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

一部宏大、有充足文献支撑，且笔法精彩的著作，探讨了第一场彻底的现代革命是如何在数年间克服重重障碍取得成功的。这场革命血腥但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而不是像人们普遍以为的那样，仅仅是一场少有生命损失的宫廷政变。与既有研究相比，通过对更长时段的考察，以及对社会更多方面的关注，作者令人信服地展现出，到了17世纪80年代，英格兰已经转型为商业社会，且争夺新财富的竞争已经开始——这是詹姆斯二世的专制主义现代化愿景，和其对手那更宽容、更自由的愿景之间的竞争。出现了第一个现代国家，拥有独立的金融机构和对于民族与公民（而非宗教）利益的强烈意识。威廉三世及其支持者的胜利，是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国在欧洲和世界地位的重新排列。平卡斯致力于激进的论证，他推翻了许多公认的观点，而他对革命的定义本身亦令人耳目一新。这些都使这本书读起来令人兴奋。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它都将引起人们对于17世纪晚期的强烈兴趣。对任何人而言，只要有兴趣了解现代自由社会及其起源，以及它为何值得捍卫，那么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奈杰尔·史密斯，普林斯顿大学

1688—1689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和影响现代世界形式的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都认为，1688—1689年的英格兰革命是英格兰伟大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政治哲学家将其与自由主义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社会科学家将其与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革命相提并论。历史学家指出，这场革命证明了英格兰国家的特殊性。文学和文化学者强调，1688—1689年革命是定义英式常识与中道的重要时刻。所有这些诠释的说服力都来源于深入人心和广为流传的1688—1689年英格兰革命叙事。很遗憾，那是错的。用新的历史叙事取代旧的历史叙事，必然要求我们修改许多用来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政治、道德和社会学的基本范畴。本书旨在论述这种传统观点的错误之处及其长期获得广泛认同的原因。旧的叙事强调1688—1689年革命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英格兰人捍卫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英格兰革命创造了一种新型现代国家。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新型国家，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世界。

曾经，整个英语世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1688—1689年的英格兰革命发生了什么。1685年，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1689年，英格兰人民赞成信仰新教的国王威廉三世和女王玛丽二世取而代之。在这一期间，詹姆斯二世缺乏长远目光，逐渐疏远了温和而理智的英格兰人民。他之所以沦落至此，是因为一系列人人皆知的过失。1685年年底，信仰新教的王侄蒙茅斯公爵发动富有传奇色彩却毫无成功希望的叛乱，激愤之下，詹姆斯动用血腥审判的司法手段，杀害了数百名英格兰西南部乡村的平民。他决心提高天主教教友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为此不惜粗暴践踏英格兰法律。他坚持自己有权违反议会法令，任命罗马天主教徒为陆军和海军军官。1687年，他利用自己新组建的非法的教会事务法庭，强迫英格兰的新教大学接受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董事。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董事抵制国王的要求，他就剥夺了这些大学教师的董事职位，把该机构变成一所天主教神学院。

根据这种一度众所周知的叙事，在詹姆斯二世没能说服下议院或上议院废除英格兰的反罗马天主教法律之后，他决心削弱议会的力量。他先是宣称自己有权废除《宗教审查法》和《惩罚法》。《宗教审查法》要求一切政府或军队官员的圣餐礼都要遵从英格兰国教的仪式，《惩罚法》则会惩罚那些主持或参加非英格兰教会礼拜仪式的人。英格兰人凭借这些议会法令，免于大陆天主教习俗的影响。接着，詹姆斯找来一些他知道会听命于他的人来组成议会，正式批准他的敕令。1688年6月，七位英格兰国教主教以于法不合为由，公开反抗詹姆斯二世，拒绝在英格兰讲坛宣读他用来削弱《惩罚法》和《宗教审查法》的《宽容宣言》，詹姆斯把这七位主教拉到法庭，摆摆样子举行公审。连精心挑选的英格兰陪审团都宣判这些主教无罪，可见英格兰人对他们国王的支持度。审判结束不久，英格兰人邀请荷兰人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到英格兰，维护他们的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

