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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

中国历史解密  · 公众号  · 历史  · 2016-11-26 06:41

正文

作者:余杰

来源:共识网


一、面对要求回城的返乡知识青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

  

以1966年5月16日《通知》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一些对于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774页)

  

在这股浪潮里,周恩来对于各种“造反”的要求是有不同的态度的。

  

针对回乡知青的要求,周恩来在1967年1月4日首都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体育工作者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大会上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60页)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要回到农村去,有问题可以谈,可以帮助解决。为此,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的通知。如《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等。尤其是在当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明确了要求下乡知青回农村去,所建立的各种组织一律撤销等。

  

但是在那个时期,这样的通知、要求在无法无天的造反中如同一纸空文。在“文革”前下乡上山的知青们继续进京造反。据记载,到了1967年的上半年为止,“5月以来,下乡知青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40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住中央各个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的为首串连700人,将于7月3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7月大批来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64页)

  

在这股浪潮面前,周恩来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在8月24日首都工人体育场接见10万来京上访人员大会上他再次要求大家回去搞好生产。

  

“文革”前动员城里的青年下乡已经持续了有十多年了。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以后,下乡的知青们要求回城、要求提高自身的待遇等是有着许多复杂的因素的。当时这些要求显然是与“文革”的发动者的初衷是不相符合的。为了达到“文革”发动者的目标,又要维系“旧秩序”的一些根基,已经下乡的知青是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回到农村去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周恩来必须要坚持的。



红卫兵下乡

  

二、面对要求下乡的红卫兵:好啊,支持!

  

“文革”高潮时,是红卫兵的天下。

  

“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真正的高潮是在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

  

在这个指示前,周恩来对于上山下乡与“文革”爆发前一样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

  

早在1966年底的时候,当时北京65 中的王树理、赵旭红、蔡怡、章亮、周秀华、何龙江等学生跑到了西双版纳。第二年的1967年赵旭红、张进辉、伍穗平、何龙江等人来到了昆明。这些经历对于还在学生时代的红卫兵们看到了北京以外的中国大地是怎么回事情。三位中学生揣着首都东城区红代会的介绍信和大家凑的路费,专程赴云南与当地领导联系去西双版纳开垦胶林的事。

  

在昆明,迎接他们的是“文攻武卫”枪声,等待他们的是谁也无法决定能不能让红卫兵来云南种橡胶。怀抱着理想主义兴冲冲去,却是一无所获地回到北京。

  

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1967年11月27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他们决定将《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递交给周恩来。据记载,他们当时是急着赶到了现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下乡誓言。他们趁着周恩来休息的时间对他说:“周总理,我们要求到云南边疆去。”

  

周恩来接过申请书在手中扬了扬,高兴地说:“好啊,支持!”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份给周恩来的申请报告——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经过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第二天上午,他们得到了周恩来的批示。

  

在他们呈的报告上方,周恩来写道:“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很快,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从志愿报名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

  

1968年2月8日55个人从北京出发,一直到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疆锋农场。

  

据据记载,将近十年的上山下乡,在云南的东风农场,“北京55个”成为一个代号,一种象征。因为是在毛泽东还没有发出指示时他们就到边疆农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了;因为他们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因为是云南垦区12万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中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因为是开拓者,很多人很快就成为从云南省到农垦总局、分局、农场、分场以及连队的领导人。

  

在以后十余年中,“北京五十五”也在分化:两死一疯。

  

大多数人在他们的高干父母复职后通过各种渠道离开了云南。

  

到了1978年云南知青给邓小平写信告状的时候,只留下了几个 “北京五十五”的知青。

  

大潮退去了。

  

作家刘晓航在《我们要回家》一书里写道:“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预料道,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会使他们成为‘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而载入历史。”

  

对于大批学生因为“文革”而不能读书无法毕业的现状,当家人的周恩来绝对是心知肚明的。他也在寻找一条既维护并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路径,又能妥善解决这些学生出路的办法。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无法选择的途径。对上必须维护,对下必须维持运转。

  

三、面对亲属下乡的要求: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周恩来还以身作则推动上山下乡。

  

