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978-7-5598-6824-4
苏雪林（1897—1999），安徽太平县永丰乡岭下村人，1897年3月26日生于浙江瑞安，原名苏小梅，后改名苏梅，字雪林，曾用名瑞奴、瑞庐、小妹，笔名有苏筱梅、绿漪、灵芬、老梅等。1919年，升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1年，留学法国，先后在里昂中法大学、里昂国立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曾任教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振华女校、省立安徽大学。1931年8月起，执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她在武大任教达18年之久，与袁昌英、凌叔华并称为“珞珈三女杰”。1949年，赴香港，任职真理学会编辑。1950年再次赴法，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进修。1952年起，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成功大学。苏雪林的一生著述颇丰，包含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翻译、绘画、文艺批评、学术专著等几十种著作。
周荣，历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历史学院研究生导师。
戚慧，安徽宿州人。文学博士。著有《袁昌英年谱》（合著）。在《新文学史料》《现代中文学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苏雪林自述从1927年开始写日记，未曾中断。迄今为止，已出版的苏雪林日记有《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15册）和《苏雪林作品集·日记补遗》（1册）。但这些日记始于1948年10月1日，而其早年日记由于战乱和屡次迁居，大都散佚了。
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两本苏雪林日记，为苏雪林民国二十三年（1934）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所记。1934年日记用毛笔书写，1936年日记则用蓝色或黑色硬笔书写。这两本日记体例基本一致，自1月1日记至12月31日，间有漏记。日记的主要内容涵盖了苏雪林的写作、教学、研究、读书、交游及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她独特的人生。日记中涉及鲁迅、胡适、徐志摩、田汉、茅盾、沈从文、巴金、郁达夫等众多新文学名家及其作品，与她往来的朋友有袁昌英、凌叔华、陈源、冯沅君、王云五、萧乾、李小峰、赵景深、林语堂、施蛰存等，无疑是了解苏雪林乃至当时文学界的重要文献。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化、私密性文类，日记所具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亦为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
本次出版，采取图文左右对照的方式，先灰度影印日记正文原稿，再附以点校文字。日记中涉及的人物、事件、作品、报刊等，择要加注说明。这两本日记后面还附有苏雪林存款记录、书籍目录、通讯录、借书记录、收支记录等，这些对于名人故居考证、城市史、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难得的一手资料，编者也将这些内容整理成表格，作为“附录”，以便学界使用。第一册
民国二十三年（1934）日记（一月至五月）
第二册
民国二十三年（1934）日记（七月至十二月）
第三册
民国二十五年（1936）日记（一月至六月）
第四册
民国二十五年（1936）日记（七月至十二月）
附录
苏雪林在20世纪30年代的两本日记在特定的因缘条件下遗存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其中1934年日记用毛笔书写，1936年日记用蓝色和黑色硬笔书写，字迹秀丽飘逸，却也笔走龙蛇，并不容易辨认。这两本日记记载了她在珞珈山教研、交游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无疑是研究这一时代的重要史料。由于这两本日记的利用涉及版权，图书馆在编目系统中并没有公布它们，但闻风而至的读者依然不少。于是图书馆领导针对这两本日记的阅读利用出台了一项规定：凡来借阅这两本《苏雪林日记》者，只能在古籍阅览室就室阅览，所摘录内容须经图书管理员检查后方可离室。而事实上，在现今的学术环境下，能耐心坐在阅览室读书和摘抄的读者微乎其微，加之略显潦草的手写体并不好识读，前来借阅的读者总是想方设法偷拍和复制日记的内容，这样就导致各种复制的日记图片在坊间流传。图书馆领导意识到这种状态对于研究者和图书管理者都不利，两利的办法是将日记整理、审订后经正规渠道出版。
