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叶淫羊藿的资源分布及质量特征研究进展

淫羊藿 Herba Epimedii 为历版《中国药典》（以下简称药典）收录品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已有 2 000 多年的历史，具有补肾阳、强筋骨和祛风湿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肾阳虚衰、风湿痹痛和麻木拘挛等 ^[1]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在助孕、抗骨质疏松、控制糖尿病、提高免疫力和抑制肿瘤等方面具有明显功效 ^[2-6] ，为最具开发潜力和重点研究中药之一 ^[7] 。目前，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 （ Sieb. et Zucc. ） Maxim. 、淫羊藿 E. brevicornu Maxim. 、柔毛淫羊藿 E. pubescens Maxim. 和朝鲜淫羊藿 E. koreanum Nakai 共同作为药材淫羊藿的基原 ^[1] 。淫羊藿在医药、保健品领域应用广泛，为多种产品的主要原料。在提倡大健康和中医药大发展的背景下，淫羊藿作为保健品常用品种，市场潜力巨大 ^[8] ， 2011 年全国年需求量高达 5 000 t ^[9]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逐渐步入大宗品种行列，在中药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10] 。

优质与充足的淫羊藿资源是医药产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支撑。但目前市售淫羊藿药材存在非常突出的质量问题。马清娟等 ^[11] 检测淫羊藿不同产区 104 批样品淫羊藿苷的含量，全部不达标，其中 15 批未检出淫羊藿苷，其他含量仅为 0.01% ～ 0.17% （药典标准为 0.50% ）。徐文芬等 ^[12] 测定 100 份不同品种和不同产地样本的含量，仅 34 份样品的淫羊藿苷含量达到药典要求。对质量评价相关文献 ^[11-14] 的统计结果显示，药典收录的各种淫羊藿均存在不达标情况，给临床应用和质量监管带来困难，在业界成为热点问题。

淫羊藿多基原、多产地、难鉴别的特点是淫羊藿质量控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15] 。在药典收录的 5 种基原中，箭叶淫羊藿，又名三枝九叶草，是最早被药典收录的品种 ^[16] ，且被历版药典所收载 ^[1,16-23] 。其质量问题尤为突出，不同居群 / 产地化学成分种类差异大，质量极其不稳定，不合格率甚至高达 80% ^[12] ，对其资源利用和临床疗效产生不利影响 ^[14] 。

为促进箭叶淫羊藿的资源合理利用和种质选育，为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参考，并为后续质量控制研究提供思考。本文对其资源分布及药材质量特征，如不同采收期、不同部位、不同产地活性成分的种类及含量差异研究进行综述，藉此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1 资源分布

1.1 分类界定

箭叶淫羊藿被公认为淫羊藿属 Epimedium L. 分类学上最难处理的种，不同学者具有不同观点。徐艳琴等 ^[24] 对箭叶淫羊藿复合种进行系统整理，将贵州淫羊藿 E. sagittatum var. guizhouense S. Z. He& B. L. Guo 和普定淫羊藿 E. pudingense S. Z. He, Y.Y. Wang & B. L. Guo 分别处理为箭叶淫羊藿和箭叶淫羊藿光叶变种，认为箭叶淫羊藿仅包含光叶淫羊藿一个变种，与《中国植物志》 ^[25] 和 Flora of China ^[26] 观点一致。因此，本文关于箭叶淫羊藿的分类界定，只接受箭叶淫羊藿 E. sagittatum (Sieb. et Zucc.) Maxim. 及其光叶淫羊藿变种 E. sagittatum var. glabratum T. S. Ying 。

1.2 分布信息

通过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标本信息查阅及标本馆实地查阅。涉及的标本馆及其号码见表 1 。对箭叶淫羊藿及光叶淫羊藿变种的所有标本进行整理，并结合本课题组 10 余年野外实地调查，获得其野生种群的地理分布信息（表 2 、 3 ）。

