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建构与消解：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张季鸾与《大公报》形象流变考察

历史榜样对大众传媒业者（以下简称“传媒业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就一般意义而言，传媒业者心目中历史榜样的形象来自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个渠道的共同塑造。就前者而言，这种塑造首先来自于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的专业教育，其次则是新闻工作实践中前辈的言传身教，也就是蒂斯所谓的“专业人员与初学者”和“师傅带徒弟”的两个方面（Teece等，1997）。就后者而言，这种塑造主要来自于大众传媒对这一榜样的叙述、挖掘、解读与评价。二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这些榜样形象在某个特定社会时期的具体表现。

由于大众传媒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种塑造往往会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政府意志的影响，这在威权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威权社会中官方审定的教科书与服庸官方意识形态（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教师不断地将“正确的历史”灌输给学生，而通常学生也无法获知与之相悖的声音——这就使得一元化的正误观容易形成。

当官方控制削弱乃至于解体之时，那些“另一面”便会被放大、被追捧，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消解官方长时间苦心经营起来的榜样形象体系，甚至会使整个群体的记忆走向传统记忆体系的对立面——至少是对其置之不理，从而形成新的“政治正确”。然而，这种新诞生的榜样形象体系却往往会被新崛起的政治势力操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滑入民粹的泥潭。传统形象的塑造者们会对这种趋势进行抗争，但往往徒劳无功。

1949年以来我国台湾地区对张季鸾及其主持下的新记《大公报》（以下简称《大公报》）形象塑造的流变，很好地诠释了上述过程。根据台湾学者的划分，战后台湾“民主转型”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古典威权时期（上世纪50-70年代初，后文“上世纪”不再注明）、改革威权时期（70年代初-1987）、改革威权到民粹威权的过渡时期（1987-1993）、民粹威权时期（1993-2000）和后威权时期（2000以后）（郭中军，2014：17-18）。以此标准衡量台湾地区二者形象的流变，我们不难发现，在50-70年代，研究者多着力强调他们历史上“拥蒋”“反共”的“贡献”；在70-80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他们对新闻自由和民权的呼吁；在90年代，除了少数几个古稀之年的学者还在研究和呼吁之外，他们已经开始被边缘化，“本土研究”逐渐兴起；而到了2000年以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已经逐渐淡出了台湾社会的视野。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战后台湾社会的变化。

通过对于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除了90年代初极特殊的昙花一现之外，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象几乎从未出现在台湾地区的大众传媒上，而仅仅停留在新闻学杂志、教科书等专业媒体上，易言之，他们从未成为像大陆的雷锋一样的全民榜样，而仅仅是传媒业的行业榜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形塑与社会环境毫无关系。由于大众传媒业与社会的特殊关系，政府为这一行业塑造一个榜样，其目的便在于培养一批符合自己需要的传媒业者，并将自己推崇与倡导的理念通过他们传播到社会大众。所以，本文以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对二者形象塑造的流变为主线，致力于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张季鸾与《大公报》是如何成为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传媒业的榜样的？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

2.这种形象是如何被接受的，又如何作用于业者的行动？

3.这种塑造和接受，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何？又经历了怎样的流变？

自1950年起，以“反共抗俄”为核心的“国策”在台湾正式确立。但是，这一“国策”要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可却不那么容易，在蒋政府看来，要尽快完成“反共复国”大业，就必须尽快解决包括中青年一代对祖国认同相对淡漠、蒋政府在三年多时间内在大陆迅速崩溃合法性受到质疑、台湾民众对蒋所树立的“共匪”和“苏俄”两大敌人缺乏体认感等问题，以迅速凝聚社会，增强政府的社会动员力。

为此，蒋政府除了在台实行包括长时期“戒严”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以外，还通过“统制”与“倡导”两种手段，建立以“反共抗俄”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文艺体系”（张道藩，1954） 。 而对以大专院校新闻院系师生为主体的未来媒体从业人员进行符合官方意识形态需要的形塑，也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这场形塑运动中，张季鸾和他主持的《大公报》由于具有四个特殊的优势，成为了独一无二的重要符号。

首先，张从未加入国民党，亦从未担任任何官职，而《大公报》更是人所共知的“民间报纸”，这就天然地与政府撇清了关系；其次，张在世时名动天下，又与蒋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这在与他同时代的民营报人中可谓独一无二；再次，张与他主持的《大公报》一向对中共观感不佳，不仅多次明确声明认为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更曾亲自上阵与《新华日报》论战；最后，张主持的《大公报》曾于1941年4月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这不仅是中国报纸首度获此殊荣，在50年代台湾处于西方阵营文化冷战前沿的背景下，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所以，在50-70年代，张与《大公报》成为了台湾地区着力塑造的传媒业者的重要榜样，风头一时无两。审视这一时期的相关叙述，我们不难发现，“拥蒋”与“反共”是贯穿其中的两大主题。