1968年8月13日,周恩来的侄女16岁的周秉建报名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几经申请被批准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大队当农民。“伯父一直希望我们姊妹中有人直接去基层当农民或工人、做普通劳动者,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高兴”。周秉建事后说。

  

周秉建出发前一天,周恩来夫妇为她饯行,“伯父说,坚决支持我到内蒙古安家落户,要我学会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周恩来叮嘱她,一定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动摇。插队后,她当了一名普通牧民,住进蒙古包,学蒙古话,穿蒙古袍,干牧业活儿,融入了牧民之中。插队时期,她吃了很多苦,也经受了刻骨铭心的锻炼。

  

周秉建凭着自己的良好表现,她通过正当途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1971年元旦那天她穿着草绿色的新军装,高高兴兴地到北京来见周恩来和邓颖超。见面后周恩来的第一句话是:“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周恩来说“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是广阔天地吗?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

  

只有三个月“军龄”的周秉建最后还是回去当了牧民。

  

身体力行。尤其是在那个时期,“走后门”开始兴起的时候,周恩来就是这样不顾“亲情”,以身作则。实在是难能可贵啊!联想到这位开国总理在“文革”期间对待自己的亲弟弟、养女的那些事,就不难理解了!

  

四、面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确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从1968年底开始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以后,情况究竟如何?毛泽东希望得到准确的报告,中共中央需要掌握确切的情况。

  

从1968年12月21日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一年以后的1970年4月1日以国家计委军代表的名义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

  

与当年所有的文件、报告一样,首先必须肯定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城乡斗、批、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番空洞无物的政治术语讲完后,报告进入了实质的问题分析,承认了知青不安心扎根农村和边疆的原因有四条:一是阶级敌人的挑唆和破坏;二是城乡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三是刘少奇“读书做官”和“下乡镀金”等修正主义思想的余毒尚未肃清;四是一些地方领导思想认识不足,对知青的生产、生活和学习重视不足,关心不够。

  

为此,报告的起草者们提出了九项政策规定。如要求知青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要求各地区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减轻当地群众负担做到“同工同酬”;要求知青的口粮,不得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要求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种不法行为,对强奸下乡女青年的要依法严惩,对知青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对有的地方随便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知青安置费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对于出身成分不好但现实表现好或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不得歧视等等。

  

“文革”开始以后,习惯于把具体事务交给周恩来处置的毛泽东依旧如此。只是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国家具体事务操办人后,周恩来的压力更大了。他需要跪在毛泽东面前告知接见红卫兵的行进路线,又要亲自踏勘这些路线上是否存在危险。难为了这位“管家”。看到他在批判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等会议上慷慨的陈辞,看到他在林彪死后的嚎啕大哭,看到他在这个时期的种种一切,用邓小平的话讲,人民原谅了他。

  

毛泽东的本意是要以此来创造一个新型的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新途径,却不断被这样的“坏消息”打断。理解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能不着急吗?

  

周恩来是明白的,几亿人天天的大事是吃住,但是领袖的心里则是“革命”。

  

他必须完成领袖的旨意,安排好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学生就业。从1966年6月开始,全国的学校在“革命”的原则下都停了下来,都不读书了。两年后拥挤在各个学校里的学生出不去,需要进入更高一级学校求学的学生进不了。类似的难题只是周恩来在“文革”十年中的一例。幸好,毛泽东发出了指示,把这些学生(红卫兵)统统赶到农村去。也许这是解了周恩来所遇到的各种难题的一个机遇。他立即把残存的国家机器转动起来,“落实”好领袖的指示,确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指示。

  

1969年全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到了300万。

  

1970年达到了573万之多。

  

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时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里记载,“文革”十年间,全国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


五、面对李庆霖的告状信: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

  

但是,知青的上山下乡一直不太平。几乎自1969年开始就一直被列入高层为此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出发点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际上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难以自圆其说的一种自我赎救。

  

那时,来自福建的一封信又一次把知青上山下乡的事情推向了浪口。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收到福建省莆田县上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的状告信后,为这位小老百姓的信所动,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并从自己的稿费中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全国此类情况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怎样解决?那时全国的大管家是周恩来。

  

此时,毛泽东很失望、很无奈,他不得不承认知青上山下乡后“全国此类事甚多”,表示“容当统筹解决”。他再也不提四年前讲的“再教育”。失去了“再教育”这个含义,知青上山下乡还要干什么呢?