威廉于1688 年抵达英格兰西南部，受到了英格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包括未来的马尔伯勒公爵在内的连串大规模叛逃事件之后，詹姆斯的军队迅速土崩瓦解。詹姆斯本人与妻子还有刚出生的儿子相继逃到法国。在这个被认为是政治团结重要关头的时刻，英格兰人民同意威廉和玛丽在1689年2月取代詹姆斯。为了证明新王加冕的合法性，英格兰人颁布《权利法案》，详细说明了詹姆斯二世如何违反英格兰法律，进而坚持限制英格兰国王的权力。根据光荣革命的传统说法，英格兰人民在平常议会两院领袖的带领下，于1688—1689年以触动最小的方式改变了英格兰的政体。他们稍微改变了继承权，规定天主教徒继承王位是非法的，他们还通过了《宽容法》，允许不信奉英格兰国教的新教徒自由参加礼拜。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流血革命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重大后果。但是这些结果与其说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后果，不如说是英格兰国民性的自然产物。这种国民性正是天主教化的斯图亚特王朝竭力颠覆的。

这就是过去每个英格兰学童和许多北美学童都知道的故事。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在其初版于19 世纪中期的巨著《英国史》中讲述的故事。这部作品一炮而红，长期畅销，对后世自然影响深远。麦考莱用优美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他所认为的故事。他的叙述都有详尽的研究依据。任何有志研究17世纪晚期的学者都应该细读如今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麦考莱笔记，以此作为他或她研究的起点。后世学者研究麦考莱描述过的事件，很少能够达到他那种对档案的精通程度。况且在很多方面，后世学者即便挑剔麦考莱的叙述细节，也会接受他的总体论点。

麦考莱的论点成了1688—1689 年革命的辉格式阐释的经典说法。其中包含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这场革命是非革命性的。跟其他后来的革命不同，英格兰革命是一次不流血、一致同意和贵族式的革命， 并且首先是理智的。英格兰人并不希望完全改变他们的政体、他们的社会或者他们的文化。他们反而担心詹姆斯二世有那样的念头。第二，这次革命是新教革命。詹姆斯二世打算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革命延续了英格兰的新教政体。第三，这次革命证明了英格兰国民性的特殊之处。欧洲大陆人民反复在共和制和平民政体与暴虐的绝对君主制两个疯狂的极端之间摇摆，而英格兰人却始终坚持有限君主制，允许温和适度的民众自由。正如英格兰教会走的是罗马天主教与激进新教教派两个极端之间的理性中间道路，维持古老宪法不变的英格兰政体同样是理智而温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格兰人依旧坚持他们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是因为它没有在贵族和人民之间制造出不可逾越的鸿沟。第四，1688—1689年革命的基础也不可能是社会不满，因为在詹姆斯二世出逃之前，英格兰社会变化很小。直到英格兰人通过革命保障了财产权，直到绝对主义在英格兰彻底失败，英格兰经济才真正繁荣起来。

本书挑战了这种既有说法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我认为1688— 1689 年的英格兰革命是第一次现代革命。我研究了十多年英国、北美和欧洲的档案，才得出这一结论。麦考莱的说法建立在海量的证据之上，但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新材料大量涌现，新的编目技术大大方便了资料查找。麦考莱认定他了解一个天主教国王肯定想做的事情，但我打算揭露詹姆斯二世及其天主教顾问的目标、理想和背景。麦考莱认定英格兰人民对欧洲事务兴趣不大，我反而觉得需要认真分析那些讨论欧陆大国政治的流行出版物。麦考莱认定只有在他的年代，经济政策冲突才会成为主要政治问题，而我决定研究英格兰商人群体的抱负和活动及其与17 世纪晚期政治的联系。20世纪学者的英格兰社会与经济历史研究使我受益匪浅。在我看来，将所有这些新的历史证据加起来，就能讲出一个截然不同的1688—1689年革命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英格兰的经历不算特殊，在爆发过现代革命的国家里实则称得上典型（虽然早熟）。1688—1689年革命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重新确认了英格兰特殊的国民性，而是因为它是现代国家兴起的一个里程碑。

17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正在迅速踏入现代社会。经济繁荣。城市不断扩张，变得更加舒适。贸易蓬勃发展。这些发展使英格兰政治家萌发了英格兰政府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念头。但是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并不意味着1688—1689年革命必然发生。詹姆斯二世深受其信奉的天主教特定教义及其表弟法国路易十四的成功政治模式的影响， 打算建立一个现代的绝对主义国家。詹姆斯和他的支持者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专业的常备军和世界级的海军。詹姆斯还塑造了现代的天主教政体。詹姆斯和他的表弟路易十四一样，想要信奉天主教的臣民，不想要在他之上的教皇。詹姆斯坚决要求对其领土的绝对统治权，竭力让他的新教国家天主教化。詹姆斯的确促进了天主教护教学小册子的传播、天主教学校和学院的发展，以及天主教教堂的开放。生活在17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人不可能觉察不到天主教在日常生活中日益突出的地位。詹姆斯和他的顾问意识到，他的现代国家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来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他们很快得出结论，一个在印度、北美和西印度群岛都拥有据点的中央集权的海外领土帝国将会成为最大的靠山。詹姆斯调集新的可用资源，制定了帝国迅速扩张的计划，以建立现代的天主教国家。

