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我一辈子所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到这个志业。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至“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读书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是巫和觋,“巫”是女巫,“觋”是男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鱼、采集果实外,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以外的事情。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的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等等。这些人善于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他们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专业技术性工作,这些提升知识到智慧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就会被释放出来。孔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担任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掌握知识的人那里学到许多学问,成为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属于实践的维度。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教书人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是有理想志业的第一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第四类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及晚明。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地膨胀,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一直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鼙鼓动地来”,霓裳羽衣也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续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的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
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但他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今日世界只有专家, 没有知识分子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以美国的学术界和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未标悬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在其他行业,这一问题同样存在。比如,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
在今天,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在操纵市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在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这是对我们的考问。
走出精神的危机,最重要的是从自身文化找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哪里?许倬云先生指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人性,多不在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而是在市井陋巷、山野乡村、街谈巷议、共话桑麻……
许倬云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湾、留学并任教于美国(王小波笔下那位“我的老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为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高屋建瓴的世界公民。许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他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既高屋建瓴,又不失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大师写专著不难,但大师写小书,却没有几位能够做到。而许先生的几部书都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读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不要以为这类读物好写,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我们故此特别推出“许倬云三部曲”——《中国文化的精神》《万古江河》《说中国》。站在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理解自身。三本书书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秉承了许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穿越千年,直叙中国人的文化内核,找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许先生这几部作品都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反省中华文明。张维迎曾说:“读许先生的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许倬云是一套密码,需要保存,需要不断书写。他的智慧,能帮助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
它就是中国备受尊敬的周刊之一——《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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