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 怎般挣扎，才能不被族群大众所淹没

 图 | CFP

我的人生，还要替弟弟活

Ron的弟弟所患的自闭症，又称孤独症、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发育障碍疾病。

父亲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照顾患病的儿子，但由于知识不足，加上视之为羞耻的回避态度，使弟弟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巧合而合理的是，Ron 在采访中透露自己从小就有 ADHD 的倾向，经常走神，做事丢三落四。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另一种常见儿童心理行为障碍，且有研究统计，大约 2/3 的 ADHD 存在 ASD 的特征。由于一直在寄宿学校就读，表面上Ron并没有太受影响。直到在香港念书期间看了比较正规的精神科，才得以确诊。现在两三个月去医院复诊一次，服药五六年来改善很大，专注地做完一件事已不成问题。

在香港念完本科后，Ron考入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尽管可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相似的先天障碍基因，他脚下的路却与弟弟完全不同。这是他的幸运，但也使他对没那么幸运的弟弟，有了某种“义务”。

在弟弟的身份下，Ron帮弟弟打理一切需要本人出面的事务。他想要拒绝，但生于潮汕，对亲缘关系根深蒂固的情结，却又让他无从拒绝。

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不同态度亦让他一度心态失衡。他曾对弟弟同情又嫉妒，但如今更多的，则是内疚。

●    ●    ● 

讲述者：Rondoudou，生于广东潮汕。

较易分心；宜人性中等；共情一般；开放性较高；尽责性较高

我父母都是广东人，在我还没出生前就离婚了。离婚时我爸都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妈也没和他说。她说我爸在国外做生意，后来，我隐约从亲戚那里才知道他们是离婚了。

我爸离婚后没几年，就又有了一个儿子，我妈知道后很生气，抱着比拼的心态，一直对我学业要求很严。讽刺的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患有自闭症。以前的人哪里懂这些，在他们眼里，自闭症就是弱智。我爸对这件事很忌讳，大概是潮汕人大多迷信因果报应，他觉得儿女有问题是因为父母缺德，所以就一直想方设法地瞒着。

到我小学快毕业时，我妈从别处打听到此事，还开心了很久。当时我爸经济状况比较好，我很快要升初中需要经常补习，所以我妈决定带我去找我爸。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店，我妈送我到大堂，告诉房号让我自己上去，我就这样和他见了面。之后陆陆续续又见了几次，但为从没有一起生活过，关系始终很拘谨，每次见面都非常尴尬，互相沉默低头吃饭。后来大概一年固定见三到四次，都约在餐厅，他给我学费和生活费。

我们几乎不聊以前的事，我曾经偶然问过为什么离婚，他说过去不想再提，小孩子也没必要知道上一辈的恩怨。其实我也并没有特别想知道，更没怪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毕竟离婚在我们这一代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有一个人，一直让我感情复杂——我同父异母，患有自闭症的弟弟。

我爸对弟弟是自闭症的事很忌讳，我们从不主动提起这个话题。直到我读大学后，那时弟弟也进入了青春期，开始越来越暴躁。我建议带他去香港看医生，这才发现他是自闭症。但那时已经太晚，很难再培养起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他上过一段时间残障学校，但我爸发现里面护工有虐待的行为，又把他接回来。之后请了两个保姆照顾他，他就每天在家看电视打游戏。

我爸曾经旁敲侧击问过我，如果以后他老了我会不会照顾这个弟弟。当时我没说话，心里当然是不愿意。但我们潮汕人对亲缘关系看得很重，我仍答应尽可能地帮他做一些事，这似乎是我的义务。虽然同父异母，但我们长得非常相像。我爸把他的档案送到一个民办高中，平时他并不去上课，到期末我就去替他考试，包括一些证件和资料也是我代他去办。

如果只看档案，我弟弟就像个正常人，但其实代替他的都是我。时间久了，我甚至有种活在他身份下的错觉。我们没有过什么接触，只一起吃过几次饭。他从来不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和自闭症沟通。

事实上，我也不太愿意，对于这个弟弟，我心理上一直有抗拒。

●    ●    ●

我快毕业的那年，我爸弄了个信托，受益人是我弟弟，一直是我在打理。后来，又帮弟弟弄了香港的永久居留，当然所有手续也都是我来办。

虽然不太愿意做这些，但我从没有拒绝过，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曾经有亲戚问过我对这个弟弟是怎么感受，我没有说话。一方面我很同情他，毕竟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相反正是因为父辈的愚昧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其实自闭症儿童只要小时候接受正确的治疗和培养，完全可以做到日常自理，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妒忌他，甚至一度很讨厌他。明明我才是那个正常的小孩，但我爸却好像更关心他，这些年为他安排了那么多事。而我生日他从没给我发过祝福，我考上大学发短信给他，他只回复三个字，“知道了”。甚至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后跟他说，也就是这三个字。

