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当发达国家进入“被追赶的时代”

本文摘自辜朝明新书《被追赶的经济体》，他用独特的视角，将经济发展比作一场赛跑，揭示发达国家在进入“被追赶的时代”后的种种变化。从城镇化初期到黄金时代，再到如今的被追赶时代，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经济特征和挑战…

引入“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

因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而借款人消失，这是工业革命前长达数世纪经济停滞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思路。由于问题的根源在于各时期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需要用差异化政策解决应对。

如今的发达经济体皆由农业社会发展而来，长达数世纪的“节俭悖论”直至工业革命到来方才告终。新产品及用于制造产品的机器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量投资机会。私人部门只有在确定能找到足够多具有投资收益的项目来偿债时，才会开始借款。金融部门也因能够满足新出现的资金需求而有所发展。这些项目依靠债务融资筹措资金，但只要项目收益足以偿还债务，这个过程就将持续下去。

由此将开启一个良性循环，投资创造了更多就业和收入，并反过来提供更多储蓄，为新增的投资提供资金。与前几个世纪最终陷入融资困难的政府投资不同，只要有吸引力的新产品不断进入市场，私人部门的投资就可以维持下去。随着新型家用电器、汽车、飞机及其他产品的迅速发明和发展，缺乏投资机会不再是增长的限制。最终的结果便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发达国家进入“被追赶的时代”

随着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消费的份额也将增加，而投资的占比会下降。同时，普通公民购买力的爆炸性增长，意味着大多数企业仅通过扩大现有产能就能提高利润。消费和投资都将迅速增加。

从那个时点起，经济状态用今天的说法就是进入了“正常化”。随着劳动力份额相对资本份额的增加，不平等现象也在减少。美国进入了所谓黄金60年代（Golden Sixties），每个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随着收入的增加和不平等的减少，这个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经济体阶段在本书中被称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golden era）。

这一阶段的经济通常是由制造业推动的，其进一步推动了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制造业工人不需要接受昂贵的教育，所以当制造业主导就业机会的创造时，工资提升就从社会最底层开始。从底层开始的工资增长自然也会将整体工资提升到更高水平，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受益。

随着大多数工人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后刘易斯拐点黄金时代呈现出广泛分配经济增长收益的特点。在这一阶段，商业投资往往只是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但没有提高工人的技能。即使是那些技能有限的人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尤其是在他们加入了一个强大工会组织的情况下。在此期间，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使政府能够提供更广泛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样的黄金时代在西方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但黄金时代不会永远存在。当工资达到了图3-1中的Q点时，国内制造商会选择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盈利。企业在考虑是否将生产迁移到海外时，必须加总所有风险因素引发的成本，Q点代表足够高的国内工资水平，说明企业在考虑到所有风险因素后，做出迁移的决策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外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远远低于Q点。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企业遭遇了日本企业的竞争，日本第一次对西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最初，这被归因为日本和西方经济体之间的工资差距。但工资差距一直存在。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企业一直紧跟西方，甚至在技术和精明营销方面超过了西方，并同时从较低的工资成本中受益。

一旦一个国家被技术娴熟的竞争者追赶，且通常该竞争者拥有更年轻、更便宜的劳动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或被追赶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在国内寻找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将变得更具挑战性——直接从追赶者那里购买股票或直接在国外投资往往能获得更多收益。换句话说，国外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国内。被追赶的经济体的企业仍在投资，以满足股东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但不一定是在本国。当行业对手开始在海外生产时，许多企业也被迫在海外投资。

20世纪70年代，许多美国和欧洲公司都很愿意将日本产品添加到它们的产品线中，或者通过它们的经销商销售日本产品。这些产品贴着傲人的美国或欧洲商标，但实际上是在日本生产的。通用汽车公司从丰田公司购买汽车，福特从马自达购买汽车，克莱斯勒从三菱购买汽车。福特收购了马自达的大量股份，克莱斯勒也对三菱进行了收购。在德国相机行业，莱卡越来越多地使用柯尼卡美能达零部件——如果不能说完全是由日本公司生产的话。而爱克山泰和康泰克斯等老牌相机则已完全在日本生产。

一旦进入这一发展阶段，企业就不再有同样的动力投资提高国内的设备以提升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或产能，因为有了可行的替代方案——投资海外或直接向海外低成本生产厂家购买。在股东要求提高资本回报水平的持续压力下，企业被迫将投资转移到能提供更高资本回报水平的地方。

一旦进入这一阶段，对本国生产性设备的投资就会显著放缓，导致生产力带来的收益下降。根据美联储斯坦利·费雪a整理的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52—1973年，非农业商业部门的生产力平均增速为3.0%，1974—2007年下降至2.1%，2008—2015年进一步下降至1.2%。这些数字不仅证实了先前指出的趋势，而且表明，未来生产力的提高将越来越依赖于工人的技能，而不是企业在设备上的投资。

