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驿站是苏美尔人建立的一种为官员在旅途中提供食宿补给的场所。它提高了国家行政效率，便利了人员及物资流动，促进了人类历史上早期交通网络的诞生与发展。苏美尔人的驿站系统发端于早王朝时期，并在乌尔第三王朝进一步得到完善。其内部详尽而明确的分工方式，以及完善的运营流程，均为后来闻名于世的亚述帝国与波斯帝国交通体系树立了典范。苏美尔人的驿站只服务于因公出行人员，具有明显的官办性质，对巩固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自身的演变也反映了整个王朝的兴衰。
关键词
苏美尔人 驿站系统
交通网
乌尔第三王朝
两河流域
完善的交通网络与驿站系统对古代国家的行政治理、商业往来以及军队部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通信技术诞生以前，世界各国的远距离通信均依赖于此。对于那些在历史上统治疆域相对辽阔的政权而言，建立并维系这一网络和系统不仅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也是其统治时期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一个国家在某个时间段内交通网络与驿站系统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自身的国力消长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在古代西亚地区，最被世人熟知的驿站系统当数波斯帝国的御道。无论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还是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都对其赞不绝口，并惊叹于波斯帝国御道巨大的覆盖范围及凭借其进行沟通的便捷性。事实上，波斯帝国如此发达的御道并非其首创，而是整个西亚两河流域的驿站体系在经过了2000多年发展所达到的高级形态。目前的学者大多认为，较完善的、全国范围内的驿站系统最早出现在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34-前612年)。德国学者拉德纳(Radner)甚至断言，驿站系统是一项属于亚述帝国的发明。然而，这项发明其实也并不是凭空诞生，而是由西亚地区驿站的源头——苏美尔人的驿站系统发展而来。中外学界迄今并未出现对这一文明肇始时期的交流体系的具体研究，本文拟从苏美尔人驿站的诞生与发展、驿站的管理结构及运营、苏美尔人驿站自身及其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作用等方面，具体探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驿站系统，以期重现4000年前的人类交流之网
。
驿站在苏美尔语文献中写作
e
2
─
ka
s
4
或
e
2
─
ka
s
ka
l
，
其中
e
2
的意思是“房屋或建筑”，
ka
s
4
的名词含义是“奔跑(之人)、信使”，kaskal是名词“道路”，因此整个词汇的字面含义是“信使之屋”或“道路之屋”。苏美尔人的驿站均为官方在道路沿线设立的补给站，四周建有果园。由于只服务于因公出行的人员，因此驿站本身也成为其所在地区政府行政体系中的一部分。两河流域地区的驿站最早起源于公元前四千纪伊始。当时伴随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城市革命”的出现，一批最早的城市国家应运而生。由于本地自然资源匮乏，与周边区域如托罗斯山区(Taurus Mountains)或扎格罗斯山区(Zagros Mountains)的贸易商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在随后的乌鲁克文化扩张时期，整个两河流域地区出现了许多所谓的“乌鲁克文化殖民地”(Uruk Colonies)。它们大多由当地的原始聚落与受乌鲁克文化影响而建立的贸易站点组成。这些站点可以被看作后来驿站的雏形。乌鲁克文化衰落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各城邦国家在青铜时代早期——也称早王朝时期——的发展较为均衡。联结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网也开始初步建立起来，从而使彼此之间的贸易、外交、军事及宗教往来成为可能。根据一篇当时苏美尔语文献的记录，在半年的时间里，一共有66名旅客曾经在舒鲁帕克城(Shuruppak)的贸易区域(
iri─
ka
s
4
)驻留。这些人来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并且每个月在此食用了160升大麦。奥地利学者泽尔茨(Selz)把这个贸易区域解读为来往旅人途径该城时的住所，并认为这就是后来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驿站在早王朝时期的体现。然而，泽尔茨并没有注意到的是，至少有6篇同样来自这一时期舒鲁帕克城的文献记录了真正的驿站(
e
2
─
ka
s
4
或
e
2
─
ka
s
ka
l
)接收大麦或面粉的情况。因此，早王朝时期城市的贸易区是不能简单等同于驿站的。鉴于出土这6篇记载真正驿站文献的考古地点紧邻出土记载磨坊(
e
2
─
a
r
3