弟弟在家什么事都不用干，就可以得到关心和照顾。偶尔生活实在太累，我也会冒出和他交换生活的念头。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挺羡慕他的，起码从没为学业和工作担忧过。

我经常想，这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因果平衡。我们有同一个父亲，但在智力上却展现出完全相反的特质。而做一个正常人要承受各种日常生活的压力，身为一个自闭症小孩却能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弟那么幸运。现实中的更多自闭症患儿，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过着悲惨的生活。

但同时，我也能想象到普通家庭照顾自闭症患儿是多么辛苦。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看到新闻上父母抛弃自闭症儿童，虽然我知道这样很不道德，但却不忍心轻易地出言谴责他们。

记得我的大学教授曾经说过，在无风无浪的环境里，每个人都会支持各种大爱的理念。唯有在现实中，当要为这些理念付出代价时，才是对个人的真正考验。我经常有种很内疚的感觉，觉得自己没有经受住考验。反而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我爸，在这件事上远比我更坚持。

每个家庭都一定要有儿子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开明的家庭环境，让杏免于成为重男轻女的直接当事人。然而，姥姥去世不见母亲姓名的花圈，抖落着恐怖气味的“绝户”，新闻里数见不鲜的彩礼刑事案，已足够让她见识那片土地性别不公的可怖，继而做出自救逃离的决定。

那列连接了家乡和北京的火车，隔断了家乡的压抑与落后，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而那些频频从不幸婚姻中出逃，又被屡屡捉回的女性；未及成年便被安排婚嫁，以便为哥哥提供彩礼钱的女孩，她们的出口，又在哪里？

●    ●    ● 

讲述者：杏仁猫，生于山东聊城。

较易焦虑；开放性较高；抗压最强；比较内向；适度刺激

我姥姥去世时，一个记录着全家族男性名字，包括刚出生不久的男婴名字的大花圈，醒目地挂在灵堂最中央。但她的亲生女儿，在她临终前辛苦照料的我母亲，最终也没机会把名字写到集体祭奠的花圈上。我这个外孙女更是外人中的外人，只在鞋上塞了一块白布，不可以和舅舅家的子女一样穿上孝衣。

 “绝户”这个词你们听说过吗？念出来就像一个诅咒。如果一个来自山东聊城的家庭，被用这个词形容，就是说这家人下一代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女儿是进不了族谱的，于是这家人就在家族名单里断档消失了，这就“绝户”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出生，但聊城人有的是办法。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那边，三代人大家族里，并没有一个家庭“绝户”。约一半家庭是独生子，另一半家庭，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为什么第二胎都是弟弟，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就是一个有弟弟的姐姐。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我妈精确计划着在过年的时间生产，弟弟刚出生就被抱到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两年之后才回家。父母按照我的出生日期登记弟弟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们真的是双胞胎。

漫长的成长中，我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因性别被区别对待。但从出生就被迫和父母分离的弟弟，有远比我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斤斤计较着父母分给我俩的零食数量，先给谁洗澡，先哄谁睡觉，把这些视作“偏爱”的证据，然后在每一个感觉不公平的时候放声大哭。

在我家这种父母皆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重男轻女大概已失去了实践上的可行性，但“一定要有儿子”的社会规则，还是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观念里。

●    ●    ●

除了一定要有儿子，还一定要给儿子娶个媳妇。在聊城，留给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城市的同龄人都立志考公务员，进医院学校获得事业编制。很多这样的职位月收入一千多，却需要家长拿十几万去买。

但在家长眼中，这笔钱一定要花——因为稳定的工作可以提高子女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工作，结婚，生子，是人的头等大事，每一项都值得花大价钱去完成。

在这里，婚姻是双方家长进行的一次交易。

聊城一直有结婚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风俗。对彩礼数字非常讲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紫色的五块，加一千张红色的一百，再加一百张绿色五十的，总共十五万五千块钱），“三斤三两”（用秤称出三斤三两百元大钞，约合人民币十三万六千元），“三万一千八，婆家娘家一起发”这几种。

除了彩礼，还要给儿子准备婚房。对城市家庭来说，婚房加彩礼还不至于太为难。而对县里和农村家庭来说，一次结婚足以让男方家庭倾家荡产。在农村，彩礼通常直接落到女方父母手中。如果是姐姐出嫁，那彩礼就是她弟弟娶媳妇的本金。

