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松 | 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英美柏拉图学界在研究范式的问题上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一是近现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论范式日渐动摇并濒临崩溃，但尚无新范式替代它；二是在有关柏拉图作品的文学形式与哲学论证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出现新一轮争论。[1]这两大转变促使研究者开始破旧义、立新说。对此，笔者将借助泰勒（C. C. W. Taylor）等人的论述来梳理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界主流范式[2]的源流及特征，指出其局限或缺陷所在，并尝试为研读柏拉图对话提供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论。

[1] 参见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Introduction”，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ed. by 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 ix-x.

在20世纪末由哈克特（Hackett）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导言中，主编库珀（John M. Cooper）开篇即宣称“柏拉图的对话作品自从约两千四百年前诞生以来，就一直都能在每一代人中找到其读者”，[3]但不久又说“除了残缺的《蒂迈欧》拉丁语译本之外，柏拉图的作品在西方拉丁语世界将近一千年内都未能得到研究”。[4]虽然他始终强调研读柏拉图作品的连续性以及其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欧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柏拉图的研读传统在西方曾经中断了千年之久。

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柏拉图的作品被译成拉丁文，其后又被译成现代欧洲各主要语言，但柏拉图作品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要迟至19世纪，而且主要是在德国。此外，近现代以来发端于德国的柏拉图研究传统都带有浓厚的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特征，因此，这些研究与其说是对柏拉图作品的研究，不如说是 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自身的表达 。近现代的研究传统大多既没有诉诸柏拉图之后的古代柏拉图主义传统，也没有深入探究柏拉图对话本身所独有的特征，而是从自身的预设出发，虽然成果斐然，但终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而且弊端日益突显，直到 20世纪90年代，整个柏拉图研究界才开始转向 。[5]

1999年8月，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召开题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解释柏拉图对话的各种进路”（“Plato and Socrates：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atonic Dialogues”）的讨论会，[6]泰勒梳理了当时诸种范式的源流。在他看来，面对这些范式出现的危机，首先要对它们的核心问题进行彻底地追问：在柏拉图的解释史上，“苏格拉底”开始与“柏拉图”相分离的时间及原因；发明早期对话即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s）这一概念的人是谁及其原因；柏拉图研究者们何时开始系统考察或假设中期对话与晚期对话之间的区别及其原因，等等。[7]他将当时柏拉图研究界的诸种范式追溯至19世纪，集中讨论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赫尔曼（K. F. Hermann）、格罗特（George Grote）等人的范式特征、出现的原因及共通之处，认为他们的各种范式的共同特征在于持有某种意义上的发展论，这种发展论源于19世纪初的德国，是在其时浪漫主义精神的熏染下形成的。[8]

首先，泰勒借用柏林（Isaiah Berlin）对浪漫主义精神的描述，对照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导论，指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完全类似于黑格尔式的发展观。 施氏的发展论特征是：撇开柏拉图对话的外在因素，完全从对话内部出发，强调要对柏拉图思想作发展式理解，即将对话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而且每一个较后的阶段都以较前阶段的结果为先决条件，由此可将柏拉图对话构建成一种体系性的、前后逻辑环环相扣的发展图式。这可以称为“内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9]这种完全无视外在因素的进路似乎是施莱尔马赫独有的。

另一种考虑外在因素的进路则较为流行，可以称之为 “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 ，主要代表是赫尔曼。赫尔曼接受施莱尔马赫的基本预设，即对柏拉图对话要作发展式理解，但他将对话的发展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着重提及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道德和政治状况、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柏拉图漫游各地所受到的苏格拉底之外的影响，并且将对话分期与这些外在事件对应起来。在他的论述中还出现某些新的东西：一是将一组对话认定为本质上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它真实表现了实际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二是明确将对话按照编年大致分为早中晚三组。[10]

此外，泰勒还简略考察了赫尔曼之前和稍后德国学界的研究状况，认为那些研究要么和赫尔曼的研究大同小异，要么是赫尔曼和施莱尔马赫二者解释的折衷，不外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认为有一组对话写于苏格拉底生前，意在呈现历史上实际的苏格拉底；二是认为受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所激发而创作了一组作品；三是认为受其他哲学学派的影响，柏拉图的某些对话开始脱离苏格拉底而独立发展；四是认为在之前预备的基础上，柏拉图的作品变得越来越体系化并最终抵达某种顶端。 [11]这四个特点为19世纪德国柏拉图研究界所共有，虽然各家在具体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

