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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不要轻易谈拐点，中国经济还没有到拐点（附政经大腕在深圳大梅沙论坛谈中国经济发言概要）

识局 · 公众号 · 社会 · 2016-11-05 09:48

正文

文/老苞菜深圳报道

（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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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还没有到拐点，明年仍然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但是不会有大的起色。”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厉以宁在11月4日第三届深圳大梅沙论坛上这样说道。

与此同时，有着中国经济学泰斗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现场视频连线中提出： “‘有保有控’的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从年初提出来以后，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国企国资改革，央企应该退出房地产行业，不与民争利。”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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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梅沙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对的你没记错，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先生此前曾在识局平台撰稿）创办。三年来，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各个领域的数百位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对全面深化改革建言献策，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坛之一。

第三届大梅沙论坛以“创新与十三五”为主题，除了设立中国改革论坛、经济学家论坛、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等涉及改革和发展全局性、综合性的论坛外，还专门围绕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设立国企改革和发展论坛、金融创新和发展论坛、科技创新论坛、教育改革论坛等七个专题论坛，并同时举办“媒体领袖对话”和“国际智库对话”两场活动，共邀请了国内外一百五十多位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上述论坛进行广泛的交流。

当然，论坛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在现场听大佬们指点江山，为此，识局小分队在此节选部分嘉宾演讲核心内容，以飨各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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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经济学家

不要轻易谈拐点，中国经济还没有到拐点，明年不会有太大起色。

第一个问题，6.7%的经济增速不代表经济到了拐点。经济转型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所以不要轻易喊拐点，明年经济依然会稳中求进，不会有大的起伏。

第二个问题，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是因为是企业，能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样就成为创新。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信息化时代，这个观点是落后的，现在主要是创意、创新、创业，这三个连载一起。经济创新先有创意，现有创意的是无数年轻人。

信息化时代不一样。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建议对古典经济学提出改进，熊彼得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 而现在仅靠合并不会有创新，信息量的增加才能创新，创意创新创业联系在一起，未来可能不需要企业家，需要领头羊就可。 创业、创新是中国的大事，要深入下面去看看。

第三个问题，社会人和经济人，古典经济学重视经纪人，经纪人被称为理性人。理性人从经济利益考虑，成本最低，收益最高，最低价格买到最大满足，这就是经纪人的观点，所以经纪人又称为理性人，现在来看，远远不够。这个观点并不错，范围窄了。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挑战。凯恩斯提出，投资方面，人有动物本能，有冲动型，这是凯恩斯认为经纪人假设不够。范博伦认为，人的消费不是为了自己物质满足，而经济满足是为了新的炫耀性消费。

社会上，现在既有经济人和社会人。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发展，一定是企业文化搞得好，企业文化核心问题是培育认同感，同甘共苦不是一个概念，同甘是企业走上坡路，如何分配利润，必须要制度。共苦靠精神，必须精神支持它，制度是不够的。同甘、共苦是分开的，这就证明认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今后既有经济发展，经济人假设和社会假设都是不够的，需要两个一起并用，这样经济一定能够走到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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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经济学家

总的趋势是要把产业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向把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过渡。

官产学各界的有识之士，对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年来做了很多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那些现象层面的问题，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他就显得不深入，而且常常会现象有所改变，其实本质没有变，于是我们又以为他是一个新的事情，然后又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对应，这就出现一种转圈的现象。

再以最近讨论得很热烈的产业政策来说，中国是从日本引进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七十年代就开始执行一套产业政策。在他二战后的初期，和他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应该说这个产业政策表现出他很多积极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接受日本经验的时候，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的高度，所以后来就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吴敬琏还指出，其实，最近有一些提法他是与时俱进的，譬如去年10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提法，就是要“要求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这就是说国家在领导经济的各种政策，或者政府包里面，应该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的地位。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从世界范围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总的趋势是要把产业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向把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过渡，所以叫做“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要为中国探寻一条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就需要研究基本问题，把主要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密切联系实际上，去研究一些基本问题。在一个比较高的理论支撑之下，提出各种意见，形成‘接力赛’，大家在研究成果上能够‘你追我赶’，使得认识逐步深入，提出的对策也将越来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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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秉仁，原国务院体改委、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国企国资改革，央企应该退出房地产行业，不与民争利。

中央提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通过重大改革来解决当前结构性的问题，这个方向完全正确，所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也是准确的。

但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从年初提出来以后，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可以说与我们的期望相距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改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取得共识，没有形成共识。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第三，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并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现在在实际工作当中甚至出现了中央急地方不急，政府急企业不急的局面。改革的主体不着急，所以你怎么号召都没用。

要想推进供给侧改革我提出几个观点：

一个是必须形成共识，对改革要形成共识，比如产能过剩，深层次成因上必须要取得共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资源驱动，政府与企业投资激励扭曲，大量国有资本集中涌入基础性和一般竞争性领域。

第二，国企国资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必须形成共识。

国有资本分布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布局过宽过散的痼疾并没有根本转变，公共服务和产业引领等政策功能并没有有效发挥，特别是在房地产等一般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今年以来，一二线城市和个别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引起普遍地关注，这一轮上涨当中，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在本论房产价格上涨过程当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地王”重新频频出现。

国务院国资委也早就对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有过明确的要求，当时还列出名单，提出限期退出，但是直到今天，这种承诺、这种要求根本没有兑现，仍然在与民争利。

当前国有企业和国资改革当中，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出现了利用行政办法重新捏合、重组，甚至先挂牌再整合的现象。这些做法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仅难以达到强强联合的预期目标，甚至有可能把好企业拖垮。他表示， 国企“大”不一定“强”，“强”也不一定“优”，“优”也不一定非得要“大”。 国有企业改革做大做优做强各项目标间的关系应该进一步理顺。

此外，必须激活民间资本，参与供给侧改革。 实践过程当中，一些政府部门和银行仍然对民营企业抱有歧视，所以过去十多年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民间投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但是临时性、局部性优惠措施比较多，另外许多政策根本没有落到实处，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老问题并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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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厉以宁：不要轻易谈拐点，中国经济还没有到拐点（附政经大腕在深圳大梅沙论坛谈中国经济发言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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