)文献的考古地点，意大利学者维西卡托(Visicato)推测，当时在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囊括了多个部门的大型综合机构。到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现今叙利亚地区的埃布拉(Ebla)王国逐渐开始兴盛，并将其政治及经济势力扩张到整个两河流域西北部地区。意大利学者米拉诺(Milano)指出，在路途沿线为旅客提供来往所需的补给(
n
i
ĝ
2
─
ka
s
ka
l
)是当时这一区域沿途各地必须尽到的义务。一篇埃布拉城与阿巴萨尔城(Abasal)签署的条约提到，如果因公出行的自由人或宫廷人员途经对方的领域，那么这些旅行者在贸易站点不仅会得到食物及啤酒，还能得到银两以及可以在接下来路途中用以变卖或食用的活羊。如果对方拒绝对旅行者提供补给，就视同撕毁条约。而在另一篇埃卜拉城与马里城(Mari)签署的条约中，也同样提到了作为东道主的城市需要在商人出发前为其提供补给。米拉诺甚至推测，一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仅会得到白银作为给养。
公元前三千纪末期，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在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二次实现了统一。它历经五代国王统治，前后仅延续了一百余年，却以其出土数量庞大的文献档案而闻名于世。对道路及驿站的建设从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伊始就已经展开。王朝的创建者乌尔纳玛(Ur─Namma)使用过的一个年名，就是“国王乌尔纳玛建设道路以通上下之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乌尔纳玛法典》在前言中叙述其功绩时提道：“[我修建了]驿站在[…]。我[修建了]…(并)[种植了]果园在它们周围”。一首关于乌尔纳玛的赞美诗也歌颂道：“乌尔纳玛，乌尔之王，被吉兆命运决定之人，使整个道路贯通之人。”乌尔纳玛之子舒尔基(
Š
ulgi
)在位期间，乌尔第三王朝的整体国力逐渐走向顶峰，他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对交通网进行整修和扩建，其统治第六年和第七年的年名分别为“国王建设通向尼普尔的道路之年”、“国王(在一天内)往返于乌尔和尼普尔之年”。在一篇称颂舒尔基王功绩的赞美诗中，他自称道：“我是舒尔基，强大的王，万王之王。因为我强壮有力并自豪于自己的腰腿力量，我四处行走并规整全国的道路。我确立了丹纳，我建造了大的(住宿用)房屋，并在旁边开辟了椰枣园。我修建了一个休息的地方，并在此任命了官员。(因此)那些来自下方的人，那些来自上方的人，都能在这个凉爽的地方乘凉。(因此)那些在旅途中需要在街边过夜的人，可以像住在城里那样在此停留。”在王朝覆灭后，整个交通网的衰败也由一段段哀歌所传唱：“在恩基神改变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后，在乌图神把他的诅咒施加于道路后，……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岸恶草丛生，没有人行走在道路上，没有人找得到道路在哪里。”
目前已知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驿站全部分布在吉尔苏(
Ĉ
irsu
)、温马(Umma)及伊利萨格瑞格(
Irisa
ĝ
rig
)三个省份。由于三地及其内部各驿站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性，它们各自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吉尔苏省主要由吉尔苏城、基努尼尔-尼纳(Kinunir-Nina)和古阿巴(Guabba)三座城市组成，每座城市中均设有驿站。由于地处重要的战略位置，吉尔苏省被称作“东方的门户”，并由此成为全国最富裕、实力最强大的省份。其港口城市古阿巴的驿站更是旅行者前往马干(今阿曼)或美鲁哈(今印度河流域)地区的起点。温马省和伊利萨格瑞格省并未像吉尔苏省那样紧邻波斯湾。关于温马省的驿站数量，学术界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亨佩尔(Heimpel)认为，温马省的驿站共有四个，分别位于温马城、安扎旮尔(Anzagar)、阿皮萨尔(Apisal)及巴什美(
Ba
š
ime
)。萨拉贝格尔(Sallaberger)则指出温马省的驿站只存在于温马城和安扎旮尔，记录两地驿站管理的文献在汇总后被统一保存在温马城。蓬波尼奥(Pomponio)则把亨佩尔提到的巴什美城认定为安扎旮尔城的另一个名字，因此推测温马省只存在三个驿站。笔者在此问题上赞同蓬波尼奥的观点，主要依据是一篇记载温马省各驿站档案汇总的文献。该文献明确记录了在舒苏恩(
Š
u─Suen)统治的第二年，来自温马城、安扎旮尔及阿皮萨尔驿站的文献统一汇总并保存的情况。这就为之前存在的争议画上了句号。安扎旮尔由于地处温马与吉尔苏两省的交界处，因此其驿站的规模及服务的等级都显得更大更高。途经温马城驿站的旅客很多被记录为“到对岸去”(
gaba─a
š