除德国学者外，泰勒还提到英国的格罗特，认为受德国发展论范式的刺激，格罗特开始挑战这一范式。格罗特强调柏拉图对话的非体系性特征，认为每一部对话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戏剧世界，完全独立于其它对话；而且我们对柏拉图生平所知甚少，在对话中柏拉图也从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因而无法将对话与外在因素联系起来。他甚至将柏拉图比拟为莎士比亚，认为柏拉图不居住于任何世界，而是创造了每一个世界。格罗特的这种解释似乎就既不同于施莱尔马赫的内在进路也不同于赫尔曼的外在进路，但正如泰勒指出的，这些都不是格罗特深思熟虑的想法，在某些关键点上他依旧逃脱不了德国发展论的范式：他欣然接受有关柏拉图拥有形式理论（Theory of Forms）以及拥有其它被称为柏拉图教义之类的学说；他推进了有关柏拉图思想发展以及将对话系于历史背景的假设；抛开编年不谈，他认为在一组对话中，柏拉图描述的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在另一组对话中，柏拉图最为远离苏格拉底，等等。因而，格罗特为柏拉图对话提供的是一种线性顺序，严格说来其进路是一种混合物，并没有完全脱离发展论范式的影响。[12]

在讨论19世纪的范式后，泰勒简要提及它在20世纪的回响，比如卡恩（Charles Kahn）等人的“统一派”阅读可以追溯到施莱尔马赫，斯托克（Michael Stoke）等人的后现代解释可以追溯到格罗特，格思里（W. K. C. Guthrie）、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厄文（Terence Irwin）等人意在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赫尔曼等人的解释。[13]

在19世纪的柏拉图研究中，无论是从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联出发，企图找出某种体系性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进程，还是从柏拉图作品的外在关联出发，企图将柏拉图的作品系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寻求柏拉图思想受外界影响而呈现出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必然会引出有关柏拉图作品的编年问题，而寻求确切编年的企图又催生出所谓的 文体研究（stylometric studies） 。文体研究始于19世纪60年代，由坎贝尔（Lewis Campbell）开创。坎贝尔的文体研究大体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法律》晚于《理想国》，以及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报道即柏拉图死时《法律》尚未出版（还在蜡板上），因而认为《法律》是最晚作品且早于《理想国》；接着，他先以《法律》为中心找出文体特征与之近乎相同的《智者》、《政治家》、《斐勒布》、《蒂迈欧》、《克里提阿》，将这六部对话定为最晚一组；然后，由于《理想国》的文体特征与最晚那组对话的文体特征虽有很大不同但有不少类似，于是据此以《理想国》为中心找出文体特征与之类似的《斐德若》、《巴门尼德》、《泰阿泰德》，并将这四部对话定为第二组；最后，其它那些几乎完全不具有最晚对话之文体特征的对话，被定为时间上最早的第一组。[14]

经过19世纪后半叶语文学家的努力，终于在柏拉图作品中清晰区别出三组文体风格迥异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柏拉图作品的大致编年似乎可以最终确立。在卡恩（Charles Kahn）看来，虽然文体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仍不失为一项伟大的历史语文学成就。19世纪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要为对话的编年顺序寻找一个可靠的标准，而很大程度上正是坎贝尔等人的文体研究才有效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因此，其成就被认为可以和同时代的圣经批评（所谓底本假说）以及稍后的荷马批评（所谓口头传统）相媲美。[15]

[2] 这里所言的主流范式是指十九、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论范式，而不包括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克莱因（Jacob Klein）、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图宾根学派（Tübingen）的研究进路，参见Brad Inwood，“Comments on Taylor”，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p. 86，以及David L. Roochnik，“Terence Irwin’ s Reading of Plato”，in Platonic Writings，Platonic Readings，ed. by Charles L. Griswold，Jr，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p. 184.

[3] John M. Cooper，“Introduction”，in Plato：Complete Works，ed. by John M. Cooper，associate ed. by D. S. Hutchinson，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1997，p. vii.

[4] Ibid.，p. vii.

[5] 代表性争论文集可参考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ed. by Julia Annas and Christopher Rowe和Platonic Writings，Platonic Readings，ed. by Charles L. Griswold，Jr.

[6] 会议论文于2002年结集出版，即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笔者之所以提到这部文集，主要是因为其中的许多作者早年或多或少都算得上是旧范式的信奉者，但是其后越来越感到旧路不通，于是才开始批判或者至少是开始反思旧范式。

[7] 参见C. C. W. Taylor，“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p. 73.