詹姆斯的反对者基本上是革命者，不是保守分子。他们知道英格兰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跟当时的欧洲国家竞争。但与詹姆斯不同的是，革命者从荷兰共和国而不是法国君主制那里获得了政治灵感。他们也想要一个能够支持强大陆军和一流海军的国家，而且他们也明白这样的国家一定得是中央集权和干预主义的。但跟詹姆斯及其顾问不同的是，按照革命者的设想，只要英格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是实行绝对主义，只要英格兰实施宗教宽容而不是皈依天主教，只要英格兰致力于发展制造业而不是维持领土帝国，它就会是最强大的。革命者很清楚，这样的政治倾向意味着他们会跟路易十四的现代天主教君主制产生意识形态冲突。因此，革命者倾尽全力对法作战，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不列颠群岛，防止法国支持的詹姆斯党复辟，也是为了确保英格兰制造品能够进入欧洲市场，确保欧洲自由免受法式绝对主义的破坏。

詹姆斯二世倡导的现代化方案与对手的截然不同，不仅如此，为了达成目标，他还动用了各式各样的现代政治工具。詹姆斯成功地组建、维持和部署了一支高效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他把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方的市政委员会陆续打造成为本地政治事务的可靠工具。詹姆斯还利用新闻界和各种各样的政治机构来传播其政权的价值观，压制不同的观点。回过头看，詹姆斯的政权可能显得短命而脆弱，但从17 世纪末的角度来看，他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体制。正是因为詹姆斯能够缔造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许多詹姆斯的反对者才意识到，只有使用暴力才能与其对抗，只有革命性的变革才能防止下一个英格兰君主再次创建现代专制国家。只有革命者才能在1688年推翻詹姆斯二世，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塑造新政权。

尽管我们都已接受这样的论点——光荣革命是不流血的、贵族的和一致同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688—1689年革命当然没有20世纪的暴力革命那么血腥，但是英格兰遭受的威胁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暴力，其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从革命开始到结束， 英格兰各地的人民都在相互威胁，毁坏对方的财产，互相杀戮和伤害。从伦敦到纽卡斯尔，从普利茅斯到诺里奇，英格兰人要么经历过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要么生活在暴力的恐惧之中。这不是平淡无奇的事件， 也不是精英主导的稳健谈判。所有社会阶层的男女都走上街头，在英格兰的大路小道武装游行，捐出大量的金钱—有些数量很小—支持革命事业。詹姆斯二世逃亡之后，上议院的议员试图心平气和地处理继承权的问题，但成千上万愤怒的群众打断了这些贵族的商议，强迫他们采取行动。鉴于詹姆斯二世的新政权的力量、效率和意识形态凝聚力，许多人在1688年和之后，仍然热情洋溢地支持他们的国王，这也不足为奇。由于许多革命者打算用效仿荷兰模式的现代化计划取代詹姆斯的法国式计划，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其他许多人都会支持废除詹姆斯二世的新国家体制，同时尽其所能地阻止威廉派替代方案的出现。整个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在那之后，英格兰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分裂的。英格兰人团结起来反抗一个没有英格兰血统的国王，这样的时刻并不存在。17 世纪晚期，理智的英格兰人民从来没有团结起来，一起摆脱失去理性的君主。1688—1689 年革命跟所有其他革命一样暴力、大众化和分裂。

