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图:北京市民游行,庆祝“一战”胜利
启风/文
按:明天是“一战”停战百年的纪念日。1918年11月11日,德、法两国签署《贡比涅停战协定》,标志着“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同盟国失败而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也随之成为战胜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8 月,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新生的共和国面对这场空前的大战,一时间手足无措。袁世凯醉心称帝,维持着名不符实的“局外中立”;黎元洪、段祺瑞为参战问题上演了“府院之争”,以至引来张勋复辟。
国内政争之外,伴随着列强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弱国,中国自己的判断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见风使舵”。
中国欲中立而不得
当年“一战”被称为“欧战”,即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但没人真的以为,这场战争与中国无关。战争之初,就有人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机遇。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建议袁世凯:
“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与和议中取得地位,与国家前途,深有裨補。”
或许是梁士诒的话起了作用,袁世凯私下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愿意出兵帮助英国占领青岛。谁知朱尔典毫不领情,反劝袁总统“保持冷静”。朱尔典的这个表态,后来被莫理循称为“老糊涂”之举。莫理循不知道的是,战争初期,英国并不想把战场开到中国来。
图:曾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
袁世凯没有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高挂“中立”免战牌。于中国而言,也确有中立的必要。中国境内有英国的香港、威海卫,德国的胶州湾,法国的广州湾,若各国将战火扩大至欧洲之外,以上地区势必化为战场。所以袁世凯颁布《局外中立条规》,对于违反规定者,
“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并约束扣留至战事完毕时为止。”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想要“局外中立”,日本却先借英日同盟,在胶州湾与德国开战,又占领了并无德国驻军的潍县车站、济南车站等地。日本声称,
“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将被认为是援助日本的敌人, 中国必须为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中国的中立政策才一实行,就几乎破产。
日本野心暴露后,越来越多的人和梁士诒想到了一起。1915 年5 月,陆徵祥代表中国政府签下“二十一条”。他自言:
“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徵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
袁世凯问陆徵祥有什么补救办法,他回答:“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
追随美国对德断交
中国参战的好处显而易见,所有反对者,不管是日本、孙中山,还是黎元洪,都可谓“各怀鬼胎”。日本不愿中国参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防止陆徵祥期盼的情况出现,使日本在战后把已经吞下的肥肉吐出来。
为能长期继承德国在华权益,日本不顾协约国列强期望中国协助的意愿(英、法、俄因战争招募大量青壮年从军,导致劳动力短缺,亟须华工)在1915 年和1916 年两次阻挠中国参战。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17 年1 月的最后一天,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对一切开往英国的船只,无论敌国、中立国,还是军舰、商船,一概击沉!
美国随即决定对德断交,并通知其他中立国,希望能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
在袁世凯死后,新的中国政府由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领衔。黎总统是首义元勋,一度坐镇湖北,后来被袁世凯“调虎离山”,到北京做了位高无权的花瓶;段总理是北洋系统里排第二的实权人物,并在老大死后,自命为北洋领袖。
一个不甘心做“橡皮图章”,一个则要大权独揽。两个人的权力之争最后集中表现在了参战问题上。以前说黎、段分别是美国、日本的走狗,他们之间的“府院之争”实质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相互角逐的反映”,纯属无稽之谈。
图:传统上,教科书称军阀们都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支持
美国驻华公使芮施恩首先向黎元洪传达了本国政府的意见,后者对协约国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否获胜深表怀疑,只是回答“我们必须予以仔细考虑”。与之相反,段祺瑞被芮恩施说服,倾向于追随美国。好在争议不大,北洋政府很快发出了对德国“潜艇作战之新计划”的抗议。
