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杂志》| 帝国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 来源： viewpoint magazine

原作者：Laleh Khalili

翻译者：胡晓雪

Viewpoint：你如何理解帝国主义？它是否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你认为哪些分析框架最适合用于理解国际层面的势力关系？

Laleh Khalili：我所理解的现代帝国主义是使世界对于资本流动（特别是由美国及其盟国的资本家所控制的资本）来说是安全的，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尽管我们听到很多关于资本没有国籍之类的话，但 我仍然认为北大西洋，特别是美国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形式，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想与之匹敌，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商业所需要的法律基础设施，贸易和会计规则，商业和投资框架，以及融资途径主要由在北大西洋建立的机构来定义。这些机构通过仲裁法庭，惩罚性财政措施和其他各种形式的霸权控制而屹立不倒。 但在最后一个例子中，美国看到其更广泛的利益——资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从未犹豫过使用武力。

我认为关于美帝国主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它对于控制领土不感兴趣，除非它需要军事基地和后勤储备基地，后者是为了对挑战其统治的威胁做出快速反应。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尤其是自2009年从伊拉克撤军以来，美国更倾向于将其力量保持隐形。为此，它在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岛等遥不可及的地方建立了基地——这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和英国的一笔狡猾交易而获得的，英国之后驱逐了其所有居民。美国还利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友好政权，将其部队驻扎在他们的基地内。这些都隐藏在安全和保密机构下，隐藏于顺从的和心怀感激的政权中。

VP：我们如何避免将帝国主义的简单化概念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混为一谈？

LK：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机制，不仅包括经济榨取和剥削结构，还包括不对称的资本积累形式、军事管制方式，以及确保世界上一些人被其他人征服或剥削的整个法律和行政机构。帝国主义还伴随着不断变化的“幌子”，后者充当前者不存在的证明，并导致其变本加厉：曾经一度打着科学种族主义的幌子，今天是则指责地方混乱，或者说是缺乏民主等诸如此类。

VP：你的物流工作如何影响了你对帝国主义的观念？我们目睹了战争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军事材料和武器跨国流动的重大转变，更不用说当代资本积累，左右两派对全球化的反应以及阶级构成和劳动斗争的相应影响之间的紧张关系。

LK：它使我深刻地意识到高压政治和政治经济领域不是帝国运作的唯一环境。将全球的各个角落都合并入资本领域十分吸引人。 通常情况下，这种合并是通过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战争而发生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特别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来，贸易和金融手段被用来将世界各个角落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控制体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同样重要的是，现在资本不仅来自伦敦或纽约或北大西洋，而且还来自新加坡和迪拜以及香港和上海。

什么仍然是帝国主义的——这一点变得很清楚——就是游戏的规则仍然由华盛顿特区和北大西洋地区来定义 。我的意思是我们考虑的因素——多边和双边条约，国际法律协议，贸易和商业规则——以及我们通常不会考虑的事情：会计标准、公司仲裁程序、购买保险的计算、版权的定义和归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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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此之外财政和武装力量仍然至关重要。 无论特朗普的当选是否预示美国开始衰落（我本人完全不相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并且仍然愿意投送武力。投资回报路径，资本和金融循环路径仍然主要指向北大西洋地区，即使我们越来越多地在这些路径中看到亚洲甚至是非洲的资本。

VP：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这些海域和贸易，探索实施商品自由流通的国际法律机构的长期建设？

LK：与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相比，国际法律机构本身涉及的帝国主义就少一些。正如印度洋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葡萄牙人到达那里之前，该地区的统治者并没有试图主张对海洋的主权。葡萄牙人开始在深海上要求商船许可证。英国人完善了“海上航道”的概念，用于主张他们对亚洲贸易的控制权，并且用于与其他欧洲大国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沿海地区的帝国主义不得已与亚丁，霍尔木兹，迪戈加西亚，非洲之角等地的各个帝国的战略立足点有牵涉时，就难以遮盖其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回应中可能最相关的部分指出，荷兰试图控制印度洋的海洋空间因而造就了国际法的横空出世，那时资本主义作为一套社会政治关系，完全出现在欧洲西北角。格劳秀斯为了回应欧洲内部的印度洋冲突而编写了《海洋自由论》，其核心论点是海洋必须是一个“自由”的贸易空间。但是，当然这个术语意味着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同意某种形式的权力平衡，在这种权力平衡中，欧洲大国可以自由使用海洋空间，以便他们能够自由地榨取亚洲资源，并在剥削印度洋人民和资源之后积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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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在研究自由贸易的殖民先例时，有人认为当代物流和自由贸易不过是过去殖民贸易的翻版，你认为这种当代自由贸易是否重塑我们对殖民主义的理解？特别是殖民主义被全球化和自由市场倡导者嘲笑是一项无利可图的事业？你们的历史研究似乎表明，殖民主义常常是代价高昂且不利于经济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制。