因此，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中心论点是英格兰在17世纪末缔造了第一次现代革命。这次革命有其远因，而且影响深远。如果不是因为前一个世纪的事件，尤其是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危机，英格兰人不可能在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用这样的方式改变他们的国家，也不可能引发一系列影响和改变国家、宗教和社会观念的意识形态讨论。英格兰的政治家，不管支持的是詹姆斯二世还是威廉和玛丽，都不会改变英格兰的国家制度，除非英格兰经济摆脱欧洲在17世纪晚期的衰退和紧缩模式。光荣革命的成因久远，所以结果不一定出人意料。许多革命者都明确以创立英格兰银行、反法战争和宗教宽容为目标。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引起的争论由来已久，所以将1688年或1689年视为英格兰历史的主要分水岭是错误的。这些问题引起的争论因为新的制度实体而得到缓解和改变，但是没有消失。早期现代英格兰（Early Modern England）没有在1688年终结，现代英格兰（Modern England）也没有在此时诞生。但可以确定的是，1688—1689年后，英格兰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特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革命者在1689年之后创造了新的英格兰国家。他们否定了法国路易十四发展出来的现代官僚主义专制国家模式，但是他们没有否定国家本身。相反，革命者缔造了一个以其他方式进行干预的国家。他们的国家努力将英格兰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监督为了对抗欧洲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不得不进行的大规模军事集结，还打算促进社会的宗教宽容。约翰·洛克经常被描述为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就是这些革命者当中的一员。如果说光荣革命是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那么这种自由主义没有站在国家的对立面。1688—1689 年诞生的自由主义是革命和干预主义的，不是温和与反国家的。

我认为光荣革命不是一群现代化推动者对传统社会捍卫者的胜利。相反，这场革命的对立双方是现代化的两派支持者。双方都不顾一切，竭力争取保守派的认同。我认为一切现代革命都会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现政权出于某种原因，认为有必要实现现代化，革命时机就成熟了。现政权通过现代化，把国家的触须伸到社会更深更远的地方，必然引发不满。与此同时，由于现政权公开与过去决裂，反抗运动的门槛就降低了。潜在的革命者再也不用劝说他们的同胞，放弃传统而可靠的生活方式。他们只需要向其证明，他们的变革模式更胜一筹。现政权再也指望不上精英的忠诚习性。17世纪晚期的革命者为现在的这种典型政治模式树立了榜样。

我说的现代（modern）、现代化推动者（modernizers）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术语早已成为当代公共辩论的导火索。许多我非常尊重的学者希望废除这些术语，或至少严格限制其用途。2 这些学者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厌恶“现代性”术语家族，原因有二。首先，有人说现代或现代性从来没有明确的定义，认为这是一个包罗万象而又一无所有的术语。其次，有人宣称，现代化叙事总是从当代发达民主国家的角度倒推历史，也就是说，所有现代化叙事都以现代资本主义（应为非国家干预主义）民主的成果为参照标准。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本书中，当我使用现代化、现代性或者现代这些术语时，我的意思都是非常具体的。我不觉得现代性是一个连贯而完善的整体。我也不认为现代化意味着华山一条路。相反，值得探讨的是，17 世纪末的欧洲各地，尤其是英格兰，出现了可能只有国家建构方面才有的划时代突破。我相信国家层面的改变对外交政策、帝国宏图的本质、英格兰经济和英格兰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不认为造成这些结果的是现代化。事实上，我的中心论点是不同的现代国家设想造成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总之，我不是说国家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在思想、宗教或社会生活方面与过去完全而彻底地割裂。

那么，我说的现代国家的出现是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两方面息息相关的变化。首先是社会结构方面的治国术的创新。国家现代化的支持者往往致力于政治机构的集权化与官僚化。他们打算改造军队，使其专业化。他们动用国家手段加快经济发展，改造社会面貌。他们赞成直接收集发生于政治体内部的各个地方和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具体信息，间或加以镇压。其次，现代国家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跟过去决裂。国家现代化的支持者坚称他们是创新的，强调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全新计划。詹姆斯二世经常提到，他的国家建立在“新大宪章”之上。与此同时，在1688 年，站在詹姆斯对立面的约翰·伊夫林希望革命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在我们当中产生新的创造物”。但是国家现代化并不只是意味着一次性的突破。相反，现代国家想象自己始终处于变化与调整之中。詹姆斯二世和他的革命对手都认为自己正在奠定新的根基，而不是创造新颖但一成不变的体制。

总之，我在本书中把光荣革命的故事重新讲了一遍，但讲述方式完全是新的。我讲述的不是一个突出少数人高瞻远瞩的英格兰例外论的胜利故事，而是各色参与者的故事。他们不仅需要应付英格兰上层政治和英格兰教会的发展，还要应付社会、经济乃至更大的欧洲舞台的变化。为了把故事讲清楚，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投身激烈而危险的革命，我们必须重视詹姆斯二世及其顾问改变英格兰政治和社会的方式。麦考莱的巨著注重英格兰的事件、新教群体的反应和参与的精英， 而我往里面加入了欧洲背景、詹姆斯二世及其随从的天主教意识形态观念、群众政治和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些新增内容能够展现1688—1689年革命的历史根源及其对英格兰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其实，这是第一次现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