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今天是2017年2月19日，看上去很平常的日子。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不特别提醒，似乎不会想起它是什么重要的日子。

但若有人轻声提醒你一句，无论是谁，心里总会悄然一动，或许还会轻叹一句，哦，原来老人家已经走了二十年了。

是的，今天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

在普通中国人的领袖记忆中，邓小平颇为独特。他留在大众影像中的形象大部分都是平静自若又自带微笑。用当下流行的“气场”理论来说，似乎邓小平有一股自带的特殊气场，平易可亲，让人想靠近。

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上，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举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的横幅穿过天安门广场。那场阅兵游行由此成为一场盛大狂欢。

那是遥远的33年前，人们居然在如此重要的场合直呼他为小平，仿佛在跟一个和蔼敬重的长辈开玩笑打招呼。

小平您好，这四个字是那个时代的隐喻，又是邓小平与中国人民内在关系的最好阐释。那就是，他让中国回到了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上，也让他的人民重新回归了日常、平常。

连他的逝世都是如此，1997年初春的中国，不同于1976年夏末的中国，也不同于1976年春天的中国，这个国家一切秩序照常。长安街同样挤满了人，八宝山同样堆满了花圈，全国各地都有自发的祭奠行动，但举国哀而不伤，人们平静凝重地送别一个伟大的老人，如同送别他们的一个至亲长辈。

你问我邓小平有多伟大，这就是伟大吧。

1997年2月24日，十多万群众自发在他灵车去八宝山经过的路途两旁送别。

邓小平遗嘱：捐献角膜，不留骨灰，撒入大海。

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我们，都还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原因很简单，今日中国的基本面仍在邓小平的路线设计下前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党和国家给邓小平历史功绩的主要定性之一。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我们就仍在广义的邓小平时代。

若以1978年为起点，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邓小平时代的开幕，整个中国，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蓝图下，蓬勃发展了三十九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主要讲一个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而他当年的那些设计目标，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四个现代化还是三步走战略，今天看来如同预言。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大国强国。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3000多亿人民币，全球十几名开外，人均GDP更是全球倒数第二。1997年，小平逝世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接近8万亿人民币，世界排名第六位。而2017年的中国已经在名义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呆了近七年，总GDP超过美国似乎都并不遥远。

1979年，邓小平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访美的领导人。当时，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10。2016年，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65%。

如果我们把中国国力变化的时间轴再拉长一点，就会看得更清晰。

1904年，当邓小平刚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古老国度正处于清末大困局，国势几乎跌到了秦统一以来的最低点。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日本人自1931年开始的入侵和不间断的国内战争使其从未真正获得过建设国家的机会。

1949年后，新生的共和国经历了不到十年欣欣向荣的建设期，便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政治动荡。

从1904年到2017年，113年的历史上，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极为夸张的陡峭曲线，前七十多年一直在底部震荡，而后四十年，则止跌回升，而回升的速度和持久度不止让中国人没想到，更让整个世界震惊。

对于亿万普通中国人来说，邓小平理论即使不懂，但邓小平金句都记得。他的“黑猫白猫论”、“小脚女人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人尽皆知，他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迄今仍被社会精英奉为圭臬，他的“改革也是革命”、“不争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论断极具政治智慧又内蕴很深。

邓小平留下无数遗产，但他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是他的设计和他的理论。到今天，你才能明白他的许多良苦用心，也到今天，尤其我们这一代，越长大，越深入社会，越了解中国，才越明白邓小平那些金句背后的真正意涵。

1982年，深圳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今天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号，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看见这标语后说：“很好，很好”，争议才得以平息。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正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

他在生前用二十年设计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框架和未来蓝图，在他走后，这个设计又让中国人民受用了二十年。他的设计还会管用多久呢？也许五十年，也许一百年，也许更久。

无论怎样，中国已经走出了1840年以来的前所未有的大困局。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之奋斗希望求得的中国。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人永远不会遗忘小平，中国再也不会倒退回去。

邓小平去世后，民间依然会不断自发地缅怀。

官方主流音乐界一直反思，类似《春天的故事》这样的传唱大江南北的主旋律歌曲为何再难出现。

也许，不是因为好音乐难以出现，而是，春天的故事这样的传奇再难发生第二次了。

《春天的故事》并不矫情。1979年的那个圈，1992年的那段著名讲话，包括歌词里的“滚滚春潮”、“浩浩风帆”、“春风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滋润了华夏故园”，在火热的1995年，这样的歌词的确只是现实的素描。

邓小平，如果他还没有逝世，他也许都无法想象自己跟一个城市，跟一个奇迹会联系得这么紧。他的一生实际只去过深圳两次，一共只有八天而已。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抵达深圳。

如果说邓小平逝世时，深圳还只是春芽初发，在他去世后20年里，深圳已经长成了参天巨树。

2016年，深圳的总GDP接近两万亿人民币，这座城市甚至已经将它对岸的老牌城市香港甩到了身后。20年前，小平准备收回香港时，深圳的GDP还不到香港的一个零头。自从1979年以来，深圳速度一直独步天下，2016年的国内一线城市经济增速排行榜上，深圳仍然睥睨天下，而且势头越来越猛。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在风中眺望对岸的香港。8年前，他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坚如磐石的意志促成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我一定要活到那一天，就算坐着轮椅，也要到香港走走”，可惜老人家终生未能如愿。

