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中文互联网上，长期流传着“池步洲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神话。
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这样的：
“1941年12月3日，中国谍报人员池步洲破译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内容包括：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等。池步洲判断这是日美开战先兆，并估计开战时间在星期天，地点在珍珠港。蒋介石震惊，立刻向美方通报，但未获重视。4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
这种描述，是一种与事实存在偏差的神化。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多个旨在破译日方情报的机构，包括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交通部电政司电检所、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等。
1940年，蒋介石将这些机构合并为“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研究室有工作人员500多名，多数为报务员，掌握破译技术的专家极少，池步洲是其中之一。
据池步洲回忆，他们在1941年10月，从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文中发现了“奇特的内容”。这些奇特内容包括
：
“日本外务省突然电令西南太平洋各地……所有日本使领馆，除留下最简单的密码本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烧毁；并颁布许多隐语代号，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 ‘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以上各隐语，只凭记忆，与原文或有出入)，尚有其他几十个隐语代号，实在无法追忆。唯有‘女儿回娘家’表示‘撤侨’和‘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等二者，因印象特别深，至今仍记得清晰无误。外务省电令中还明白规定这些隐语代号在必要时都将由无线电广播电台播放，要求各使领馆随时注意收听。”
“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亦称火奴鲁山)总领事馆之间往来密电报突然比前增多，而且内容也起了很大变化。……5月份以后，竟有军事情报杂于其间，特别是完全关于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情报，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兴趣。……类似上举几份（与珍珠港有关的）来往密电报，从1941年5月至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事件止，有六七十份。”②
池还称，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五天，他们破译成功了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全权大事野村吉三郎的密电，其中有“(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行动”的内容。
池说，自己破译了这份密电后，“立即送交当时组长霍实子”，霍判断“日本已经决定对美快要发动战争了”，池则在旁边插话称“日期可能就是这个星期天”，所谓“这个星期天”，指的是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是12月7日）。
图：池步洲夫妇
霍实子对这份密电也留下了一段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珍珠港事件的前五天，译出日本东京外务省发致美国华盛顿日本野村大使的急电，内容大意是：‘饬令日本驻美的各使领馆，立刻销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本普通电码备用。’从这里就测知日军要准备发动对美国的战争了。当时，我就在译文后写上了研译者的按语查八一三事变前夕，日寇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的各领事馆发出密电，饬令销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子，这就是日寇决定要发动对我国全面侵略战争的预兆。现在，日本外务省又同样电令驻美的使领馆销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本普通密码，可以肯定日寇是要发动对英美的战争了我亲自拿了这份刚研译出来的密电码情报，飞跑地送到办公室，交给了毛庆祥。毛阅后也马上亲自拿了这份电报送到蒋介石的手里。事后，毛庆祥对我说，蒋介石立即把这电报内容通知了驻在重庆的美方负责官员。”③
池步洲说自己当时对霍提出过个人判断——“日期可能就是这个星期天”，霍的回忆中没有这个情节。其他内容基本相同。
以上，是“池步洲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之说的核心史料。
据此，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美国当局狂妄自大，不重视来自中国的情报分享，忽略了池步洲所破译的密电，这才导致珍珠港被袭，损失惨重。