应俊生和 Stearn 均认为，淫羊藿属各物种几乎都是窄域种，没有广布种 ^[27-28] 。但箭叶淫羊藿是淫羊藿属分布较广的种，我国安徽、江西、湖南、浙江、福建、湖北、广东、贵州、广西、陕西、四川和河南共 12 省及重庆市均有分布。其中，以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 4 省分布区域最丰富。光叶淫羊藿主要分布于贵州省和湖北省，江西省和广西省仅有少量分布。

从生境来看，箭叶淫羊藿及其光叶变种海拔分布范围为 40 ～ 1 340 m ，主要生长在灌丛和沟谷中及水沟边等荫蔽度较大处，分布区为东经 103°37′ 12″ ～ 121° 01′ 48″ ，北纬 24° 25′ 12″ ～ 34° 06′ 00″ ，常分布于北坡或东北坡，土壤常为湿润的黄壤或砂壤。主要伴生植物有马尾松、十大功劳、毛竹、臭椿、鸢尾、玉竹、紫堇、虎耳草和黄精等 ^[29] 。根据本课题组广泛的实地调查，除江西省武宁县和安徽省黄山市等一些山地偶有较大面积的成片分布外，箭叶淫羊藿一般以稀疏的片状或条带状分布于狭小区域，资源量并不丰富 ^[9] 。因此，其分布信息极易受到人为干扰或生境变化的影响。如，本课题组曾 2 次对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一个居群开展调查。 2005 年，箭叶淫羊藿在该地的分布尽管稀疏，但较常见。 2012 年，再次调查该地时，野生个体完全无从找寻。

值得注意的是，箭叶淫羊藿形态变异较大，不论是野生居群，还是同质园栽培居群，居群间在株高、叶长、叶宽、长宽比、叶片面积、叶片干重、花序轴长、小花数量、花部颜色、大小及非腺毛等性状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29-30] 。同质园栽 培居群非腺毛和花粉形态的系统观测表明，即便剔除环境因素影响，居群间仍存在巨大差异和多样性 ^[31-32] 。形态上的分化往往源于关键性状特征强烈选择作用引起的适应性分化，同质园栽培个体和居群间的形态差异暗示了地方适应及相关性状的遗传分化 ^[33] 。笔者对箭叶淫羊藿 11 个居群基于 SSR （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遗传标记的遗传多样性分析，证实所有居群间均存在显著遗传分化 ^[34] 。