[8] 参见Ibid.，pp. 74-75.

[9] 参见Ibid.，pp. 75-76.

[10] 参见Ibid.，pp. 76-77.

[11] 参见Ibid.，p. 78.

[12] 参见Ibid.，pp. 79-81.

[13] 参见Ibid.，pp. 82.

[14] 参见Charles Kahn，“On Platonic Chronology”，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pp. 93-94.

[15] 参见Ibid.，pp. 94.

发展论范式笼罩着19、20世纪的柏拉图研究，直到20世纪末才受到广泛质疑。在旧范式动摇之际，泰勒追根溯源地考察了其出现的时间及原因，指出其症结所在。在他看来，尽管发展论传统的内部各家意见纷纭，但无疑有两点共通的预设： 即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有着一个历史，而且有关这一历史的知识与我们对柏拉图作品的理解有关联。 [16]

在笔者看来，泰勒所论述的范式虽然大致可以分为发展论范式（以施莱尔马赫、赫尔曼为代表）和反发展论范式（以格罗特为代表），[17]但在根本预设上，二者其实是同根生，格罗特的解释只是对德国范式的一种反应（reaction），在根本问题上依然受制于德国范式并且由德国范式所塑造。至于内在论、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虽有不同且影响不一，但都植根于某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意识，[18]都是浪漫主义精神的自我表达，因此，近现代以来主流学界的根本范式其实是一种基于历史主义意识的发展论。然而，这种普遍的历史主义意识本身却并不普遍，它只是一个特殊时代（19世纪）、特殊民族（德国）、特殊的智识氛围（浪漫主义）的产物。正如安娜斯（Julia Annas）所言，对柏拉图作品作历史发展式的解释，在19世纪之前是闻所未闻，古代柏拉图主义者全然没有创作编年的问题意识。[19]

此外，在柏拉图对话中生硬地划分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早期对话可以称作是“苏格拉底对话”，其中的苏格拉底是历史上实际的苏格拉底，而中期对话则显示出柏拉图开始脱离苏格拉底的影响而日趋独立，因此其中的苏格拉底就只是柏拉图的代言人苏格拉底，等等，[20]这更是某种解释性的预设。[21]

至于文体研究，正如泰勒所言，它只是修正了发展论范式，而没有根本地颠覆它；[22]实际上，它只是由发展论这一问题意识催生出来的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它为发展论提供了某种貌似可靠的编年划分。尽管文体研究成果卓著，但它只是大致区分了三组对话，至于每一组对话内部的具体划分，则根本不能确定。[23]而且，文体上的显著区别和编年划分是否存在必然关联，是否可以藉此将柏拉图对话笼统地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也是一个根本不能确定的问题。[24]再者，就算可以将柏拉图的实际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但这种实际写作时间的顺序是否代表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阶段，也毫无确切性可言。正如格里斯沃尔德（Charles L. Griswold，Jr.）所说， 文体研究至多只是识别出某些对话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其自身并不能确立任何对话的相对创作时间或实际创作时间，此外，即使知道任何对话的确切创作时间，也不能推进对柏拉图的理解。 [25]

以上便是发展论及文体研究所面对的根本性的困境和难题。而在发展论框架的影响下，近现代的柏拉图研究还呈现出某种片面的和主观的特征。比如，通常会抽出柏拉图对话的某些片段或主题来构建某种历史发展的图式（诸如形式论或理念论等）；或者，如果某些对话不符合预先设定的发展模式，就会被判定为伪作，等等。

[16] C. C. W. Taylor，“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 p. 74.

[17] 参见Brad Inwood，“Comments on Taylor”，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p. 85.

[18] 参见C. C. W. Taylor，“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p. 74.

[19] Julia Annas，Platonic Ethics，Old and New，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 4.

[20]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Gregory Vlastos，参见氏著，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 46-49.

[21] 参见Catherine H. Zuckert，Plato’s Philosophers：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 3-4.

[22] 那一研究最大的修正是将《理想国》从晚期挪到了中期，参见C. C. W. Taylor，“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Modern and Ancient，p. 79.

[23] 实际上，文体研究的开创者Lewis Campbell本人就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参见Charles Kahn，“On Platonic Chronology”，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p. 109n1.