另一种认为，罗斯福事前掌握了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已得知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他按兵不动，是因为美国的反战派力量强大，拒绝同日本开战，牺牲珍珠港，有助于罗斯福对日开战的主张获得通过。
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图：珍珠港事件中，燃烧的西弗吉尼亚号
事实上，池步洲所破译的情报，美方同样掌握。
美军密码破译机构“黑室”，早在1936年就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A 型密码，随后又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1940年，日本外务省的B型密码也被破译。同时，美军的侦听站遍布夏威夷、关岛和美国西海岸。④
简言之，日本外务省的密电，没有什么是美军不知道的。
比如，1941年7月19日，“美国破译日本驻广东总领事于14日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得知日本将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进占新加坡，以空军和海军‘坚决粉碎英美的军事力量’。这份情报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和英国、荷兰等国冻结日本资产。”同样，“美国政府事实上完全知道东京给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指示及他从大使馆发回的报告”。⑤
问题不在于情报破译，而在于情报分析。
当时，白宫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有关日本的情报。包括日本外务省同驻美外交人员的联络电报、日本驻檀香山领事发回国内的密电、监视日本军舰动向的信息，以及美国外交官从东京发回的消息。⑥
这些情报亦真亦假，甚至相互矛盾，其中既有关于珍珠港的，也有关于菲律宾、关岛、巴拿马的——有关菲律宾的最多，涉及珍珠港的最少。
负责搜集、处理情报的部门同样众多，有陆海军的情报署、联邦调查局、海岸警卫队、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驻日本使馆，及其他秘密情报机构。
这些机构互不统属，很少合作。无法将众多片面、破碎的情报，整合为可供美国决策者参考的有效信息。⑦
美国情报专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对以上情况进行过多年研究，并于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警告与决策》一书。她在谈及美国情报部门在珍珠港事件中的表现时，曾说：
“事后看迹象总是清楚的。……
我们现在能看出它当时预示着什么样的灾难，因为灾难已经发生，但在事发之前迹象总是模糊不清，有各种互相矛盾的理解……总之，我们未能预见到珍珠港事件，不是因为缺乏有关资料，而是因为无关资料太多了。”
⑧
此外，这些情报机构还存在一个短板。虽然他们在破译密电的数量上颇有建树，但从密电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却严重不足。通过“魔术”系统，美国能破译日本95%以上的外交电报，但由于懂日语的密码专家不足，他们并不能对已破译的密电进行很好的分析，不免遗漏重要信息。
而且，至迟到1941年5月，日本已经发现了美国能破译其外交部密码的事实。此后，日本即不再用这一密码传递机密信息，美国失去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来源。⑨
下面依据史料略作梳理，来看一看关于珍珠港事件，美国人事先都知道些什么。
从1941的1月到12月，美国各情报机构不断获得有关珍珠港的信息，但都被淹没在其他情报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比如，1941年1月7日，山本五十六给海军大臣去信，初步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计划。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通过秘密渠道，获知这个情报后，很快上报国务院。国务卿赫尔又立刻转给海军部和陆军部，但
海军情报署直接将其标注为“又一个谣言”。
不过，与此同时，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Husband Edward Kimmel）却判断，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用潜艇或飞机，或两者兼用）是有可能的。”当时的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也认为：
“如果发生对日战争的话，日本将选择袭击珍珠港内的舰队或者珍珠港基地作为开战的时机。”⑩
图：金梅尔，珍珠港事件后被解职
1941年9月，一份日本向驻檀香山领事询问舰队在珍珠港停泊情况的电报被破译；10月，日本又有电报要求驻檀香山领事每周汇报两次军舰停泊位置。对此，
海军情报署并没有特别在意，甚至没有转发给太平洋舰队指挥官。
⑪
美国为什么没有将这些讯息，从海量情报资料中筛选出来，予以重视呢？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些讯息的重要性获得了重新认知。但在事件发生前，对美国的情报分析部门来说，从海量资料中将这些讯息的重要性识别出来，是一项难度非常高的工作。
当时，美国的决策层倾向于认为，日本不会真的敢于进攻美国。他们判断，日本或者北上配合德国，一起进攻苏联；或者南下占领东南亚，是更大概率的可能。当1941年11月底，日军军舰消失在美国的无线电监测中后，美国情报部门仍倾向于判断：这些军舰还在日本海域内。美国海军中负责远东情报的麦卡勒姆认为：
