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金山》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早期移民华工的海外漂泊经历，以及他们渴望回归的不屈精神。作家通过讲述方得法父子三人的奋斗历程，希望以此来表达对文化族性的肯定与欣赏。文化族性指的是由一个民族创造并享用的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个性，因为长期存在而形成了传统和民族精神，因而对一个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文化的民族性“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上，既有物质文化层面，也有行为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2]。其中，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异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等方面。下面就具体论述一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所展现出的中国文化的民族性。
第一，坚忍不屈、自强不息。光绪五年，年仅16岁的来自广东开平少年方得法带着对金山的想象和期待来到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卑诗省）。他生活艰辛，白天卖炭，晚上睡床板。在修建太平洋铁路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带着炸药去炸隧道，又带领其他劳工讨要血汗钱，他一生中最英勇的时刻可以说是在他扔“黄药水”的时候。方得法从铁路上死里逃生以后，开了家洗衣馆。在亨德森的帮助下，生意也渐有起色。后来由于金山排华暴动势力的频繁出现，他离开了唐人街，开了一片荒地，种植瓜果，蓄养家禽，然后运到农贸市场出售。多年后他的农场远近闻名。他勤勉节俭，攒钱为家里建碉楼，辛苦积攒人头税希望和家人团聚，后来渴望攒够足够的钱告老还乡，在家乡自勉村安享晚年。可是后来兴起的超级市场迫使他申请破产，一夜之间方得法红红火火的事业只剩下瓦砾一堆。从方得法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找寻到早期华人移民的缩影，他们努力拼搏，渴望有一天能荣归故里，衣锦还乡。面对文化冲突和种族歧视，他们依然选择坚强地生活，就像作者自己所说：“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先侨苦力们，不是用文字，而是用他们的脚，为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一条多元文化并存的路，尽管他们自己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他们行走在毕生的黑暗中，却为后来人带来了光明。”[3]
第二，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中国佬坐墙头，一毫看成两毫九。”以方得法为代表的华工嗜钱如命，为了赚到钱他们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去炸隧道，努力用血汗甚至生命去赚每一分钱。可是面临民族大义的时候，方得法卖掉了自己的“竹喧洗衣行”，捐助保皇党。方锦河把那饱含血泪与屈辱的四千加元捐出来购买飞机抗击日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移民们终于走出了一条认同之路，小说中的一段描述足以证明作者那份坚实的民族认同感：“今天是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红色车厢日，因为来自红色中国的一支九人队伍乘坐头等厢，从蒙特利尔抵达首都渥太华……他们正穿透二十多年冷战期的坚冰，在渥太华的土地上寻找一个可以作为中国使馆的地点……这批……共产党人，不是明晨就要离开的观光客，他们将在这里长久地居住下来，成为渥太华一道永久的街景。”②
第三，崇尚道德。方得法这个人物形象有情有义，信守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方得法带着众人郑重地把不幸罹难的红毛埋葬了，并在树干上刻了红毛的名字，并承诺七年过后来收他的骨。后来他意外发现红毛藏的金子，并没有把钱据为己有，而是把红毛的那一部分钱全部寄给了红毛的家人。在修建铁路的时候，他没有背弃他的同伴，而是带着所有的劳工一起冒险讨要血汗钱。他举起“黄药水”，威胁说“谁动一步我炸死谁”的时候，显示出了他的理智与清醒。最终他为大家争得了供给，也救了工头等人的性命，同时得到了工头亨德森的欣赏，后来与他成了朋友。
第四，渴望知识。方得法识文断字，有自己的文化主张。他给自己的衣馆取名“竹喧洗衣行”，门外挂着宫灯，上面绘有花草虫鸟；屋里墙上贴了字画，如果没有堆积的衣服和烧炭的熨斗，旁人还以为是一家私塾或是字画铺。金山人看到了不同的中国景致，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移民华工的知识涵养。方得法娶亲的要求是对方要识字，后来他与六指相遇、相识以及相爱的过程也都体现了他们对知识文明的向往与渴望。最终方得法推掉了包办婚姻，选择六指作为他的终身伴侣。张翎自称对方得法这个人物的构思源于一张早期华工的照片，一个青年戴着眼镜，她觉得用有知识的眼光看待异国他乡的境遇会比其他的劳工更加敏锐，“我想拨开懵懂的迷纱，用知识眼光，或者说对知识有向往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际遇时，就会有更多的刺痛感。”[4]
张翎对人物的独特构思没有停留在表现文化冲突与差异的表面，反而是让金山客的形象鲜活起来，同时赋予他们文化的族性特征，让他们从封闭的历史中走出来，从中也体现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与人性观。在叙写底层移民的奋斗过程中，作者没有控诉，只是在描述方氏父子身在异乡的顽强与坚韧，在对早期华工生存状态描述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