箭叶淫羊藿与同属其他物种区分困难，产区居民一般将淫羊藿属植物统一称谓、统一采用和相互混杂 ^[29] 。使得淫羊藿药材实际来源远比药典规定的复杂，基原混乱问题异常突出，加剧了药材质量不稳定 ^[15] 。郭宝林和肖培根曾报道湖北省、四川省和贵州省等部分地区常将粗毛淫羊藿 E. acuminatum Franch. 认作箭叶淫羊藿 ^[35] 。在本次标本整理及核实中，发现很多标本鉴定存在错误或不确定，大量原本鉴定为箭叶淫羊藿的标本后来被更正为其他物种。被错误鉴定的远不止粗毛淫羊藿 [ 如熊济华和蒋兴麟 33481 （ IBSC ）、方文培 802 （ IBSC ）、李国凤 60923 （ IBSC ）、西南师范学院 560 （ IBSC ）、杨光辉 54207 （ IBSC ）、方文培 15803 （ IBSC ）、刘正宇 4742 （ IMC ）、刘正宇 840770 （ IMC ）、 S. L. Sun 2489 （ KUN ）、郑万钧 10363 （ KUN ）、普查队 396 （ SM ）、普查队 1105 （ SM ）、四川植物 177 （ WUK ） ] 。还包括柔毛淫羊藿 E. pubescens Maxim. [ 如候喜祥 781 （ IBSC ）、郭本兆 4405 （ WUK ）、唐昌林 908 （ WUK ）、陕西中草药普查队 1573 （ WUK ）、杨金祥和梁一民 2828 （ WUK ） ] 、淫羊藿 E. brevicornu Maxim.[ 如张晋豫 25 （ HNEU ）、邢智峰 97023 （ HNEU ）、包士英和严生俊 80 （ QTPMB ）、包士英和严生俊 1298 （ QTPMB ）、邢吉庆 436 （ WUK ）、邢吉庆 817 （ WUK ）、付坤俊 13096 （ WUK ）、黎斌和牛忠磊 2006017 （ WUK ） ] 、天平山淫羊藿 E. myrianthum Stearn [ 如植被调查队 653 （ CSFI ）、韦用禄 51179 （ GXMI ）、陆志松 522223140324015 LY （ GZTM ）、黔南队 338 （ HGAS ）、张志松 400943 （ HGAS ） ] 、木鱼坪淫羊藿 E. franchetii Stearn （如郑重 63 （ HIB ）、郑重 81 （ HIB ）、鄂神农架植考队 30945 （ PE ）、鄂神农架植考队 30418 （ PE ）、刘瑛 413 （ WUK ））、黔岭淫羊藿 E. leptorrhizum Stearn [ 如浙江队 8393 （ NAS ）、李洪钧 8738 （ WUK ） ] 、拟巫山淫羊藿 E. pseudowushanense B. L. Guo [ 如黔南队 1389 （ KUN ）、黔南队 1727 （ KUN ） ] 、时珍淫羊藿 E. franchetii ssp. Lishihchenii （ Stearn ） S. X. Liu[ 如李丙贵 076 （ IBSC ）、赵保惠 259 （ IBSC ）、杨祥学 11210 （ IBSC ）、聂敏详等 8427 （ LBG ）、熊杰 06773 （ LBG ）、王名金和邹垣 1650 （ NAS ）、岳俊三 2081 （ NAS ） ] 、星花淫羊藿 E. stellulatum Stearn[ 如邢吉庆 10797 （ WUK ）、邢吉庆 11076 （ WUK ） ] 、宝兴淫羊藿 E. davidii Franch. [ 如孙必兴 233 （ IBSC ） ] 、湖南淫羊藿 E. hunanense （ Hand.-Mazz. ） Hand.-Mazz. [ 如沈中瀚 30 （ CSFI ）、武陵队 2238 （ IBSC ）、刘林翰和何颧州 16317 （ WUK ） ] 、镇坪淫羊藿 E. ilicifolium Stearn [ 如 T. N. Liou 11308 （ WUK ） ] 和天全淫羊藿 E. flavum Stearn[ 如杨亚滨 21673 （ IBSC ） ] ，共涉及 13 个类群。此外，还有大量标本因缺乏花部特征和相应描述而无法确定物种，如杜裕 522428141109027LY （ GZTM ）、辛泽华 43 （ HNEU ）、邢吉庆 3562 （ NAS ）、 59 年秦岭队 969 （ PE ）、鄂神农架植考队 30418 （ PE ）、钟补求 2423 （ PE ）、付坤俊 12080 （ WUK ）、陕西中草药科研组 4411 （ WUK ）、邢吉庆 2406 （ WUK ）和旬阳队 509 （ WUK ）等。

值得关注的是，腊叶标本鉴定错误现象在淫羊藿属并非特例。本课题组近 20 年的研究发现，淫羊藿属基于标本信息的资源分布研究，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 ）花部特征对淫羊藿属物种鉴定极为关键，但由于花极易脱落且结构不易观察，该属腊叶标本的花部特征往往不完整，甚至完全缺乏，导致相当一部分标本鉴定存在错误或疑问。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巫山淫羊藿 E.wushanense T. S. Ying 发表时所引证的 7 份模式标本实际上包含了 4 种淫羊藿 ^[36] 。（ 2 ）淫羊藿属类群在近 30 年迅速膨胀，之后又经历大量类群的修订 ^[37] 。因此，该属腊叶标本急需重新鉴定，依据腊叶标本的分布信息也需相应更正或更新。（ 3 ）野外生境的急剧恶化使一些原有分布区和资源量萎缩甚至消失，种质资源分布信息迫切需要更新。（ 4 ）淫羊藿属植物花期较短（多集中于 4 月份），但多数物种尚未开展花期系统和深入的野外调查。