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外包到外国生产成为可行的替代方案，企业感知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在图3-1中基本为水平线。从Q点起，外国劳动力将满足任意劳动力需求增量。例如，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为D4，图3-1中被雇用的劳动力总数为ET，其中NT部分为在海外雇用的劳动力。因此，从该时点开始，实际工资的增长将是最小的，除了那些能力不易在国外被复制和替代的劳动力。

随着国内投资机会的减少，被追赶的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其正处于进口主导的全球化阶段，资本都在寻求更高的海外资本回报率，便宜的进口产品充斥国内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加入了追赶者的行列，对Q点的持续下行压力有助于防止价格水平的上升。

此外，国内投资机会的缺失也意味着企业对借款需求的下降。家庭部门将继续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储蓄。

持续增加的家庭储蓄和企业借款大幅减少，将推动经济走向第三种情形，即私人部门开始出现财政盈余。便宜的进口产品激增和国内工资增速放缓缓解了价格的上行压力，而通胀率下降和借款需求减少则对利率造成了压力。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大缓和时期，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都大幅下降。尽管这通常归因于央行成功地遏制了通货膨胀，但更有可能是发达国家进入了被追赶的发展阶段。

被追赶时代的经济管理比黄金时代的要求高得多

经济要增长，就必须有人借钱或动用储蓄，使支出超过收入而扩张。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必须得到无法抗拒的“必须拥有”的产品。对于企业来说，它们必须找到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值得借钱来投资。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取决于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难以预测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新产品（策略A）或更有效地制造现有产品的新方法（策略B）

大多数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兴经济体都遵循出口导向型策略B，因为它们处于工资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采取这一策略能带来良好的资本回报。由于进口国的消费者在做扩张，策略B——如果国家能够提供较低的工资成本——比策略A要容易得多，并将使新兴经济体比其更先进的同行增长得更快。

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新兴经济体不应该认为出口商品有好销量的时光会永远持续下去，而是应该通过有意识地提升人力和物质资本，为有一天不得不转向策略A做准备。正如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所示，全球化的迅速蔓延也迫使许多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与被追赶经济体类似的挑战。

同时，被追赶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克服至少三个挑战：第一，必须认识到国内投资机会的短缺，有意识地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提高国内资本回报率；第二，必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便公司能够采取规避措施，抵御追赶者；第三，必须认识到，教育在后工业化被追赶的时代，远比在制造业主导的黄金时代更重要。

在黄金时代的政治格局中，一方面，保守派在新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推动平衡预算和小政府，以及减税和放松管制等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革新派推动工人的权利，包括加入工会的权利，以及增加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的支出，比如教育。

在被追赶的时代，即使在零利率的情况下，私人部门往往也是一个净储蓄者，因为企业很难找到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机会。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准备好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作为最后的借款人运作，以保持经济的发展。平衡预算和小政府是不合适的，直到私人部门的借款人回来。

然而，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如果企业不在国内进行更多的投资，经济增长和良好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出现。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实施放松管制和减税等供给侧改革，以提高资本回报率，这是小政府的特点。政府还必须通过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来解决被追赶时代不平等的固有趋势。

各政党必须调整自己的立场，以便在这个新环境中保持重要性。保守派将不得不放弃对平衡预算的坚持，因为私人部门是一个净储蓄者，而革新派如果希望吸引投资，就必须放弃对有组织的劳工的关注和对供给侧改革的反对。让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也意味着必须为工人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

税收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以便在不忽视收入流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的创造潜力。这将需要一个精心校准的税收结构，也就是说，关于税率的决定应该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校准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供给和教育改革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在此期间，如果私人部门仍然是净储蓄者，政府可能不得不充当“最后的扩张者”，建造收支平衡的公共工程项目。幸运的是，当私人部门成为净储蓄者时，找到这样的项目更容易，因为政府债券收益率将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这种财政支持必须保持下去，直到另一个私人部门的投资热潮到来。

内容简介：

为何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为什么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今日不再奏效？

辜朝明提出，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贸易的背景下有三个不同阶段：一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二是黄金时代（Golden Era），即经济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社会进入到一个储蓄、投资、消费交互增长的状态；第三个阶段为他最新提出的一个独特阶段——“被追赶时代”（Pursued Era），即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在经过成熟发展期，进入到发达经济阶段后，会进入到被追赶的阶段。在“被追赶时代”，经济体的政策辩论依然受到已经过时的“黄金时代”假设的影响，这种不匹配导致了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和对财政政策的依赖不足，这些政策正在扭曲经济并在一个深刻变革的世界中加剧不平等。

鉴于此问题，这本书针对发达经济体进入“被追赶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进行了探讨。对于房地产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财政扩张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量化宽松陷阱的应对、总需求与金融稳定等问题的阐述，对当下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十分有参考价值，对今后世界经济如何实现更稳定更和谐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

作者简介：

辜朝明（Richard Koo）

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被日本资本和金融市场人士选为被广泛信赖的经济学家之一，并为日本历届首相就如何应对日本经济与银行问题提供咨询，是参与制订日本五年经济计划的日裔美国经济学家之一。著有《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