这种叙述首先来自曾经的国民党当局主管新闻宣传的高级官员，如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中央周刊》社长的刘光炎（1952）在回忆大后方战时新闻界情况时云：“大公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但在那时却很能为国家民族着想。例如共匪不守信义，攻陷长春，大公报就著‘哀长春’以斥之。大公报所以为人爱好，就是为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妥协，不过这完全得力于张季鸾先生。”

这种叙述很快反映到了新闻史教学中，1966年，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出版，自此至90年代，此书成为台湾各大学新闻学系的法定教材。本书主编曾虚白曾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第四组（即原中央宣传部）主任、“中央通讯社”社长等职，该书采取各人分章撰写，最终由曾统稿而成，参与撰写者既有赖光临、李瞻等新闻学界的著名学者，也有张玉法、亓冰峰等著名历史学家。

本书主编的特殊身份及它特别的编写体例，使它成为了这一时期台湾地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钦定圭臬。该书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仅以书后词条索引数论，《大公报》与张季鸾各有16条与10条，分列第3与第8位，而如果把时间限定在1926-1941年间，则二者的数目都高居榜首。不仅如此，该书对二者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总论》中，曾赞扬《大公报》“创造了企业与政论合流的典型”，张“精神足为报人的表率”（曾虚白，1966：15），这就给全书的评价定了个调子，此后各章均徇此议，如张玉法云：

在名义上，吴氏为董事长兼社长，张氏为总编辑，胡氏为总经理。 事实上，他们三位一体，和衷共济，使大公报的组织日益完善，业务日益进展。 大公报最大的特征是言论稳健，具影响力。 ……该报的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言论大公无私，深获读者同情（曾虚白，1966： 373）。

这一时期台湾大众传媒对二者形象的塑造也遵循了这两条原则，这其中首推《传记文学》。1976年6月，该刊将张季鸾定为当月专题人物，组织了11篇文章，其中既有程沧波、曾虚白、刘光炎这样的政府高级宣传主官，也有成舍我、胡健中、陈纪滢、陶希圣这种曾与张有过过从的老报人，还有杨尔瑛、沈云龙之类的学者。

这些文章也无一例外地延续了“拥蒋、反共”的论调。如杨尔瑛（1977）认为张正是“站到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这一边……所以他的言论能够在社会上领导群伦，影响社会。”刘光炎（1977）则认为张如果迟死几年，“政府应付共匪不会那么困难。”

如此，张季鸾与《大公报》“拥蒋”“反共”的形象，便在50-70年代的台湾社会特别是传媒行业中树立起来。

总之，由于张季鸾所具有的“独立”、拥蒋、反共、亲美的特点，使他在50年代文化冷战高潮的时期同时符合了美国政府与蒋政权的需要，从而成为了台湾大众传媒业最重要的榜样。在政府的“统制”与“引导”下，这种针对新闻院系学生的形塑，应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这种形塑开始逐渐偏离了官方主导的轨道。

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正式发表等事件意味着台湾在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中地位的转变。此外，美国开始大幅减少对台援助与拨款，转而将之投向大陆或与之相关的领域。

在此之前，台湾当局一直将自己打造成“自由、民主、人权”的代表，以与所谓“暗无天日”的大陆地区形成对比。经过20多年的不懈宣传，这些理念在台湾早已深入人心，而这却与长期实行“戒严”体制的台湾现实社会产生了鲜明的反差。面对着事实上破灭的“反共抗俄”的梦想，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戒严体制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来自民间的要求终止这种非常体制，尊重民权的呼声逐渐高涨。

同时，长达1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造就了大批“中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很富裕，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上非常活跃，政治意识强烈。他们把参与政治看作是现代公民资格的组成部分，毫不犹豫地在诸如人权、经济犯罪、出版自由、政治多元化、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等问题上畅所欲言。国民党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徐中约，1970/2002：946）

以1977年11月的“中坜事件”为始，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日渐频繁，规模也逐渐扩大，“党外人士”开始走向联合，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基础逐渐动摇。更重要的变化来自新闻界自身：经过20余年的筚路蓝缕，《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已经发展成两个庞大的报团，“在利益的驱动下，报纸内容中出现了‘新闻广告化’和‘广告新闻化’的现象。……这些不顾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做法，让一些不良广告趁虚而入，使这一时期报纸内容良莠不齐。”（陈扬明，陈飞宝，吴永长，2002：94）