[24] 上文提到文体区别和编年划分之关联其预设主要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但这点早就遭到了G. E. L. Owen等人的反对，参见Catherine H. Zuckert，Plato’s Philosophers：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p. 4n8.

[25] 参见Charles L. Griswold，Jr.，“Comments on Kahn”，in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pp. 130-136.

当发展论走到其极端之后，所有根本性的缺陷都暴露出来。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经过深刻反思和争论后，不少研究者开始追寻某种新的方法论。比如，目前最权威的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在目录编排上完全回到古代的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所编定的九个“四联剧”（tetralogies）的传统，并且收录了所有被认为是伪作的柏拉图作品。[26]主编库珀一再强调，不能主观地判定柏拉图著作的真伪，对话的编年顺序对理解柏拉图价值有限；最好“转而集中于每部作品自身所呈现的以及同其它各部作品相关的文学内容和哲学内容”，“只要有可能，还是应该让单个文本自身说话”。[27]而安纳斯力抵发展论，主张回到古代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Middle Platonists）的传统。[28]罗威（Christopher Rowe）强烈批判植根于近现代柏拉图研究主流传统中的两大流派，即所谓怀疑派/发展派（sceptical/developmentalist）和教义派/统一派（doctrinalist/unitarianism）；强调柏拉图对话的多样性与思想发展无关，而是与柏拉图高超的哲学写作技艺和修辞技艺有关；自始至终强调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同一性，以及所谓的“苏格拉底对话”和“后苏格拉底对话”之间的连续性。[29]

可见， 晚近以来的方法论转向大多数是从批判发展论范式出发，而且越来越重视柏拉图对话中的文学内容，越来越强调柏拉图作为对话作家的身份。笔者并不试图完全否定近现代以来发展论范式的贡献，而是打算借助其所呈现出来的弊端来重新思考柏拉图的作家身份及其对话文体本身的根本性意义，以期为研读柏拉图对话提供某种合理的视角。

在笔者看来，如果从常识的角度来考虑，发展论范式的弊端首先在于忽视了柏拉图作为作家的身份以及创作过程的复杂性。在创作过程中，各种情形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反复地修改、可能同时写作各个对话、可能先写短篇对话再写长篇对话、可能先写长篇对话再写短篇对话；不一定某个历史事件发生后或是接触到其它哲学流派后就即刻创作相关的对话，可能经过很长时间再写；并不是所有历史事件都会激发创作；[30]可以自由地运用各种文体，等等。所以，各种发展论或者追求历史确切性的编年学说，都显得太片面、太线性化、太严苛。再者，无论实际上的苏格拉底到底如何，一旦他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成为柏拉图笔下的人物，那么这个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的创造，无论是逼真地描述、改造还是杜撰，他都是柏拉图意在传达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这位作家笔下的苏格拉底。因此，无论是追求某种线性发展的努力，还是追求某种历史确切性的努力，都忽视了柏拉图作为作家的身份。

作为作家，柏拉图不是凭空创造，也并不是没有其确切的关切，因而需要将他放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雅典的背景下来考察。虽然基于文体研究的编年分期很成问题，导致历史发展论的客观性、确切性很成问题，但我们还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谅它们（尤其是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感知到其内在的某种热望， 即渴望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论述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历程 。只不过由于对柏拉图其人所知甚少，[31]这种热望在根本上就无从实现，因而任何发展论范式在根本上就是假设，这可谓不幸。这种热望无从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献不足，但如果有足够的文献呢？如果能够将柏拉图的作品一一系年并由此描绘出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就可以得出完美的结论吗？上文指出，无论编年研究还是发展论范式，其根源都是19世纪德国浪漫派的历史主义意识。这种历史主义不具有普遍性，在其指导下的任何历史发展观都只是其延伸或变种，根本不能展现出经典作家的教导。好在有关柏拉图生平的文献记录甚少或甚不可靠，直接触发研究者对编年划分的怀疑，进而促使他们对编年划分所暗含之预设的怀疑，这可谓大幸。[32]

因此，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柏拉图对话作发展式解释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我们只是不满其背后那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终结论的发展图式。尽管有限，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厘清了有关柏拉图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指出某些重大事件在柏拉图对话中的反映，这是极为有益的，因为我们同样反对以文献不足征、不可知、文学形式为借口而对柏拉图作品进行任意解释的进路。如果说在“知人”方面的确有所遗憾，在“论世”方面则可以从希腊史家的著作中获知大量信息。因而，大体可以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窥探柏拉图的学说。