中国还向德国表示,若抗议无效,“势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德国当然不会将中立国的抗议当真。2月17 日,一艘法国邮船在地中海被德国击沉,543 名华工遇难;十天后在一艘被击沉的英国船上,又有43 名华人水手死亡。事已至此,中国别无选择,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同意对德绝交。
总统、总理的参战之争
按理说,抗议、绝交后,宣战是顺理成章的。且如曹汝霖所说,“绝交而不参战,将来在协约国方面,我仍得不到好处。”这道理显而易见,中国却为此争论了几个月。
段祺瑞很早就主张对德宣战,他知道,
“日本既已加入, 我若不参加, 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 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 中国将成局外之人, 而我国参加, 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 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除了争取国际地位外,段祺瑞还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借此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
曹汝霖、段祺瑞敢于押宝给协约国,是相信一旦美国参战,则英、美一方必胜。黎元洪在中国发表对德抗议后,还是表现得忧心忡忡,判断德国只要再用四个月时间,就能占领英国。因此黎元洪声称,加入协约国后,中国商民负担必然加重,而协约国承诺的好处却未必能兑现。这就使上海、武汉等地的商会紧张不已,发表通电,反对中国参战。
在接受《京报》采访时,黎元洪也宣称,参战问题
“当由中国国民决之,非可由中央政府当局或公私之顾问等决之也”。
在共和国框架下,能代表国民的,自然是国会。很显然,黎元洪并不是从心里反对参战,只是不愿见段祺瑞因参战而提升威望罢了。
国会中的那些议员,绝对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凭他们的见识水平,当然知道对德宣战于中国有益。所以国会中的反对者,反对的初衷并不是于国有利与否,而是党见。原来的国民党激进派议员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南方革命党一边。
南方的护法政府反对参战。1917年3 月,孙中山致电英国首相,表示:“余觉中国破弃中立,良足自招祸乱”。实际上,他们害怕的是北洋政府借此获得西方援助,而对南方发动统一战争。孙中山特意将邹鲁召到上海,向其当面解释反对参战的理由,让他回到北京,统一原国民党议员的立场。
中国成为协约国一员
黎、段围绕参战问题展开的“府院之争”,夹杂着南北恩怨,演变到最后,段祺瑞挟督军团压迫总统,黎元洪一怒之下免去段的总理职务,招张勋进京“调停”。
下面发生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张勋请出废帝溥仪,坐了12 天的龙庭,即被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引来“共和中断”大祸的黎元洪宣布辞职,副总统冯国璋成为“代理总统”。段祺瑞则因“再造共和”,复任总理。
图:张勋拥立溥仪复辟后,北京城内一度又挂起龙旗
反对参战的领袖倒台了,北洋政府终于在1917 年8 月14 日,宣布“与德奥两国同时进入战争之状态”,以前与两国所签条约一律废止。英王乔治五世给冯国璋发来电报:
“中国终于能在您的领导下,和其他国家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同盟国所奉行的侵略政策。”
作为中国参战的回报,协约国还同意:庚子赔款暂缓五年偿还,德奥赔款永远撤销;中国增加5% 关税;天津周围20 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战争还未结束,中国尚未参加战后和会,就已经获得了这些权益,可见梁士诒、顾维钧、段祺瑞等人参战主张的正确性。
需要说明的是,原先一直反对中国参战的日本,此时转而支持,当然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日本之外的欧洲协约国,因战争原因,国内青壮年劳动力普遍不足,亟须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为了让日本不再阻挠,协约国向日本承诺:英、法、俄、意战后在山东特权与德属太平洋岛屿问题上,支持日本立场。这样一来,日本就保住了战时所获权益。
随后,日美签署所谓《兰辛—石井协定》,日本同意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而美国也默许了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
被遮蔽的外交胜利
中国没有出兵欧洲,但参加一战也不是打酱油。宣战以前,北洋政府即采取“明守中立,暗事参加”的“以工代兵”办法,派遣华工出国。“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共招募华工30 万人,让他们从事建筑、修路等体力工作。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工被违约送上战场,在战火中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沙俄甚至将华工“编为军队,作前线冲锋之用”。战争期间,有约5 万华工死亡。除华工出国,中国还参与了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