：也有自给自足的养老金制度，比如新加坡的CPF制度。】
靠年轻人工作，上缴养老金来养老人的制度，其可以持续的前提之一就是：工作的年轻人多于退休的老年人，年轻人上缴的养老金比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更多。否则，养老基金可能会发生连年透支而不可持续的问题。
很多国家的老龄化趋势，恰恰给这样的养老金制度带来了诸多挑战。
上图显示的是中/美/法/英/徳/日在过去50年间扶老比（dependency ratio）的变化趋势。扶老比指的是一个国家中0~14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和15~64之间的人口数量的比率。由于0~14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基本不从事生产活动，主要靠15~64岁之间的人口来养（抚养+赡养），因此该比率衡量了一个国家从事生产活动的年轻人的经济负担。
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由于常年的低生育率，其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口早已过了巅峰，因此扶老比不断上升（即每一个年轻人要抚养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孩子）。这种情况最为严重的是日本。美国由于是移民国家，可以持续不断的引进移民（一般移民都是具有生产能力的年轻人），因此其人口年龄结构最好。
估计在2020年以后，中国的扶老比也会开始慢慢上升。但即使现在还没有到2020年，我们的养老金就已经出现了缺口。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显示，2015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4308.84亿元，其中保险费收入19556.67亿元，财政补贴3671.2亿元；支出22581.54亿元。
如果只算保险费收入，2015年大约有3000多亿的缺口。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算上财政补贴，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空账规模大约有1.3万亿元。
养老保险基金产生空账缺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每年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金额，大于其每年收到的上缴额。简而言之，就是不工作的，需要领养老金的老人太多，而工作的，上缴养老金的年轻人不够。
“人还在，钱没了”，和“养老金缺口”，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两大挑战，将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需要应对的最棘手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移民趋势
说完了老龄化趋势，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国际移民趋势。
大致来说，放宽劳动力移动的限制，让国际人口更加自由的在国家之间流动，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贡献。
不同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贸易壁垒去除（即所有国家的关税都降为零，各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那么全球GDP大约会增长0.3%~4.1%左右。如果我们把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去除（即所有货币都自由兑换，国际资本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那么全世界的GDP能够增长0.1%~1.7%左右。但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全部去除（即没有签证制度，想去哪里打工生活就去哪里），那么全世界的GDP将上涨67%~147%左右。就是说，解放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带来的经济好处要远远大于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带来的好处。
目前接受移民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进口的移民质量不够高，因此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
上图显示的是欧美一些国家本国公民和第一代移民之间的就业率差距。
以荷兰为例，荷兰本国人的就业率，比该国接收的外国移民的就业率高出15%。换句话说，有很多外国人移民到荷兰以后，并没有参加就业，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因此也没有为该国的GDP做出贡献。相反，他们享受了该国的公共设施，医疗教育等服务，还收到若干生活费，因此为该国经济提供的价值为负。
根据OECD的研究显示，在荷兰，一个本土出生的荷兰人，其一生对于荷兰政府的财政贡献，要比一位国外出生的移民的财政贡献高出24万欧元左右。在比利时、瑞典、德国等国，本土出生的本国人的经济贡献都要高于外来移民。本来，开放国界、引入移民的初衷是改善本国的人口结构，没想到引进了一批“好吃懒做”的大爷，这就是这些欧洲国家目前面临的难题。
移民们的经济贡献不够，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教育程度太低。比如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读大学的比例大约为36%左右。而移民到美国以后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即使到了第三代，他们的大学学历比例还是不到20%，因此也很难找到高薪工作做出更大的经济贡献。
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问题不在于引进的移民太多，而是引进的移民质量不够。如何提高外来移民的质量，是这些国家政府需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这也同时意味着，只要掌握一定的语言能力（比如英语）和专业技能（比如会计、编程、金融投资、工程等），有过硬的学历（大学本科以上），那么要想技术移民去欧美国家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国家的低出生率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通过引进高质量移民来改善他们的人口结构始终会是其政府推崇的政策之一。“真正的人才，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道理在欧美都是行得通的。
第三、社会分裂趋势
要把社会分裂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们首先要简单介绍一下意识形态的谱系这个概念。
