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 |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优秀作业二则

（一）跨文化历史研究何以可能？

——马克斯·韦伯宗教研究中的反实验思维方法

申彤 | 社会学系2019级本科生

跨文化比较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却因其宏观性与独特性，在科学性与严谨性上屡屡受到质疑。 以韦伯为例，他的宗教社会学从西欧自身的宗教与文明形态出发，通过跨文化视阈的比较把握贯穿文明整体的理性要素，并将之于西方近代理性特质相对照，以此凸显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质与精神，廓清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并理解其他文明中的何种因素阻碍或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 在这一过程中，其研究体系作为跨文化历史研究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深刻的反实验思维方法。

实验思维建立的基本前提为研究对象在特征上具有相似性，其异质特征要么在研究中不重要，要么可以控制。而这几点在宏观文化研究中都难以达到。不同文明的进程不同，发展水平与发展模式不一，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比较中树立判准并进行比较绝非易事；同是宗教影响，且不论如何将其转化为可测的行为状态，单是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作用机理就天差地别，如何可测亦成难题；即使上述两重问题都得以解决，研究特征的不可控也足以令学者头疼。历史事件跨时间维度广，且已然发生，难以人为控制。 实验思维核心的可比、可测、可控，在跨文化历史研究中，均难以很好满足。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明确表示，自己并非专家，也无意花大力气撰写一部中国的经济社会史，他的研究目的仅在于剖析中国社会中始终贯穿不变的特质。 从这个目的出发，他在把握不同文明特质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建构“理念型”（ideal type）。即通过纷繁复杂的具体历史情境，概括出其本质因素与特点，并重组建构，成为一现实中或许从未有过的纯粹类型。 在他看来，相比于面面俱到，以清晰的理念型建构来检视经验事实更能够从相互抵牾的、混沌的经验材料中精确彰显关键部分，由此充分诠释出各个文明内在的统一性与理性内涵，凸显出不同历史主体的独特气质（康乐，1989：10-12）。由此规避对某一文明特质的把握局限而偏狭，难以形成宏观系统认知。以中国为例，虽然历朝历代的官制与社会形态有所不同，然而在韦伯看来，自秦始皇始，中国基本上呈现出家产官僚制的一般特点，从建立家产制支配后历经千年直至近代，此种特点仍然为中国政制的一大典型特征。当然，在注重讨论不变的同时，韦伯也并非完全无视变革，例如在本书的第三章与第七章中，他就花费了大量笔墨探讨王安石变法与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其关注点实非在于变革本身，他认真探讨的仅为变革是否能够撼动稳固基础，以及其内蕴合理方向或失败意涵。对变的探求仍然以不变作为目的（康乐，1989：8-10）。 这样，其抽象出的理念型就具有了跨越时空与文明进程的可比特性，而不同文明中已然存在延续的种种特质，替代了可控变量，成为了对比的特征（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相似特征，也可以作为自然干预，进行交叉检验）。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书影

作为西方的民族学者，韦伯在首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很自然地将西方社会作为了整个宗教社会学的参考架构，以西方资本主义运作中种种理性化的机制，以及宗教伦理下之影响机制的“心态”，作为剖析不同国家文化之利器。由此树立了跨文化比较之标准。 虽然在论述的过程中，他并未明确地展现东西之间的对比，二元对立范畴的色彩也不很突出，然其字里行间又确实蕴涵着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在其中隐喻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紧张（肖瑛，2020），并在最终回落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特质上 。 总的而言，其在方法论上将某一文明的特质作为了标杆，以此为轴，对比观照其他文明中的相似或相异特质。

韦伯与本土研究者相比，“得也少虑[1]，失也少虑”， 其思考可能因为陌生的文化语境，而漏掉许多关键因素，难以形成全面准确的把控，甚至忽视掉许多或与研究相关的变量；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不必受到诸多细节的限制，韦伯可以从陌生的视角重释中国文化，并脱离文化比较的种种局限性。 虽然其研究仍然存在着如西方中心论等局限性（其实我也在想，跨文化比较中真的能够树立起客观中立标准吗），然其跨文化历史研究的方法，仍然具有跨时代的重要价值。

（二）拆分“不可解释”的阴影，点亮因果通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