美国崇尚“独立、自由”的新闻思想对台湾本就影响深远，而这种崇美的意识在这一时期被更加强化了——面对各主要国家纷纷与自己“断交”的现实，急需靠“国际承认”证明统治合法性的台湾当局更要紧紧抓住美国这根救命稻草。而一向将大陆斥为“黑暗”“专制”，而标榜自己为“自由中国”的台湾当局，事实上却“既以西方资本社会的新闻自由作标榜，同时又从事种种新闻管制。”（高郁雅，2003）

在这种情况下，自70年代中期起，张季鸾及《大公报》虽仍是台湾地区传媒业者推崇的主要榜样，但其形象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形塑的中心取向由强调“拥蒋反共”转向强调其“呼吁民权”及要求“新闻自由”。

这种变化首先是在官方既有的轨道上悄悄发生的。如这一时期台湾新闻史研究的主将赖光临先生在其1972年发表的长文《张季鸾办报之事功研究》中，虽然也谈到“张氏对蒋总统具有高度敬仰，确认他是‘中国近世最杰出的人才’”，但对“反共”却只字未提，却辟专节论述其“强调革新政治保障民权”及“崇尚言论自由”（赖光临，1972）。

而前述《传记文学》组织之张季鸾专号，邀请曾任《中央日报》总编的著名报人卜少夫出席，卜以与张鲜有往来为由推脱不成，乃于9月交来一稿，此稿对“拥蒋”“反共”等只字不提，仅称赞张“不仅反映了民情民心，更领导了舆论”，“文章往往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南箴。”（卜少夫，1977）而用很大篇幅谈到了“新闻自由”的问题：

凡是民主国家，莫不尊重新闻自由，这也是从事于大众传播这一工作的人所奋力争取的，可是放眼全球，有几个国家真正实践了新闻自由？

张季鸾先生时代如此，今日更甚，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全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并非只是新闻从业人员专属的一项奋斗的目标。 张季鸾先生在他的一生记者生涯中，即使利用他的特殊背景，特殊机遇，他所遵循的路线，以及表现在他所完成的业迹的精神上，何尝脱离新闻自由？ 何尝背弃新闻自由，他的苦心我们后人应该充分理解的，我们更应理解的，如果“只有季鸾先生有新闻自由”。 或是“新闻自由只限于季鸾先生专利专享”。 那么，这个民主政治是不健全的、畸形的、残缺的。

如此，在7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象开始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如果说对二者舆论地位及其所主张的“四不主义”的推崇是一以贯之的话，那么这时的目的却已经改变：

70年代之前的目的是服务于“拥蒋反共”的中心，因为此二者在历史上对蒋政府的拥护乃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那么既然如此“不党不私”的著名报纸与报人都心心以“拥护党国”“拥护领袖”为念，那么“党国”的正义和“领袖”的英明；“野心者”的卑劣和“共匪窃国”的非法，自然也就不言自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季鸾及其所主持的《大公报》越“独立”“无私”，越“领导舆论”，便越能证明蒋政府统治的正义性。这时的目的则转而为“呼吁民权”和“要求新闻自由”的新的中心服务，因为既然“不党不私”的《大公报》可以在历史上取得如此成功，那么当下的台湾也应该有一份“不党不私”的报纸；既然“领导舆论”的张先生都如此推崇民权与新闻自由，则足见保障民权与新闻自由之重要与深入人心，其潜台词直指当时台湾当局实行的戒严体制与“报禁”政策。这种转变在7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了形塑张季鸾与《大公报》的主流取向。

在台湾新闻史学界，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象便由“党国诤友”“反共斗士”转变为了“民权卫士”和“自由先驱”。这一形象与当时台湾“报老板”们对新闻行业的想象高度契合，“无论是王惕吾、余纪忠、吴三连或吴基福，他们出身不同，但都拥有传统知识份子的志气，一心一意要办份‘不党、不私、不卖’的报纸！”（朱立，2008：10）

如此，对当时的台湾大众传播业者而言，“专业人员与初学者”和“师傅带徒弟”便达到了相辅相成，所以这一时期对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那一代台湾传媒业者而言，张季鸾、《大公报》、“文人论政”“四不主义”等概念成为了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台湾报业追求的最高价值”。（王健壮，2014：序言17）这种形象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记忆，甚至在几十年后仍未消退。