邓小平是一千多万深圳人的信仰。小平去世后，它并不是没有经历过低潮、停滞、彷徨。但在每个重要节点，深圳人都会去追溯他们的本源。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官方民间讨论，不断领悟邓小平的遗产，不断推动深圳继续改革而不是保守，继续开放而不是封闭。

邓小平守护的何止是深圳。在邓小平去世后，中国继续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中国内地大量城市调研团到广东实地考察，回去后有样学样，获得了快速发展，可以说，深圳的发展不过是中国内地发展的缩影。

怀念邓小平绕不过深圳，绕不过广东，绕不过那次南巡，那个著名的南方谈话。

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一生中或许有过无数次讲话和谈判，经历无数次重大事件，但类似这样扭转乾坤的谈话，纵观中外历史，仍然难得一见。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时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他有过无数丰功伟绩，但或许南方谈话的重要程度仍然要排在前面。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似乎又一次到了十字路口。接近90岁的邓小平不动声色，他带着全家坐上南下专列，对外称这只是一次私人旅游。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邓小平举重若轻，谈笑风生间就让历史的车轮再次快速转动起来。他再度焕发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深圳，他在植物园里一边种发财树一边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在珠海登山，他刻意不从原路返回，声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在广州，在上海，在他去到的任何地方，都一再强调，要改革，要更快一点。

1992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珠海拱北：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等到“东方风来满眼春”，又一次全国性思想解放大讨论开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已经根本上鼎定了形势。

1992年的谈话和其后两年的布局是这位老人最后的政治大动作。他巩固了改革开放的盘面，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完成这一切后，他实现了自己不贪恋权柄的诺言。他对下一代领导集体交代：“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1994年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刻意公开露面。医护人员回忆说，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但是不说话。临终前几周，医护人员还问他有什么话想说，他也只是淡淡地说：

“该说的都说过了。”

对于70、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仍然有着直观的记忆。

“邓爷爷好”。这是当时很多报道中出现过的话语。

小平，真是名如其人，人如其名。青年时期的邓希贤一心改名为小平，不知道是否包含了对自己个性的某种期许。

跟他的名字一样，邓小平个性平实干练。《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认为他有一种极为洞彻的务实精神，但他的务实里又有某种超然。他开会讲话几乎不用讲稿，并以精悍简短不废话著称。

晚年邓小平的权威非常高，但他对于个人崇拜似乎天然缺乏兴趣。他一生中确实不断表现出很多跟“平”有关的特质，平实、平和、平易，但小平之所以有一种奇特的人格魅力，或许正在于另一个与“平”有关的词语，平凡。

1988年3月25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主席台就座的邓小平点起了香烟。一位代表递上小条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看过条子后邓小平笑着把烟熄了。

邓小平是毫无争议的伟大人物，但他却保留了很多普通人的本真品质。不管他在什么样的高位，他都没有忘记政治角色之外，还有其他的人生角色。

在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里，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时期写给毛泽东、汪东兴等人的15封书信。那时候，邓小平被流放江西，在艰苦的岁月里，他给中央写信谈个人前途的比例反而不如他谈论逆境中的亲人。妻子卓琳的血压，女儿邓林的婚姻，儿子邓朴方的病情，邓小平以极为诚恳的方式请求组织给予照顾。

这也许就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却表现出很多独特人格魅力的原因之一吧。无论什么处境下，邓小平始终生活在温情里。在江西的三年，夫人卓琳每天负责扫地、擦桌、洗衣，邓小平负责相对更重一点的活，劈柴、砸煤、帮助被迫害至残的邓朴方擦身洗澡。在江西贫困的乡下，在邓小平一生最失意的时候，居然也能自得其乐。

文革时期，邓小平在江西，与亲人团聚。

在关于邓小平的大量回忆录里，还充斥着很多类似的细节。一个人在重大抉择和舞台上表现出的品质和反应，跟这些日常中的人格不能说没有关系。

他逝世后，有人曾经评价，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或许还在于，将人的很多本真与常识又带了回来。他为知识和文化正名，解放了知识分子，恢复了高考，让上千万下乡知青返回故里，又设法给他们解决就业，改变了几代中国年轻人的命运。他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温情、有秩序、有期盼的世界。做到这些，跟他的政治理念有关，也许还跟他同时也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并且享受普通人世界的情感和美好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会让人感到亲切、平易。很多小学生见到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时，画风会比较严肃，但邓小平跟孩子在一起时就会很融洽。在他的晚年，“邓爷爷好”成了一个高频媒体词汇，显示这位老人与这个国家的未来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系。在青年、大学生和社会普罗大众那里，人们都可以轻松自然、发自内心地喊“小平”。

一个伟大却平凡的人，这样的评价，我们可能用过很多次，但用在邓小平身上，你不仅会深以为然，还会这样想，平凡人的心态、普通人的情感，也许恰恰就是他如此伟大的原因吧。

二十年后，我们这群当年喊“邓爷爷”的少年都已经长大了。少年时只觉得邓小平是个可爱的老爷爷，等我们成长以后，重新体味这些年中国走过的和即将要走的路，分外怀念这位可敬的老人。隔着遥远的时空，突然很想对着大海里的老人家默默道一声：

“小平，您好。”

文：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