当然，农村出身本身就是减分项，加上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农村男孩对娶媳妇的要求被简化为“是个女的就可以”。很多男孩在外打工，父母在家花了十几二十万，终于给儿子娶到，或者说，是买到一个媳妇。

在聊城，很多恶性刑事案件也跟彩礼有关。比如骗婚诈取彩礼钱，婚后感情不和因退还彩礼的事酿成血案等等。

一小伙家里条件很差，父母倾家荡产，还动用母亲出车祸得到的赔偿款，好不容易凑够了二十万彩礼钱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可结婚后媳妇跑了。小伙迁怒于岳父岳母，将他们一个捅死，一个捅伤。

当然，这些新闻也没有引起过特别大的波澜。不过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聊聊就过去了。

我却始终无法把这些事当成日常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波澜不惊地重复这样的生活，才是这片土地对人们最大的诅咒。我为这一切感到愤怒和委屈。

我所知道想要逃离的，还有很多人。所有侥幸躲过生育筛查，又躲过了在婚姻中被交易的命运，或者从不幸婚姻中半路出逃的女性，都不愿意再回到这个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很多农村姑娘都去了城里打工，做一些零售行业，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只要基本生活能够保障，她们就会努力通过自由恋爱，把自己留在城里。

我现在在北京，无法预测自己明年的生活状态，和很多“不正常”的人厮混在一起，总是被人类的多样性刷新认知。北京放大了每个人与众不同的那部分。在我看来，不断被推高的房价中，也包含了尊严和自由的价值。

直到大厦崩塌

古的故事，是一部关于钱的冲突史，也是一幅东北衰退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国企工厂曾是古全家的依靠。衣食住行、工作教育，工厂照管了他们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在体制的裹挟下，失去戒备和上进心，以及对生活的控制力。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古的家人们陆续失去工作。无力还手的他们，任由下岗、拆迁、以及之后的股灾，将自己拖进幽深的时代漩涡。

没有谁能彻底摆脱环境与时代的刻印，这甚至像是一种霸权。

刚刚毕业后的古，也在惯性下选择了国企。工作六年后，他离开了体制。那份工作给了他体面的收入，满意的工作环境，他甚至有很大几率获得单位的福利分房。可这一切看似按部就班的稳定生活，总让他觉得失控。就像曾经包办一切的电厂突然凋敝，一套房子使得熟悉的家人变得陌生。和体制有关的一切都不能让他感到安全。

摆脱了生发于家庭经济背景的自卑，他将从前的故事桩桩件件倒出来，一如他那连做梦都在控诉不满的母亲。

●    ●    ● 

讲述者：古，生于黑龙江佳木斯。

较易焦虑；开放性中等；宜人性较高；适度刺激；尽责性较高

那一年，我的初恋遭到女友母亲极力反对，这就发生在女友去过我家之后。

我知道，家里的每一样摆设，都写满了来自上个世纪的寒酸，这让她心生恐惧。“我同事的女儿谈对象，人家给她买了一件几万块的貂，给她妈也买了一件。”这是她妈的原话。女友跟我分手时，我甩给她一句，“我会让你妈后悔的。”

愤怒过后，我也理解她母亲的担忧，这是她基于人生经验的判断。

东北人不相信穷鬼翻身的故事，也没有卧薪尝胆的魄力。人的命运，往往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已经被注定。而这份工作会把人带向何处，完全不取决于个人努力，而是单位效益，以及时代走向。

黑龙江佳木斯是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富裕人家，是佳木斯发电厂的双职工家庭。佳木斯电厂前身是伪满洲电力株式会社，1949年之后数次扩建，成为东北最大的国企之一，员工规模数千人。有次电厂发年终奖，每个员工领了两千块钱，警察通勤车来了好几辆，开道护送职工下班。那才是九十年代中期，我至今印象深刻。

小学，中学，商店，文化宫，电影院，卫生所……厂子照管了员工生活的一切。我爷爷是发电厂的老员工，在锅炉房工作。我家住在电厂分给爷爷的家属院其中一间。我小学和初中，上的都是发电子弟学校。 

我从小在电厂厂区长大，但爸妈并不是电厂职工。我爷爷为了让二叔“不变成街上的盲流”，主动离退，让他接了自己的班。我爸学习成绩好，高中毕业后，赶上上山下乡，家里不想让他去，藏了他的户口本，他没报成名，他的同学下乡回来后都进了电厂。我爸只好自谋出路，去了规模大概300人的汽车修配厂。我妈在发电厂下面的制氧厂，是发电厂大集体之外的“小集体”，虽然名义上属于电厂，但收入和发电厂员工差别很大。