然而，整理出版《苏雪林日记》谈何容易，首先面临的是版权问题。苏雪林没有子嗣，20世纪50年代后长期定居台湾省，要整理她的日记，必须得联系她的旁系血亲。其次是谁来整理的问题。对《苏雪林日记》感兴趣的人虽然很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整理工作。苏雪林的日记皆以行草和繁体字写成，内容涉及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形势、政局、学者、作家和新旧文学作品，较理想的整理者得同时具备书法、近代史、文学史和现代文学等方面的素养，且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做整理工作。按现有的学术考评机制，整理成果都要打折评分，日记的整理其实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几年来，在捧读《苏雪林日记》时，我好几次萌生整理的冲动，但终因上述各种顾虑，加之时间、精力有限，遂又打消了念头。基于种种客观原因和不确定因素，尽管图书馆的几任馆长和分管领导都很想促成《苏雪林日记》的整理出版，但一直没能玉成其事。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2022年11月，三次偶然的交谈把整理工作顺利提上日程。当时正值疫情管控时期，校园里的人很少，学校食堂也不让堂食，大家买好饭后找地方自行解决。我拎着饭盒走到旧图书馆门口，看见戚慧博士正倚在门边的石栏上吃饭，我也过去借用了这个宽敞的“饭桌”，边吃边聊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一些人和事，自然便谈到了《苏雪林日记》。戚慧表示，如果有机会，她愿意把苏雪林相关的文献都整理出来，不言代价和回报，只求便于对苏雪林有兴趣的学人和读者。她的话使我顿觉自惭形秽，我意识到患得患失是很难做成一件事情的，于是又重新燃起了整理《苏雪林日记》的热情，并与戚慧约定，如果整理，就邀请她加入。没过几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有限公司的陈显英女士在微信上找我，问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选题。湖北出版界的资深编辑王皓老师很早就向我推荐了陈显英女士，对她大加赞扬，所以我在心理预期上给她打了很高的分，但一直未联系她，主要原因是此前有几种整理成果在出版社迟迟未出来。我做事的习惯是把旧摊子收拾好后再铺新摊子，心里想着等成果出来后再找机会联系陈女士。如今刚有了整理《苏雪林日记》的想法，陈显英女士就来找我，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心灵感应吧。于是便对陈女士说，只要你们能把整理《苏雪林日记》的授权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下决心整理出版。陈女士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包在她身上。王皓老师所言果然不虚！恰在此时，董有明馆长和黄鹏副馆长也约我谈话，说起馆里其他部门的工作都热火朝天，曝光度极高，提醒我们的工作也应该有起色、有亮点。正是在这几次不期的谈话之后，我拟订了一个古籍整理计划，其中包括《苏雪林日记》的整理。这一整理计划得到了董馆长的充分肯定，悬置多年的心愿最终在因缘和合之间变成了现实。
如我所料，整理工作是十分艰难的。戚慧博士曾参与编撰《袁昌英年谱》，她的博士论文也正好是做苏雪林研究，平时注意搜集整理苏雪林的相关资料，可谓整理《苏雪林日记》的合适人选。但是她面临毕业论文写作、答辩和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整理工作对她而言是一项附加任务，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其动力完全来自对专业的热爱和对“珞珈女杰”的敬慕。本书的前期整理主要是戚慧完成的，遇到难以辨认的字句时，她标示出来再找我讨论。初稿完成后，今年暑假我特意到黄柏山景区租了一间民宿，专心专意地审稿，对两本日记逐字逐句进行了审校，遇到问题就在网上与戚慧讨论、商量，统一意见后形成定稿。对整理中的所查所获，我们尽可能作出详细的注释，以期最大程度地方便读者。当审稿工作接近尾声时，我开始牙疼，此时刚好读到苏雪林记述自己为牙痛所苦并被拔错牙的日记。我把这种巧合发给戚慧，她回复说前段时间校对日记时也经历了牙疼。我们隔空而笑：看来，想做《苏雪林日记》整理的人，牙疼是避免不了的！书稿交到出版社后，编辑们又进行了很专业、很细致的审校，订正了一些讹误。古人云“校书犹扫落叶”，在《苏雪林日记》的整理中，我们再一次深切体会到，“勒成一书，尤难尤难也”！
今年正值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两本未刊《苏雪林日记》的出版恰好可作为给母校的献礼，今日学人可借此领略民国珞珈名师的卓越气质与风采，激发出潜心为学的校园风尚。为此，要感谢为日记整理提供帮助的陈建军、席云舒、徐强、王增宝、松乔等几位老师和北京大学的夏寅博士。感谢董有明馆长和黄鹏副馆长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助缘的所有人，特别是苏门先生、陈显英女士和编辑杨磊、朱时予以及外校刘翔宇。此外，日记整理难免还会有一些错误，敬祈读者指正。
周 荣
二〇二三年八月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