LK：代价当然很高，但我不确定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是否是不利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成本—效益分析的演算在殖民过程中从来不是真正的唯一因素（甚至是一个因素）。 殖民就是关于寻找新的投资剩余资本的地方，寻找替代国内枯竭或不存在资源的新自然资源，寻找新的市场等等。但它确实也是关于战略统治和政治霸权，即在海内外产生威望和权力，而且是建立在殖民化的生活，社会和经济的骨骼和废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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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你最近对欧洲和北美的海洋金融，全球保险，资源管理，法律顾问，审计师等方面的管理人员进行了一些研究。在你的论证中，这个“世界性群体”对于资本在世界不同地区（相对的）零阻力流动的可能性条件是不可或缺的。这个群体的人员在地球南北之间移动。这个世界性群体，与他们在相距甚远的地理位置之间占据的间隙地方，与国家以及市场是否构成一个可辨认的部分，一个统治阶层？更尖锐一点的说，这个管理阶层是否是世界各地的社会斗争的共同对手？

LK：我不愿意总结太多有关这个中间管理群体的问题，部分原因是他们越来越多地囊括来自世界南方（特别是印度）的技术和财务专家。在许多情况下，欧洲专家使人想起前殖民地公务员，他们发现在殖民地提供服务是一种社会流动形式。当然，我在海湾遇到的许多英国港口经理和类似人员都来自英国的工人阶级背景。另一方面，金融和保险专家—— 尤其是当他们处于较高级别时——确实形成了一个可识别的，或多或少一致的管理阶层，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在全球运动中的意识形态与功能角色以及资本的积累，他们当然在这个巨大的机器中充当有效的齿轮。

VP：从你对半国营复合体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当代帝国主义和跨国权力关系的模式，空间和代理人已经有了大规模的扩张。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半国营复合体的地位如何？

LK：半国营复合体主要是指企业和政府机构相互关联的机构，其授权和边界变得混杂或模糊。蒂姆米切尔1991年的精彩文章“国家的限制”引用了ARAMCO作为一个卓越的半官方机构。米切尔认为，ARAMCO的所有权模糊不清，因为它同时由政府和私人投资者所有；该公司注重外交政策，同时影响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国内政策，该公司在地理上和业务上也是分散的。

在安全世界中，帕兰提尔（Palantir）或黑水（Blackwater）等公司与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的关系创造了一种半官方的复合体。在这些公司中，员工往往是前军事，情报或安全官员。这些公司的职责是向美国政府机构提供辅助或代理服务。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停下来了，往往很难确定另一个人的工作从哪里开始。

这个庞大的私人和公共机构相互关联的复合体实际上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相互重叠参与安全工作，物流工作和全球监视工作。我认为实际上随时间变化的是边界标记的分布以及将事物命名为公共的或私人的，有主权或是没有主权的过程。

例如，我们看到安全公司G4S参与监控欧洲边界，承包以色列监狱工作以及其他全球安保工作。提供雇佣兵服务的黑水公司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和名称变更，然后作为“武力保护”服务而重生，为政府机构提供安全服务。黑水公司的前所有人兼首席执行官现居住在阿布扎比，并为中国和东非的私人投资者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全球范围内的私营公司，诸如DHL等公司向美国军方提供后勤服务，并可能也向其他军方提供后勤服务。美国的监狱服务部门和各个警察部门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行有着广泛的关系。反恐训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军事和警察部队都参与跨界的合作反恐和情报共享行动。

这些复合体，这些机构通常会通过有关的公司和官僚机构的日常工作变得正常化，制度化和巩固。高层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机构——特别是那些涉及安全的机构——随着时间没有太多变化，继续跨越国界运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认为奥巴马之后的时代是一个破裂的特殊时刻。总之没到那地步。

VP：最近贾斯伯博纳斯和阿尔贝托托斯卡诺在《观点杂志》和其他场所就物流，价值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国家进行了交流。有人认为，围绕这些物流阻塞点的冲突——大到港口， 小到沃尔玛配送链中的节点——要么是对资本主义的攻击，要么是对运动中价值的直接挑战。鉴于你在整个波斯湾海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工作，这两个立场听起来有说服力吗？作为物流建筑的中心要素，这些阻塞点是否可以作为重建国际团结和协调的杠杆？

LK：我喜欢托斯卡纳-博纳斯交易所，并发现他非常高效。德博拉·考恩的著作“物流致命生活”中也显示出物流不仅是关于运输货物也同样是关于牵制，突破这些牵制策略的方式——例如通过劳动动员——对于理解21世纪新兴的异议与斗争形式至关重要。也就是说，特别是在海湾地区，显而易见的是，一种有效挑战运动中价值的动员的可能性仍然取决于动员工人的老派结构，在没有工会或更公平的劳动法情况下，这些工人在抗议后抗拒驱逐的基本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全球协调可以为全球团结一致提供途径（例如，通过拒绝卸载以色列船只的奥克兰码头工作人员，或者通过罢工的南非码头工人来支援进行斗争的欧洲码头工人）。同时，经济管理技术的不断创新不仅有助于资本积累过程，还有助于规模化：远离城市的港口、地面和船上自动化、方便旗;在船上的工作合同分为两部分，船员和官员之间的工资和休假存在巨大差异等等。这构成了一个循环：新形式的工作带来新形式的抗议，带来新形式的牵制，带来新形式的动员，带来新形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