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女性的流动性变得更强了吗？

作者 | 宋婧 Stevi Jackson

编译 | 陈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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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的人口迁移往往被置于区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框架下被研究，如儒家文化和父权思想等文化特征。然而，不同社会因发展过程的不同而展现出显著差异。即使许多东亚社会的现代化具有“压缩型”（compressed）的特征，在几十年间完成了西方社会两个世纪的旅程，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格局造就了不同传统和现代中西方元素交织的社会文化格局。尽管东亚社会家本位和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流动和迁徙有着深远的影响，婚姻和家庭中性别化的劳动分工的影响力还与当地的家庭政策、意识形态和性别期待紧密相关。许多东亚社会中，生育和婚姻依然深度捆绑。一方面，家本位意识形态仍在强调女性承担育儿和家务的责任；另一方面，社会现代化和个体化进程也促成了女性退出家庭生活或者选择晚婚少育，从而影响着女性在地理和社会层面的流动性。与西方社会相比，东亚社会中的常态异性恋婚姻家庭制度也推动人们在婚姻移民、劳务迁徙、城乡及职业流动等过程中探索和维系自己在家庭、职场和社群关系中的定位。

东亚地区的人口迁移模式，特别是女性迁移者，大多遵循从较贫困地区向更富裕地区迁徙的路径，这体现了性别、阶层和区域等多方面维度上的社会分化交织作用的结果，指向人们为了增加收入、逃避原生环境、追求生活质素等多元化的动机。但是这种迁徙模式并非绝对遵循单一方向而一成不变，而可能会随着自身境遇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指向迁移者多元目标、多重身份的转变，带来女性的返乡流动或者循环往复流动，反映着女性为改善自身或家庭生活所作出的多样化努力。

本期特刊的讨论聚焦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1）性别化的职场流动；（2）女性流动与家庭角色；（3）女性的迁徙与回流趋势。围绕这三个主题，本期特刊探讨职场女性、劳务移民、婚姻移民及女性回流者如何努力追寻机会并应对社会结构限制和意识形态约束。

东亚社会的教育扩张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的职业选择不仅仅集中于工厂、服务业或家政等传统女性行业，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开始涌入公职岗位或成为大城市中的“白领丽人”。Miliann Kan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等人的研究指出，韩国的公职岗位与中国的“铁饭碗”类似，为女性提供了经济保障和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从“碗”代表的稳定和安全的意象进一步延伸，Kang等人结合“玻璃天花板”的概念，提出韩国女性公务员面临“玻璃碗”现象—工作环境虽稳定安全，但职业上升空间受限。这项研究揭示了女性在安全感和职业流动性之间的权衡，指出了所谓女性的“理想”工作环境中所隐藏的职业困境。

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面临相似的挑战。Arianne Gaetano （Auburn University）通过民族志研究，聚焦上海年轻和高流动性的职业女性，发现尽管她们凭借高学历和国际视野在大城市取得了一定的职业成就，但晚婚的她们常被贴上“剩女”的污名化标签。现代职业追求与传统性别规范之间的冲突，使她们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低技能女性面临的情况则要更为严峻。跨国劳务迁徙为她们提供了看世界和追求自我实现的机会，但她们大多成为全球市场的低端劳工，工作条件差，职业发展空间受限。根据对香港外籍家政工的调查，Jing S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等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为年轻未育的女性家政工带来了迁徙机会，但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对她们的流动性影响有限。这些女性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临时移民，受限于固定期限的劳务合同，很难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职业愿景。

这些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技能、经验和视野使她们能够在变化的机会结构中获得有限的社会与地理流动机会。然而，即使在现代经济部门和发达地区，女性在依靠自身素质获得更多上升空间的同时，仍然面临职场刻板印象和社会性别期待的制约，传统性别化的劳动分工秩序持续存在。此外，女性的收入能力和职业经验可能被视为对男性权威的威胁并引发传统性别秩序的防御性反应。