2 质量特征

2.1 采收期含量变化

淫羊藿属药用植物在不同采收期其黄酮类成分含量不同。朱朝德等 ^[38] 研究表明，箭叶淫羊藿叶片中淫羊藿苷和总黄酮以花期，即 4 月前后最高，分别为 1.78% 和 7.92% ，之后迅速下降， 7 月最低，分别为 0.34% 和 3.65% ， 8 月又开始回升，到 10 月出现第 2 个峰值，分别为 0.95% 和 4.40% ，但此时的含量远低于花期（约 1/2 ）。任龙飞等 ^[39] 研究结果与之相似， 3 月底时，箭叶淫羊藿中朝藿定 A （ 0.40% ），朝藿定 B （ 0.38% ），朝藿定 C （ 10.84% ）和淫羊藿苷（ 3.08% ）含量均最高，但此时处于生长初期，产量最低（ 244.67 g/m ² ）。各化学成分含量在 4 月末 显著降低， 7 ～ 10 月含量差别不大，但 8 月产量（ 2 798.44 g/m ² ）显著高于其他月份。通过对产量与活性成分之和的乘积进行评价，认为 8 月为最适宜采收时期。

箭叶淫羊藿不同采收期黄酮类含量的动态累积与属内多个物种呈相似趋势，大多出现 2 个高峰，生长初期或花期的黄酮类含量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天平山淫羊藿和粗毛淫羊藿均报道其在花期（ 4 ～ 5 月）总黄酮和淫羊藿苷含量达到最高 ^[40-41] 。巫山淫羊藿中朝藿定 C 含量在 5 ～ 6 月达到峰值， 10 月出现另一个峰值 ^[42-43] 。但最适采收期一般考虑产量与活性成分总量的乘积，常以生物量最大的时期占优势。如朝鲜淫羊藿黄酮类成分含量在花期（ 5 月）及果期结束时（ 8 月）呈现 2 个高峰 ^[44-45] ，但 8 月叶片生物量更高，多项研究支持在 7 月底到 8 月初较为合适 ^[46-47] 。

上述结果表明，采收期是影响淫羊藿质量非常重要的因素。徐艳琴等 ^[48] 因此提出，为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开展药材质量评价研究时必须保证所有分析样本采收期一致，建议药材质量评价研究确定一个易判断且可操作的采收期，如花期。

2.2 不同部位含量变化

《中国药典》关于淫羊藿药材的药用部位，历经多次修改。 1963 年版药典规定为“茎叶” ^[16] ，自 1977 年版至 2005 年版（共 6 版）均为“地上部分”（淫羊藿夏秋季采收时，花序基本枯萎凋落，地上部分实际等同于茎和叶，作者注） ^[17-22] ， 2010 年版之后更变为“叶” ^[1,23] 。尽管药典收录的部位都不包含地下部分，但淫羊藿属植物为浅根性植物，药材采收时，为提高效率，通常连茎带叶扯起，扎成小把，这种方法极易将根茎连带拔起。且根据本课题组调查，在湖北、贵州和四川等省份，民间常以淫羊藿属植物的地下部分（含根茎和根）药用。

郭宝林等 ^[49] 对箭叶淫羊藿不同部位 9 种黄酮总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根茎及根（ 7.31% ）＞叶（ 3.29% ）＞茎（ 0.39% ），根茎和根的含量为叶的 2.22 倍，茎中含量极低。但之后研究均表明叶的含量高于根。贵州产箭叶淫羊藿不同部位总黄酮含量为叶（ 10.82% ）＞根（ 9.41% ）＞茎（ 2.15% ） ^[50] 。湖北产箭叶淫羊藿叶和茎总黄酮含量分别为 4.93% 和 0.24% ，叶的含量为茎的 20.6 倍 ^[51] 。四川产箭叶淫羊藿不同部位淫羊藿苷和总黄酮含量为叶（ 0.15% 和 6.07% ）＞根（ 0.07% 和 4.53% ）＞茎（ 0.01% 和 1.26% ） ^[52] 。罗堃等 ^[53] 比较箭叶淫羊藿各部位淫羊藿苷及总黄酮含量，结果表明叶（ 0.85% 和 8.65% ）＞ 地上部分（ 0.61% 和 7.26% ）＞全草（ 0.20% 和 6.62% ）＞ 根（ 0.09% 和 6.54% ）＞茎（ 0.08% 和 2.00% ）。杜真辉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一致，证实箭叶淫羊藿朝藿定 A ～ C 、淫羊藿苷、总黄酮及浸出物的含量均为叶显著高于根和茎 ^[54] 。许婷等 ^[55] 对陕西省和四川省产箭叶淫羊藿不同部位朝藿定 A ～ C 、淫羊藿苷和宝藿苷 I 含量进行测定，结果显示为叶＞叶柄＞茎。此外，一龄到三龄茎上叶的总黄酮含量也有一定差异，三龄茎上叶的含量最高（ 6.69% ），一龄茎上叶的含量最低（ 6.12% ） ^[56] 。