对于意识形态的分类，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大致来讲，比较主流的分法，是把政治观点从左到右区分开来。
如上图所示，偏左的政治观点，包括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和资本主义自由派信仰。而偏右的政治观点，则包括资本主义保守派，资本主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和法西斯主义（极端右派）。
当然，上面的分法只是区分不同意识形态的方法之一，并不是唯一的分类标准。同时，真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要复杂得多。比如有很多人，在经济问题上趋向自由主义（Liberal），但是在社会问题上则趋向保守主义（Conservative），因此不能把他们简单的归入“左派”或者“右派”。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左右派”分法，是以资本主义制度（Capitalism）为中心的一种归纳法。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虽然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在很多问题上水火不容，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但是他们都认同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在资本主义大框架之下的内部分歧。
现在回到本节提到的社会内部分裂。这种分裂，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之间的隔阂和对立。
以美国为例。代表左派的民主党（上图蓝色），和代表右派的共和党（上图红色），这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就是说，民主党越来越向左靠，因此出现了伯尼·桑德斯这样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而共和党则越来越向右靠，因此出现了带有极右色彩的特朗普这样的意见领袖。
类似的情况在英国也可以观察到。2016年的脱欧公投，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就像当头一棒，让人大吃一惊。同时，英国社会背后涌动的意识形态变化更值得我们关注。以目前民意支持率比较高的英国工党党魁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为例。科宾主张提高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免除大学学费，将铁路经营国有化，提高最低工资。这些主张和美国偏左的伯尼·桑德斯比较类似，而和偏右的共和党政府完全相反，让人感觉更加接近“社会主义”型意识形态。
不管是极端偏左，还是极端偏右，这都体现了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的升级，以及不同主张之间越来越难以协调。这种极端化的变化，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民众对于“民主制度”的质疑和抛弃。
如上图所示，出生在30年代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大约有65%左右觉得自己一定要生活在一个民主制度国家中。但是如果你去问英国和美国的80后，坚持自己一定要生活在民主制度国家中的人数比例还不到30%，甚至比中国的80后都少。
这不禁让人担心，1930年代在德国发生过的纳粹掌控舆论，独裁者希特勒上台掌权的历史是否会在资本主义国家重演。
如上图所示，在过去20年中，美国人对于主流媒体的信任度逐年下降。特别是18~49岁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通过社交媒体，而不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来获得时政信息。
在一个不断极端化的社会中，带有极端观点的民众，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圈阅读自己喜欢的新闻和观点，因此其本身带有的观点不断得到强化，导致其政治观点更加极端。这样的“循环强化”，是造成人民内部分歧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阶级之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
如上图所示，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内部最富裕的1%的收入，都在过去30年有了长足进步，尤以美国为甚（上图蓝色）。
最富裕的1%人群的收入增加，也就意味着不那么富的99%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相应下降。这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让人开始担心“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出现。
对于这种令人担心的现象，左派和右派提出的解决方法截然相反。以杰里米·科宾为代表的左派主张提高税率，增加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程度，增加经济中的国有成分，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来限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以特朗普和共和党为代表的右派，则主张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让个人和企业更加自由的追求利润，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增加收入。面对相同的问题，想要达到相同的结果，却提出截然相反的解决之道，这恰恰完美体现了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重的内部分裂。
小结
在上文中，笔者和大家分享了三个正在发生的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趋势：1）老龄化趋势；2）国际移民趋势；3）社会分裂趋势。 这三个趋势，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产生不同影响，其影响范围可能会持续未来的20年，甚至更长。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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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联合国人口署：United Nations DESA/Population Division
Ronald Lee, Andrew Mason, Edward Elgar,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Generational Economy,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