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大先生丨王锡三老师的为师之道

我和许长林、陈伟雄、吴毛旦、施宇丹是王锡三老师的关门弟子，我们进学校的时候王老师差不多就已近八旬。我们师兄妹一起去王老师家去拜见他的时候，王老师虽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面带微笑，除了问了我们各自的背景情况，就让我们好好学习专业原著，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重点，要对民事诉讼法的法理在深入掌握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王老师不怎么爱寒暄，和我们的互动基本上都是关于学习的内容，在初次拜见中王老师给我们一种不严自威的感觉。

王锡三教授（图一）

王锡三教授河北丰润人，所以他有一口北方人才有的纯正普通话。他1926-1932年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学院（就是当时法学界南东吴北朝阳那个朝阳），1932-1935年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在东北沦陷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抗战后期曾任军校教官、地方法院推事与检察官。抗战结束后曾任贵州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律系主任。解放后调至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授，“文革”结束后在学校图书馆担任馆长，后在诉讼法教研室工作，是当时内地唯一的民事诉讼法教授。

王老师早期出版过《论二十世纪的死刑》《修正民事诉讼法要义》。在我们读书时期为满足学生教育中专业读物之需，翻译印刷了大量来自日文的专业资料，如《举证责任研究》《日本民事诉讼法》《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那个时候他也很支持我们同学一起翻译印刷《英国民事诉讼法》。他九十高龄的时候出版了专著《民事诉讼法研究》一书，手写亲校，一丝不苟。

在我们读研期间，王老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王老师要求我们重视原著阅读， 对课前阅读的德国、苏联、日本学者原著，要求精确到具体书籍、页码、第几行，因为王老师讲课时候就会随机点名抽查，而且不确定他会查问哪本书的内容，所以我们除课前阅读外，上课时候常把原著装在旅行包里带去教室，以备快速翻查； 二是王老师有自己特别重视的诉讼法研究重点， 如举证责任、直接原则与辩论原则，他也要求学生能形成自己的研究重点，比如我那个时候选择的诉权理论，他就在和我交谈的时候常提问考查； 三是深较学术逻辑，王老师本身著述严谨，对一种主张会推敲再三， 但我们年轻同学常爱写快文章甚至也有点学术出秀的意识，他常提醒我们做学问不能依靠一得之见，要讲系统逻辑，要讲出处考据，有比较验证，写出的东西有不对的地方容易误人子弟，可以多看多想但落笔必须严谨——我们师兄妹的学位论文，王老师反复和我们交谈推敲，给我们提示和深挖，辩驳与挑战我们的某些推论，等到王老师点头说我们的论文基本可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王锡三教授（图二）

我们就称呼他“王老师”，一个特别普通的称呼。王老师的书房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每次我们去看王老师他都会在书房见我们，他自己穿戴得特别整齐，满头银发也梳得一丝不乱，准备了和我们每个人谈话的主旨，师母给我们倒了茶，王老师就开始和我们谈话。我们眼光所及，常能看到桌面王老师手写的书稿、翻阅的图书，还有他看书的放大镜。我们毕业答辩的时候王老师已经八十多岁，他依然很精神，他让答辩委员会的其他老师多问问题，他本人难得地很少提问题，这和平时他对我们严厉地提问的样子形成很大的反差。王老师走的时候离百岁生日只有几个月时间，一年后我留学归来去看他，那天太阳特别好，王老师的墓静静地躺在阳光下，我们师兄弟姐妹献给王老师的那束花显得格外清明。

王锡三教授（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