)或“从对岸来”(gaba─ta)。日本学者吉川认为，这里的“岸”指的是“底格里斯河沿岸”。而伊利萨格瑞格的驿站则主要仅服务于本地旅客。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驿站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大部分的驿站旁均建有“车库”，苏美尔语写作zi─kum或
z
i
─
gu
m
2
。车库中常年停靠着骡子以及车辆，以应对一些快速旅行及重要官员出行的需要。法国学者格雷瓜尔(Grégoire)认为，驿站彼此间处于等距的位置，因为在此处得到的绝大部分补给都只够维持一天的旅程。王朝第二位国王舒尔基在其统治中期于吉尔苏省基努尼尔城建立的驿站，是乌尔第三王朝目前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个驿站。此时的驿站并不存在统一的负责人，所提供的服务与后期相比也显得颇为简单。每个负责人自身除了管理驿站的运营外，还要身兼“厨师”或“酿酒师”的职责，而旅客们也需要分别向不同的负责人索要不同的补给品。当时的乌尔第三王朝虽然立国已逾五十余年，但整体国家状况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舒尔基统治期间最重要的行政举措之一——建设国家贡牲中心——还要在十年之后才得以实施。此时政令传达与物品交流的需求并不繁多，因此每个月也只有不到十位旅客途经这一驿站，这与后来鼎盛时期每个驿站都日均接待十人左右的数量相差甚远。此后随着国家整体国力的逐渐增强，到了国王阿玛尔苏恩统治中期，政府对驿站体系的需求不断加大，温马省的第一座驿站也得以在阿皮萨尔城建立，但此时途经该驿站的旅客数量仍然较少，其负责人也由该城的最高主管乌尔埃埃(Ur─E'e)兼任。驿站系统的鼎盛期出现在舒苏恩初年，当时运营着目前已知的全国范围内所有七座驿站，其接待人数及提供补给的种类和数量均达到最高值，此时的国家也在新国王的统治下达到国力的顶峰。随后从舒苏恩四年五月开始，驿站的运营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运同步由盛转衰。面对来自西方阿摩利人(Amorite)不断升高的威胁，国王舒苏恩不得不在其统治的第四年修建“阿摩利城墙”以求自保，而每名旅客在驿站得到的面包也由5升减为3升，洋葱由5舍克尔减为3舍克尔。而到最后一位国王伊比苏恩统治初年，伴随着大片统治区域的沦陷，各地区的驿站运营情况也相继从史料中消失，从早王朝开始发展了数百年的道路与交通网络，此后也只能留存在文学作品的传唱之中。
每个城市的驿站虽然在规模及功能上有所差异，但在管理结构及运营流程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驿站的负责人被称作“信使(驿站)总管”，苏美尔语写作
s
uga
l
7
(
e
2
─
)
ka
s
4
。目前已知至少有九位官员曾经拥有这一头衔，而关于其是否能够世袭，学术界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前一派观点认为，档案中提到的“某某是某某之子”并不表示两者之间存在着血缘上的亲属关系，而更多的是体现工作中的等级关系。而后一派观点则把档案中提到的“儿子”按照其字面意思理解为家族中的后代。笔者认为，信使总管这一头衔有很大的可能并不具有世袭性。例如古阿巴城的驿站负责人卢巴乌(Lu─Ba'u)，他在第二位国王舒尔基在位期间被称作“信使之子”，而在第三位国王阿玛尔苏恩(Amar─Suen)在位初年被称作“信使”，并最终在阿玛尔苏恩在位末年被称作“信使总管”。由于这里的信使并非特指某一个人，他并未被称作某一具体人物之子，因此这三个按年代先后顺序得到的头衔可以看作卢巴乌本人职位升迁的写照。所谓的“信使之子”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仅表达“信使学徒”之意。
总负责人通常只监督驿站的整体收支，而具体的工作人员则维持着驿站的实际运营。在苏美尔语中，这些工作人员被称作
ĝ
ir
i
3
─
s
i
3
─
g
a
。通过对其工作性质及内容的区分，他们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一般劳动者与专业技术人员。这两类人员在文献档案中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记录下个人的具体职业名称。对于一般劳动者，驿站根据其性别和年龄每个月发放一次粮食，例如男工50-60升大麦，女工30-40升大麦，儿童5-12升大麦，老年女性15-20升大麦。羊毛或布料也是每人在年底时都会得到的供应品，每人每年得到的羊毛量大概可以做一件衣服。除去这两种主要的分发物品外，根据具体工作的不同，他们也有可能得到额外的其他物品，例如油、肉、鱼、奶制品、蔬菜、水果和饮品等。各个驿站中普通劳动者的数量时有波动，一些文献中会提到“2名或4名工人在驿站工作”。这些工人的具体工作很少被记录在档案中。萨拉贝格尔推测，那些在吉尔苏地区驿站的工人，其主要职责通常为搬运芦苇、木材及黏土，砌砖或编织芦苇筏。值得注意的是，磨坊女工(
ge
m
e
2
k
i
n
2
─
k
i
n
2
)或热水女工(
ge
m
e
2
a
─
ku
m
2
)在少数来自温马省的文献中亦被提及，这可能暗示了该省中地处重要位置的安扎旮尔驿站会提供沐浴的服务。除此以外，驿站有时还会雇用临时工，例如有一篇文献提到了在阿马尔苏恩七年，在吉尔苏省的一个驿站内需要1578个“女性工作日”的工作。这里提到的“一个(男性或女性)工作日”，指的是用于计算一名劳动力在一天之内所能完成工作量的计量单位，苏美尔语写作
ĝ
uru
š
/
ge
m
e
2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