整体来看，箭叶淫羊藿叶的活性成分较其他部位高，茎含量极低。需要说明的是，淫羊藿属植物的地下部分包括根茎和根，从生物量来看，无论是结节状根茎类型还是细长根茎类型的物种，均以根茎为主体。因此，以上研究的“根”实际可能是指地下部分，即包括根茎和根。从整体研究结果来看，地下部分的含量不如叶，不支持其药用。更重要的是，根茎是淫羊藿属植物繁殖和自然更新的主要方式，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角度出发，也不建议地下部分入药。以上研究体现了《中国 药典》 2010 年版对药用部位修订的合理性。

2.3 不同产地质量特征

2.3.1 不同产地的含量差异 《中国 药典》 2015 年 版对淫羊藿的限量标准为淫羊藿苷含量不得低于 0.5% ，总黄酮不低于 5.0% ^[1] 。 2019 年，《药材与饮片质量标准草案 - 公示稿》修订为朝藿定 A 、朝藿定 B 、朝藿定 C 和淫羊藿苷，即淫羊藿多苷（ ABCI ）总含量不得少于 1.5% ，总黄酮不低于 5.0% ^[57] 。

关于箭叶淫羊藿不同产地种质的质量评价，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陆续有研究报道，检测成分从单一指标，如淫羊藿苷或 / 和总黄酮 ^[52-53,58] ，到 4 种主要黄酮类成分，即朝藿定 A ～ C 和淫羊藿苷 ^{[11-12,14,59-60]} 。共涉及 13 个省和直辖市（表 4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总黄酮含量达标率较高，为 68.00% 。淫羊藿多苷含量达标率为 58.06% 。淫羊藿苷含量达标率仅为 27.85% ，为限制箭叶淫羊藿质量的主要因素。

此外，同样是福建省宁化县的样品，郭宝林等 ^[62] 的结果为淫羊藿苷和淫羊藿多苷含量均不达标，但裴利宽等 ^[13] 测得淫羊藿苷、淫羊藿多苷和总黄酮均达标。提示即便是同一产地的样本，不同研究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徐艳琴等 ^[48] 曾系统分析淫羊藿质量评价研究，提出其中存在 2 个突出问题：（ 1 ）由于采收期不一致导致大量研究结果没有可比性。（ 2 ）由于样本全面性不足导致评价结果出现片面性和局限性，缺乏对药材质量的全面掌握。因此，建议后续研究应在采收期一致的前提下，注重取样策略及分析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随后，本课题组对统一花期采样的 16 个箭叶淫羊藿野生居群 （ 20 ～ 30 个体 / 居群）进行基于淫羊藿多苷的含量测定。结果表明，不同居群的质量稳定性和均一性均不理想。从淫羊藿苷含量来看，仅 5 个居群达到药典标准（达标率为 31.25% ）， 4 个居群低于标准， 7 个居群甚至未检出 ^[14] 。从淫羊藿多苷含量来看，仅 6 个居群达到修订草案标准（达标率为 37.5% ）。这是目前对箭叶淫羊藿最全面和系统的质量评价。且以上居群均同质园栽培于江西中医药大学。近期，本课题组进一步对同质园 栽培 6 年以上的居群开展了质量评价。结果表明，不同居群间质量依然差异巨大，说明遗传因子是塑造其质量的重要因素，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 ^[60-61] ，且已证实箭叶淫羊藿遗传多样性水平与淫羊藿苷含量显著或近显著正相关 ^[34] 。