“从整个形势来看，日本主要战备矛头所向，第一步是事实上支配和占领泰国，第二步大概是迅速进攻英属领地，例如缅甸和新加坡。”⑫
上述倾向性判断，本身即是诸多情报资料综合分析之后的结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证实具备可信度。在这样的前提下，要从海量情报资料中，将并不算多的、与珍珠港袭击相关的讯息识别出来，并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类似案例，在现代战争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国民政府1944年对日军的“一号作战”，出现严重误判，也是囿于情报分析的惯性，认为日军此次攻击，在规模与目的上，仍与之前多次出击相似，故虽然接获有其他情报，但却未能将其重要性甄别出来）
此外，在技术上，美国也认为，日本海军不具备长途进攻珍珠港的续航能力，鱼雷在珍珠港的浅海中无法发挥战斗力。
图：珍珠港事件中，日本飞机从航母上起飞
不过，虽然未能充分识别出这些讯息的重要性，在美日谈判破裂前后，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决策层，还是几次提醒驻守珍珠港的美军最高指挥官金梅尔，要求他提高战备。1941年11月27日，海军部甚至向金梅尔发出了战争警告。
可惜，美国终究还是低估了日本孤注一掷的决心，也小看了日本的技术能力——续航和鱼雷在浅海的使用问题，都被较好解决，这使偷袭珍珠港成为可能。⑬
简言之，美国未能从纷乱的情报中，识别出日本的真实意图，这是珍珠港仓促遇袭的主因。所谓“罗斯福事先已接获情报，却故意按兵不动，坐待日本袭击珍珠港，以挫败本国反战派，进而取得对日开战的理由”，纯属无稽之谈。
图：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签署对日宣战书
回到池步洲破译的“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
其实不难发现，
池步洲自称破译的情报，并未直接显示日军将对美军发起袭击的日期和地点——日本搜集珍珠港的美军军事情报，并非离奇之事，类似的情报搜集，也发生在其他地区，而且在菲律宾等地情报通讯更为频繁；池步洲自称准确判断出了日军袭击的具体时间 ，但破译的电报中，并无支撑他这种“准确判断”的信息。
这意味着，即便美方认真阅读了池步洲破译的密电
（事实上，不依赖池步洲，美方自己也破译了这份电报）
，他们所见到的，也
只是一份仅具参考价值的普通情报，这类情报，美方手中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池步洲神话”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情报破译能力很强
。
事实恰恰相反。
国民政府对情报破译工作的投入不可谓不大。如军统重金聘任美国专家雅德利为技术顾问，一面指导中国破译工作，一面培训技术人员。但限于中国整体技术水平，成就有限。
当时，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只能译出一些日本外务省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比如日本政府向海外使领馆拍发的通告等。
池步洲自己也承认，“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撑局面”。
至于军事方面的消息，除了获知一些气象资料、水文报告，以及日本开往东南亚船只的行程、航向外，
中国
对日军的密码电报，几乎一无所知。附带一提：山本五十六座机被击毁事件，实际上也与中国无关，那是1943年4月，美军截获日军密码电报，提前获知山本五十六将乘战机前往布干维尔岛视察。⑭
当然，中国破译日方情报的真实案例，也是有的。1939 年5月，日军对重庆进行过两轮大轰炸后，军统技术研究所有目的对日军电文进行破译，颇有成效，发现日机出动后的及时报告，使防空部门可以提前发出警报，减轻民众的伤亡。⑮
情报工作落后，使中国吃了很多大亏。最典型者，是1944年豫中会战。因缺乏必要的情报来源，军委会做出黄河北岸日军人数不多、准备时间不足，依旧是一次局部攻势的错误判断。这使蒋介石在许昌一带的平坦地区部署主力, 造成惨败。战后总结中，“各部队谎报敌情，动摇军心，且影响于上级之作战指导”；“谍报人员素质及训练不佳……所得情报非为不确实，即有或已失时效”，成为了重点反思对象。⑯
（完）
①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②池步洲：《我在抗日战争中侦破日本密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35辑）》 ，第66~74页。
③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
④宁志一：《中国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码吗？》，《党史博采（纪实）》2005年第2期。
⑤（美）利奥波德·罗森伯格/著，马俊杰/译,《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偷袭珍珠港》，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第84页。
⑥（美）内森.米勒：《美国谍报秘史》，译林出版社1991年，第255页。
⑦崔利波：《从珍珠港事件看美日情报工作》，《日本研究》1988年第4期。
⑧（美）内森.米勒：《美国谍报秘史》，译林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⑨李安华：《珍珠港事件的“魔术”背景》，《军事历史》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