1993年，我上三年级。我妈工资每月 300 块，我爸厂子效益不好，工资比我妈还少。那时我爸抱怨家里天天吃炒豆芽，我妈呛他说，“你一个月就给家里 150，还要给你买条20的烟，你还想吃什么？”

我没觉得吃豆芽有什么不好。长期物质匮乏，让年幼的我学会了等待和忍耐。

跟家人一起出门，我从来不主动要吃的，这一点像极了我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个信条由姥姥传给我妈，又被我继承下来。我们努力地想要成为那个最听话、表现最好的，然后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我一直是电厂子弟小学最出色的学生，总是毫无悬念地考年级第一。小学一放学，同学们就跑出去疯玩，然后掐准时间，组团去我家抄作业。初中时，我妈还作为家长代表，在全校师生面前分享教育经验。我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好消息。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工厂倒闭接连不断，我的亲戚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回了家。木材厂，纺织厂，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都无力继续维持运转。我舅妈在的木材厂，为了继续运作，动员员工集资，每人交三千块，交了可以继续上班。她没有交钱，回了家。

我妈在的制氧厂也黄了。

我妈和她的同事们转岗去电厂扫灰，也就是清洁工。每天四五点钟起来，在别人上班前把工作做完。晚上还要再去一次。直到2007年退休，我妈一直在电厂扫灰，工资一千块出头。

97年左右，我爸第一次不上班了。厂没倒闭，他不算下岗，但厂里没钱发工资，于是让他们都回家。一年后，他重回厂里工作，代表工厂做甲方，全国各地考察设备。这是我记忆中，家里唯一经济宽裕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我爸把这一年他走遍全国的经历说了又说。因为没过多久，厂子还是黄了，几百万卖给了个人，成了私企。我爸和很多员工一样，被一次性买断接近三十年的工龄，拿到一万块。

九十年代末，伴随着整个东北工业的颓势，我家也堕入城市底层。

我目睹了这个过程持续数年，没有看到父母有任何挣扎，这让我莫名其妙地心情平静，好像在时代洪流中顺水而下，而这条河看不到尽头。

不再工作后，我爸在家开过麻将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伴着麻将碰撞的声音入睡。爷爷退休后，也痴迷麻将，把不多的退休金在牌桌上输去大半。而我姑姑和叔叔都以为，爷爷的退休金都用来贴补我家了。

成夜成夜地打麻将，喝酒，喝醉了骂街打架，所有回了家的人都变得不知所措，不知怎样打发这种未被安排的生活。

我一个舅舅，下岗后整天喝酒，没多久就瘫痪了。我爸也得过两次脑梗，常年高血压。但他看起来还是满不在乎，一边吃药，一边继续和朋友们狂吃痛饮，我也劝不住。

他们尽力挥霍着自己生命的样子，就像没有明天一样。

●    ●    ●

2000年，我考进了市里最好的高中，这个高中汇聚了全城的学霸和有钱人。这是些穿着上千块阿迪跑鞋的年轻人，而在之前十几年中，我甚至没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仿佛一夜之间，我看到了一个城市里贫富差异被拉大的样子，也更清楚地看清了自己家境的窘迫。我害怕跟同学出去玩，那种没带够钱的焦虑一直伴随着我。

我考上高中的同一年，电厂平房拆迁了。我家跟爷爷住的房子加起来，可以分个一百多平的大三居。但我大姑说，以后爷爷不跟我们住了，让我家分一个两居室，我爷爷分一个一居室。我妈说，他们让爷爷单独住，是为了以后她来分这个房子。

在经济捉襟见肘的年代，这套楼房成了改变生活状态的唯一指望。我没预想到，它既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也改变了我妈的精神状态。

当时拆迁房650一平，90平米将近6万块，我家拿不出这笔钱。我妈去找爷爷，跟他说，之前你给过二叔多少，也给我们拿多少。爷爷不承认给过二叔钱，就也没给我们钱。我家从我姥姥那边，拿了她多年积攒下的3万块，东拼西凑把这房买下了。

因为房子的事，家里氛围变得很紧张。往年爷爷这边，是一大家子一起过元旦。那年，我大姑问我爸，今年元旦怎么过，我爸说，来家里过吧。他没意识到，现在我家跟爷爷已经分开住了。元旦早上，我爸妈买菜做菜忙了一上午，结果家里一直没来人。我爸给二叔打了个电话，他们说，在我爷爷一居室那边，已经吃完饭了。