综合以往研究表明，箭叶淫羊藿不同产地 / 居群间活性成分含量差异较大（表 4 ），整体质量极不稳定。主要活性成分的变异范围为朝藿定 A ： 0 ～ 1.65% ，朝藿定 B ： 0 ～ 1.72% ，朝藿定 C ： 0 ～ 7.62% ，淫羊藿苷： 0 ～ 4.62% ，淫羊藿多苷： 0 ～ 14.89% ，总黄酮： 2.69% ～ 14.00% 。整体来看，湖南省、湖北省和四川省质量较优，贵州省次之，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广东省和广西省质量最次。与郭宝林等 ^[62] 研究结果，即贵州质量最好，华中比较差，华东和华南则更差不完全一致。

从资源利用策略来看，郭宝林等 ^[62] 认为不同产地来源的箭叶淫羊藿药材不能一视同仁。许瑛等 ^[14] 进而提出，湖南省芷江县、湖南省龙山县、湖北省鹤峰县和湖北省罗田县这 4 个居群的质量远高于药典标准，是非常优异的种质。从表 4 可知，湖南省所产箭叶淫羊藿质量普遍较优，为优异种质筛选的重点，且该省资源较为丰富，其种质和生境均可为人工栽培提供参考。部分省份的箭叶淫羊藿质量不稳定且研究样本数较少，但个别地区种质含量较高，如湖北省罗田县和鹤峰县、四川省成都市和江西省武宁县。安徽省、浙江省、广东省及广西省等地的箭叶淫羊藿其活性成分含量极低，安徽省黄山市种质甚至未检测到活性成分 ^[14,59] ，不宜药用，但可考虑作为林下地观赏种质 ^[14] 。

多位学者曾提出，是否将箭叶淫羊藿保留为药典品种有待商议 ^[14,62] 。但从公示稿标准来看，箭叶淫羊藿的达标率从以淫羊藿苷为标准的 27.85% 提升至以淫羊藿多苷为标准的 58.06% ，提示以单一成分作为箭叶淫羊藿质量控制的标准既不符合中药整体作用（多成分共同作用）特点，也限制了其资源利用。

2.3.2 不同产地化学型差异 中药材的化学成分变异直接影响其生物活性和临床疗效，分析箭叶淫羊藿种内化学型变异，对不同产地进行区分，是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临床用药有效性的前提。

Xie 等 ^[73] 对淫羊藿属植物 5 个药典种及 8 个非药典种进行指纹图谱分析，根据淫羊藿多苷所构成的组峰，即“ ABCI 区”化学成分组成，将所有样品分为 3 个大类：广义巫山淫羊藿模式（ extensiveE. w. pattern ）、淫羊藿（心叶淫羊藿）模式（ E. b. pattern ）和朝鲜淫羊藿模式（ E. k. pattern ）。其中，包含箭叶淫羊藿在内的 11 个物种均属于广义巫山淫羊藿模式，该模式以朝藿定 C 为主导峰。

箭叶淫羊藿开展了较全面的化学型研究 ^{[34,60,74-75]} ， 大致分为 5 种类型。一型为 4 种活性成分的含量极低或不存在，包含安徽省黄山市和浙江省衢州市种质。二型仅含朝藿定 C ，其余 3 种成分不存在或极低，包含湖南省浏阳市、江西省上栗县、湖南省江永县、江西省婺源县、江西省南丰县、广东省乳源县和湖南省江华县种质。三型以朝藿定 C 为主要成分，其余 3 种为次要成分。此类居群占据了箭叶淫羊藿的主要分布区，包含广西省全州县、湖南省芷江县、湖南省龙山县、湖北省鹤峰县、江西省武宁县和湖南省慈利县种质。四型以朝藿定 C 和淫羊藿苷共同主导，包含湖南省保靖县、广西省柳州市和贵州省镇远县种质。五型无主导峰且各峰均较高，仅包含湖北省罗田县种质。植物次生代谢物有助于药用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中保持种群适宜性 ^[76] 。箭叶淫羊藿地理分布广泛，其化学型多样性可能是地方适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