1987年3月20日，适值张季鸾百岁冥寿，《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发扬张季鸾先生的办报精神》，这也是该报历史上惟一一次以张季鸾为主题发表社论，文章认为张“终其一生是国民党最诚挚的党友”，并回顾了他“坚守文人论政的理想”与“全凭一股爱国报国的情操”的办报生涯，盛赞其由于坚持“四不”理想，“故能克尽报人天职，备受海内外景仰，并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赠荣誉奖章，为我国报业树立典范”，文末呼吁：

先生爱国忧民，廓然大公的情操，实源于其忠诚善纯之本性。其“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的报恩理念，看似迂浅，实则高贵。心怀报恩之志，则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没有权利之想。人人能以责任为重，用以办报，必能善尽报业的社会责任，导引民众走出是非不明、义利难辨、善恶莫分的迷惘，尤其在国家遭遇横逆困难之际，我们确实需要有张季鸾先生的办报精神，发挥舆论功能，指导民众不为时势所迷，不被环境所惑，认清国家目标，完成时代使命（中央日报，1987）。

同日，台湾“中国新闻学会”也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举行包括“总统府资政”黄少谷、“中华电视公司”董事长易劲秋、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即原“第四组”）主任戴瑞明以及台湾新闻学界泰斗李瞻、徐佳士等“六百位左右的大众传播界、历史学界人士参加”的张季鸾百年诞辰纪念会，新闻学会理事长楚崧秋主持会议，蒋介石“文胆”“中华民国历史学会”理事长秦孝仪（1987）发表主题演讲，回顾了张与蒋介石合作无间的经过，并特别指出张“对于中共匪党的罪恶本质，认识最为透澈”，盛赞张“光明伟俊”，是“‘国民报国’的典型”，并呼吁大家以张为榜样，“以‘一等国家’‘一等国民’‘一等报纸’‘一等记者’‘一等大众传播’相勉相期。”（秦孝仪，1987）

1990年9月22日，文工会又在台北举行“报人典范——张季鸾先生研讨会”，楚崧秋主持，李瞻、王洪钧、郑贞铭提交论文，皇甫河旺、赖光临、石永贵等与会，并特别声明此次会议“欢迎各界人士踊跃前往参加。”（中央日报，1990）

会议围绕楚崧秋提出的“志节高尚、报恩主义”“坚守岗位、专业精神”“无私无我、恪守道德”“文人论政、报业典范”“热爱国家、鞠躬尽瘁”五个论题进行了讨论，从会议的记录来看，讨论并不甚热烈，特别是由现场听众参与的“综合讨论”环节，只有一名听众提出了希望建立“张季鸾先生纪念馆”的问题，不能不说显得有点冷冷清清。然而与这种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日报》的大造声势。会议次日，该报便将李瞻先生的论文全文发表在《副刊》版；29日，又将所有论文及讨论发言全文发表，并配《张季鸾言论选粹》，整整占了两个整版，这在战后台湾张季鸾研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非常之事，必应非常之时。这三年对于台湾来说，是风云诡谲的三年：1986年9月28日，以“台湾独立建国”为诉求的“民主进步党”成立；次年7月14日，“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11月2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大陆老兵返乡探亲；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去世，岛内“强人政治”就此终结，“没有枪，拳头又小，在国民党里头也没有派系”（司马辽太郎，1994/1995：537）的台籍“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为了尽快获取并巩固权力，“包括李登辉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逐渐在政治博弈中采用了以台湾本省人为诉求对象的民粹主义策略，以此来获得政治博弈中的战略优势。”（郭中军，2014：113）

于是，“当年的警总、新闻局、文工会针对新闻个案管制，但民进党的一句‘统派媒体’，则是全盘否定及灭杀新闻媒体的民主宪政角色。”（黄年，2008：491）而就新闻业自身而言，“解禁”本来是件有利于报业发展的好事，但“在这个紧要关头，管制者却未能建立合理的游戏规则。于是，台湾报业在此时错失转机、改变的良机，也没有改进体制。”（林丽云，2009：184）“联合”“中时”两大报系迅速攻城略地，“三年内，两大报团在广告与读报市场的占有率上，迅速由七成增加到八成。”（林丽云，2009：185）许多老牌报纸纷纷倒闭，台湾报业市场的寡头垄断格局已经形成，办报成为了富豪们的游戏，报界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在这种形势下被进一步地强化了。

凡此种种，都使当时仍在执政的国民党政权内部的部分人士以及新闻学界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所以他们在这三年间频繁高调举行纪念仪式，其中别有深意。“传播的仪式观强调参与、分享、联合以及拥有共同的信仰，并不是信息在时空意义的扩张，而是在时间意义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Carey，20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