我妈本来心里就窝火，这下脾气立刻上来了，跟我爸对骂。争执中，我妈挨了打。她特委屈，跑去爷爷那里，对着一屋子的人大骂。我爸知道后，把我姥姥叫去我家，指着老太太就骂。意思是你骂我爸，我也骂你妈。

从那次爆发开始，我们过年就不在一起了。我和我爸去爷爷那边，我妈一个人去姥姥家。直到爷爷去世，关系也没有缓和。她不愿意在过节时跟爷爷这边强颜欢笑，只在自己心里，一次次演练跟我大姑理论的样子，但再也没得到机会当面解释过。我妈满心委屈，觉得没有从爷爷这边得到任何经济支持，还被当做挑起家庭矛盾的人。

这渐渐变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结。她反复跟我讲述自己的委屈，甚至梦里也在争吵。随着时间推移，她心情越来越苦闷，无法从看电视，出去逛街等娱乐生活中获得乐趣。她唯一能够专注投入的，就是炒股。她对金钱极度敏感焦灼，只有不断变化的数字，能刺激她接近麻木的神经。

2008年全民炒股，我家把全部积蓄都投进了股市，损失了几万块钱，本钱几近腰斩。中间有一次，我爸在 QQ 上告诉我，我们家之前亏的钱都回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次之后，投进去股本变大了，虽然有短暂的盈利，但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亏损已成定局，一茬韭菜全被割了。

股灾之后，爸妈尝试过各种打工。我爸被二叔安排去电厂一个宾馆打更，也就是做夜间保安。干了两三年后，又去医院血站打更，春节期间也不休班。我妈给人刷过餐具，从早刷到晚，也去过干洗店。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没有拿到每月超过一千块。

我依然是家里唯一的好消息。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又被保送研究生，在我亲戚同辈中是唯一一个。毕业后，我进了一个在北京的航天部门研究所。家里亲戚们知道后都问我妈，找这个工作，你们花了多少钱？

在我家那边，已经没什么不花钱就能解决的稳定工作了。只有发电厂的烟囱还在冒烟，而周围的几个大国企，除了留下几幢家属院和破旧的厂房围墙，都已不见踪迹。当年进了不同工厂的父辈们，谁又比谁的能力差呢？不过是被命运摆布罢了。

我在北京央企呆到第六个年头，收入随着单位效益变好，翻了数倍。这是少数还可以单位分房的企业，按照资历，我只需再等一两年，就可以在单位附近获得只有市场价几分之一的房子。同事们大都住在附近，我常在食堂里看到已经退休的老员工。微信群里，看大家讨论着即将修建的重点小学分校，我突然感到窒息：我会在这里过一辈子吗？

我的工作是设计卫星上口径一米的相机。我想象有天离开这个体制，却发现连自己可以再做什么都不知道。互联网创业热火朝天，热钱在各种风口上来回翻滚，而这个地方，一切安排都看起来是一个政治任务。如果埋头工作，一切看起来紧张有序，进程清晰。只是这种稳定感，就像是体制在整个单位上空罩了一层结界。

可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稳定的结界，于是我终于硬着头皮冲了出去。我跑到一个创业的小公司，想要寻找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个人价值。

跟家里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父母恐慌极了，觉得我要剥夺他们在家乡亲友面前唯一的荣耀，他们想要来北京阻止我。我说，体制一度给过我安全感，但他收回时，更是十倍残忍。我没法预知未来，但我想至少做一个挣扎过的人。

●    ●    ● 

活动：

各色DNA 为人间的读者送上见面礼一份：价值 799 的 基因检测包一个。送给本文留言获得点赞数最高的朋友。

本文首发于各色DNA（ID：gesedna）,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email protected]，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回复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

祭毒 | 窥探 | 南航 | 津爆 | 工厂 | 体制 | 马场的暗夜

抢尸 | 形婚 | 鬼妻 | 外孙 | 诺奖 | 子宫 | 飞不起来了

荷塘 | 声音 | 女神 | 农民 | 非洲 | 何黛 | 切尔诺贝利

毕节 | 反诗 | 木匠 | 微商 | 告别 | 弟弟 | 最后的游牧

行脚僧 | 北京地铁 | 高山下的花环 | “下只角”的哀怨

华莱士 | 创业领袖 | 天台上的冷风 | 中国站街女之死

褚时健 | 十年浩劫 | 张海超托孤 | 我怀中的安乐死

林徽因 | 口水军团 | 北京零点后 | 卖内衣的小镇翻译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了解检测包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