  

周恩来立即抓住了这封信的贯彻,在当年 6 月至 8 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基调不是“再教育”了,而是要进行“调整”。上山下乡从1968年开始只过了四年就问题不断,矛盾重重。所以在这个会上,与会者小心翼翼地承认:“现在,动员城镇中学毕业生下乡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仍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不大安心。”不知毛泽东在看到这些意见后有何感慨?周恩来通过这个政策调整的范围和力度,使知青的处境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种种“左”的或极左的做法。

  

林彪事件之后,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渠道离开农村转回城市,参军、提干、招工和上大学的干部子女达数十万人。

  

为了回家,知青们每一根神经都被调动起来了,要走后门。物质的、肉体的、溜须拍马的、阿谀奉承的,应有尽有!此刻,上山下乡成为了冠冕堂皇的骗人口号。

  

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上山下乡到了一个很微妙的时刻。

  

苦苦支撑危局的周恩来为此在1973年4月27日主持召开了中央高层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从晚上9点开到翌日清晨1时15分。

  

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

  

这个话的潜台词就是不能让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失败啊。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问题、疾病医疗、婚姻、归侨安置,知青的家庭成分,接受安置知青的布局问题,表彰下乡知青的先进事迹问题,知青学习的教育,打击迫害知青的坏人问题,干部带队问题等等,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万绪千头。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是:中央有关部门和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把知青当作包袱,工作很不得力;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有40%的青年住房没有解决;“走后门”成风,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奸污女知青的案件相当严重。

  

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不少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惜,在“文革”还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在阶级斗争依旧是主旋律的年代,尽管会议开了不少,文件发了不少,报告作了不少,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严惩。但一阵风刮过去后,一切还是照旧。

  

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让各省讨论。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组织有关部门宣读学习,结合本地知青工作实际进行研究讨论,并拟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2人到中央汇报和解决有关问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近几年知青下乡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这次会议有限度地统筹解决了下乡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比较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这对解决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是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正处于高潮时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的,不可能终止这场运动。相反,会议还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金训华等大批知青英雄和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又在七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立志扎根农村的“好青年”,如朱克家、柴春泽等,并在全国知青中掀起了一个“扎根”、“决裂”的浪潮…… 。


六、面对摧残知青的恶性案件: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不好的消息依旧不断传来。会议期间,一份由新华社云南分社两位记者写的材料被送到了政治局——

  

在这份《国内动态》(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第241号)里是一篇《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

  

动态反应:“……第18团有31个单位,其中23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手段有25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压杠子、跪砖渣、老牛板桩、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称撞气钟)、罚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

  

很快,周恩来作出批示,而且是很长的很具体的批示:

  

“先念、登奎、国锋、洪文、东兴同志: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请登奎电话告周兴同志,负责保护这两位记者。请中组、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林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组与中央各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公开调查,然而允许找群众公开谈话,容许控告。只要18团被控告事实属实,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个团的部分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组长应有省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担任,中央部门去的同志可选一人当副组长。一切调查报告,均先在省委作决定,后执行。省委、军区还要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要否请酌。周恩来。”

  

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按照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话讲“事态严重,请速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那时作为周恩来的助手李先念的批示把这种对待知青的行为称之为“是国民党行为”。

  

一个遥远的建设兵团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引起中央高层如此大动肝火?仅1970年——1973年,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这类案件竟然多达几十万起,其中有的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周恩来尽力了。在那个年代,面对着全国知青问题,他只能做这些时候的补救工作。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战略部署,容不得他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不久,周恩来病倒了,直到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邓小平1980年8月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到周恩来与“文革”的时候说过:

  

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是邓小平对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所作所为的评介。

  

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也亲身感受到了开国总理周恩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所做的那些事情。以发生在那个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例,周恩来所起到的作用是很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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