女性的迁移和流动往往需要与她们的家庭角色进行协调。在东亚社会，家庭仍然被视为女性身份塑造和社会定位的重要部分。Gaetano发现，上海高学历“剩女”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她们的婚姻机会相冲突，教育和职业成就反而导致她们被贴上“不适合结婚”或“剩女”的标签。然而无论已婚还是未婚，她们都面临着职场性别歧视对人才流动性的限制，而女性也在努力定义自我并为自己寻找另外的出路。

与高学历女性不同，低技能女性移民面临的性别困境主要围绕她们在家庭中的照护者角色展开。Song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女性的迁徙和母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女性需要在不同空间场域中协调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冲突，例如将自己的照护责任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以便在异地靠家政工作获得劳动报酬。同时，迁徙也成为她们实现母职的途径之一，女性劳工的异地劳务实践和收入被用于维系与子女的联系和对家庭的责任，而劳动迁移也往往终结于女性回归家乡并重拾家庭角色。

与劳务迁徙相比，婚姻迁徙体现了女性流动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另一种联系。Sohoon Yi （Korea University）的文章发现，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在通过婚姻迁徙至韩国的过程中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当地政策更强调保护本国丈夫的权益，同时边缘化外籍妻子。尽管这些女性试图通过婚姻迁徙实现社会流动，但外籍人士和女性的身份使得她们在试图融入新的社会过程当中面临着种种阻碍。

这些研究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父权传统下女性的流动性和家庭角色的对立是如何被建构的，而家务劳动外包和跨国婚姻的新趋势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在流动vs.家庭的对立框架下，女性的经济追求被质疑，技能被低估，私人生活被管控。尽管劳务与婚姻迁徙为女性提供了流动机会，但其社会经济地位未必能得到改善。

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往往倾向于迁往发达地区寻找机会，然而，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更大职业抱负的形成，她们的流动模式变得更为多元化，她们的目标不仅限于获得就业机会，还包括追求更大的自主权、更好的生活质量、更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是，高学历女性来到大城市后往往发现她们的上升机会是有限的，而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支持，也使得部分女性着眼于新的机会，选择离开大城市，回流家乡。根据Lulu Li(Lingnan University)等人的研究，高学历年轻女性的回流不仅源于大城市的生存压力，还与她们的职业目标和家庭资源地位有关。研究将回流女性分为四类：“冒险型”依靠个人能力回乡创业，“整合型”动员当地资源创业，“安顿型”和“补偿型”以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为主要目的，但前者缺乏家庭资源和本地社交网络的支持，后者则拥有当地资源和人脉作为后盾，这种差异影响了她们作为回流人才的向上流动空间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项研究聚焦于知识型和技术型迁移，超越了传统“人才流失”和“人才增益”的框架，从性别视角丰富和扩充了学界对人才循环、流动和归属感等迁移轨迹复杂性的理解。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女性面临着原生家庭和婚姻当中不同但有限的家庭资源动员能力，然而随着教育普及、生育政策和家庭观念的转变，许多女性得到了更多提升教育、发展职业和迁移流动的机会，得以部分地改变由于性别化的人生目标和资源配置的错位情况导致的困境。但是，她们所获得的新的自由和话语权依然是有限的，依然处于性别化家庭责任和生命时钟的无形压力之下。

本期特刊探讨了东亚女性在多样化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与地理层面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女性的迁徙和流动增强了她们的收入能力和对人生的掌控力，帮助她们摆脱从属地位，重新定义家庭角色。然而，女性的流动性仍然深嵌于性别关系以及社会和空间的等级结构中，需要她们在家庭责任和社会期待下获取艰难的平衡。这些研究发现了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之间复杂的交叉关系。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女家政工和外籍妻子在地理上实现了“向上”流动，但她们在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却面临着更为恶化的处境。高学历女性在职业和地理层级上的向上流动能力更强，但她们的社会家庭地位则不一定得到改善。女性向外流动、向上流动或回流的过程，无法简单归结为核心与边缘区域的二元对立，而是涉及家庭责任、个人愿景、经济独立和社会文化归属，需要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期待和和制度限制中进行多重权衡。

原文出处：Song, J., & Jackson, S. (2024). Moving away, moving up, and moving back: Gender dimensions of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in East As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241242948

原文作者：Jing Song & Stevi Jackson

编译作者：陈江怡（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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