近现代的柏拉图研究传统还有一个表面特征，即过于严肃、僵硬，虽然意识到所谓“苏格拉底对话”的生动活泼，但其自身却一点都不“活泼”：一板一眼地寻求发展轨迹，极为僵化地断言编年顺序，似乎柏拉图就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写作。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希腊人有说谎的天性，[33]根本不能领略希腊人会饮时的轻松场面。恰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现代柏拉图研究发源于德国，德国是一个没有喜剧的国度。[34]

[26] John M. Cooper，“Introduction”，in Plato：Complete Works，pp. viii-x；可以和之前流传颇广的柏拉图选集目录对照：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including the Letters，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27] John M. Cooper，“Introduction”，in Plato：Complete Works，pp. xiv，xv.

[28] 参见Julia Annas，Platonic Ethics，Old and New，pp. 1-7.

[29] 参见Christopher Rowe，Plato and the Art of Philosophical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 1-51.

[30] 正如David Grene所指出，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死后，希腊世界或是雅典的政军大事在柏拉图对话中似乎都没有反映，参氏著，Greek Political Theory：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0，p. 98.

[31] 即使《书简七》确实是柏拉图的真作，但书信在古代是一种文学手段，而非真实的个人档案，参见Julia Annas，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pp. 75-76；此外，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柏拉图传记因其神话性质（比如认为柏拉图是神的后裔）而在可靠性上大打折扣，因而它也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实录。

[32] 目前，有关柏拉图对话的分组和编排，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John M. Cooper在Hackett版《柏拉图全集》导言中所提议的便宜划分，即还是采用近现代传统术语但是淡化其编年含义的“苏格拉底”对话、“第二组”对话和晚期对话，参见John M. Cooper，“Introduction”，in Plato：Complete Works，pp. xiv-xv；二是Julia Annas所提倡的回到古代“中期柏拉图主义者”（Middle Platonists）出于教导（pedagogical）目的而来的划分，参见氏著，Platonic Ethics，Old and New，p27；三是Catherine H. Zuckert按照对话的戏剧时间而来的编年，其最大特色是将《法律》排在了第一位，参见氏著，Plato’s Philosophers：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pp. 8-9。这里也顺便提及一下Leo Strauss按照对话标题（主题、人名等等）和对话形式（表演式对话和叙述式对话）而来的各种划分，参见氏著，The City and Ma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p. 55-58.

[33] 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11月，第120页。

[34] Leo Strauss，“On the Euthyphron”，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ed. by Thomas L. Pangl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 206.

《柏拉图的会饮》（吉格拉，18 世纪末）

作为作家，柏拉图只写作对话（书信除外），因此，任何解释者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即柏拉图的作品充满了戏剧特征。[35]任何抛开戏剧情节、只抽取所谓哲学内容的研究，在根本上是有失偏颇的；任何死盯住字面含义、不顾上下文情境及戏剧情节进展的分析，在根本上是失于机械的。其实，很多敏感的解释者注意到对话的戏剧特征，试图从各个角度加以阐释，只是这并未成为柏拉图研究界的主流。总之，我们需要留心逻辑论证与戏剧情节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苏格拉底（柏拉图）出于某种说服、教导的目的，而作出的那些似是而非、看似前后矛盾的甚至与字面意思完全相反的论述，即要注意其修辞特征。

情节而外，便是人物。除苏格拉底外，柏拉图对话中还出现大批年龄、身份、社会地位、性格特征等方面各异的角色，我们应充分留意这些差异，才能体会苏格拉底言辞的针对性及其最终效果。此外，我们还要牢记柏拉图的“在场”，要留意他与其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借助那些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想要传达的信息。[36]

[35] 其实，没有研究者会不注意到这点，正如Jacob Klein所指出，自古以来的历史学家和注释家们都试图将柏拉图对话看成是哲学戏剧或者至少是和戏剧相关，即使近代以来，从施莱尔马赫开始，也不得不认为柏拉图对话的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开，因此，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质”从来就没有被放弃，但问题在于，很少有人从戏剧特质的角度去处理具体对话，见氏著，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5，pp. 3-5。因此，笔者较为赞同Martha C. Nussbaum的进路，见氏著，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 122-136；但Nussbaum偏重于与悲剧作比较，而较少涉及喜剧，有关柏拉图对话与喜剧之关联的理论论述，可参考Jacob Klein，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pp. 18-19，以及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pp. 6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