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农 ：纪念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成大林（1942.7.26 — 2024.9.8），用自己的一生为长城的研究和保护做出了贡献。作为历史研究者，我知道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遗忘，但我不希望他被遗忘。

给自己父亲的论文集写序，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涉及到我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作为学术评述者的学者，以及作为面对父亲的感情复杂的儿子。这使得我虽然有很多想写的，但当将手放到键盘上的时候又无从写起，更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写，而同时有些东西不写在这里的话，那么它们可能也就永远消失在历史中了。

我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母亲坐完月子后又要上班，因此我满月后就被送到上海寄养在一个距离外婆家不远的老人家中。直到两岁左右，我才回到了北京，当然这些我已经没有了印象，都是父母和外婆、舅舅等告诉我的。回到北京后，我先后全托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后来，同样因为家中无人照顾，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上海上小学，直至10岁左右才回到北京上小学四年级。因此，我幼儿和童年的时候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父亲从事长城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大概就是从我开始记事时起，虽然在幼儿园全托，但周末回来也很少能看到父亲；即使能看到父亲，很多时候他也是风尘仆仆的刚结束考察和采访，一脸的黝黑。除此之外，仅有的印象就是，当时住的屋子非常小，他挑灯撰写文章时，为了不影响我们母子俩睡觉，不得不用报纸遮住台灯。总之，在当时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非常勤奋和辛苦的人。

上小学之后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多了起来，但他还是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晒得黑黑的，还有满脸的胡子，偶尔能带回一些“礼品”。印象中比较深的就是有一次他从西北回来，可能因为是单位开车去的，所以拉了不少西瓜。在那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西瓜也算是金贵东西，而这是我第一次可以敞开吃西瓜，也是第一次看到西瓜瓤居然有那么多颜色。在当时我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以父亲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可能因为文中对父亲事迹的介绍有亮点，被老师看上，经过修改后，还获得了海淀区小学生作文比赛的一个奖项，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写的具体内容了。

到了初中，有了历史课，父亲购买的历史书也成为我喜欢的阅读对象。吃晚饭是一天中一家人可以坐下来聊天的唯一场合，在晚饭喝酒的时候，父亲也开始和我议论一些基本的历史问题，其间少不了对他考察和研究心得的介绍，这些显然要比书本上的知识鲜活得多，也吸引了我这个男孩子的兴趣。不过就像在之后三十多年中那样，大多数的时候，他是主谈，我只能作为听众。如果时间允许，喝着酒父亲可以就他的考察和研究一口气说上2、3个小时。只是再丰富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也只能沦为翻来覆去的“老生常谈”，对于唯一的听众而言，也会变得越来越无趣。

不过，回想起来，从父亲的言谈可以看出，他确实基于他的考察和研究归纳出一些经验性的方法，如对长城的存在与否及其具体走向的判断，不能盲从文献，而要将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并且要注意当地民间传说；再如对于文献中记载的一些如皇帝等历史人物关于长城的言论不能轻信，而要“听其言，查其行”，进行综合判断。虽然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朴素的道理，但确实又被不少研究者所忽略。

由于没有受到过严格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训练，再加上在某些场合受到过所谓专业人士的“指点”，要他多看文献，因此在搜集资料、对材料的选择等方面父亲下了大量力气。在我这一时期的印象中，父亲是个购书狂，当时家庭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购买各类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现在父母家中无处不在的藏书已经能说明了这一切。

同样因为没有受到过学术训练，因此虽然撰写了大量新闻稿、通讯稿以及画册等等，在很多场合也发表过讲话，甚至还受邀进行过学术讲座，在其中也对长城的历史、保护等问题结合自己的考察和文献整理提出了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基本成立的独到见解，如关于楚方城、赵长城、唐长城、宋长城以及清代长城等，但父亲几乎没有就这些问题撰写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这点从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也能看出。

可能正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在学术训练方面受到的限制，使得他自己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使得他自己无法真正进入到学术界，因此父亲从我初中开始就在晚餐的聊天中不停的“教育”我要从事历史研究。这样的“教育”开始还比较温和，父子之间还算比较平和。

转折发生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为了编辑文档以及为了整理资料，印象中，在1989年底或是1990年年初，家中购置了电脑，这一点我父亲还是颇有前瞻性的。但父亲未曾想到的就是，对于高中生而言，可以编程、打游戏的电脑显然比枯燥的历史知识要有吸引力的多。我投入了大量时间学习电脑，兴趣点也逐渐转移到了计算机编程方面。说起来，至今我在计算机方面的各种能力和使用习惯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而父亲显然对此颇为不满，对我专业方向的“教育”开始转向激烈，在喝多酒之后，甚至拍桌子瞪眼睛，父子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他高大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逐渐消融。当然最后我还是按照他的“教育”和希望，报考了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而且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我居然还就考上了。

此后一年的枯燥乏味的军训，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种解脱，至少我精神上自由了。此后的大学生活同样是自由的，虽然对历史一直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我对此也不算排斥，当然我的兴趣依然是计算机。当然，毕竟是自己的专业，我这一时期与父亲关于历史的讨论还是比较多的，重点在于史料的搜集，对历史遗迹的考察等等，大致就是所谓的“考据”。父子俩也经常前往琉璃厂的中华书局和地坛等书市购书。在这段时间中，我和父亲之间很少发生争执，可能因为我回家的次数比较少吧。

1996年，我得了甲肝，我父亲第一次去学校，通过班主任他才知道我在学校对历史的学习很不认真，未来保送研究生可能比较困难。于是在家养病期间，父亲一直督促我阅读史料；在我病愈后，则带着我前往赤城等地考察，尤其是骑自行车前往山西的考察，实实在在的让我体验到了考察的艰辛，印象深刻的场景很多，比如推着装满了相机和帐篷的自行车翻山越岭，在崇山峻岭中露营，在路边小旅社睡觉时在耳边跑来跑去的老鼠，山林中的宁静以及纯自然的自然风光，尤其是我体会到了人生的多样和艰辛。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天晚上在接受某乡镇政府宴请时我替他挡了酒，当我扶着喝多的他回到宿舍的时候，他偷偷的问我，是不是恨他。一言难尽！

回到北京后，他又带着我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虽然如此，但对于我未来是保研、继续学习历史，还是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我和父亲之间不断爆发冲突。

也是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我顺利保研，由此人生被决定！回头想来，人生也许就是被注定的。不过，幸运的是大致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对历史研究（不是历史）感兴趣，开始自主性的学习，期间也和父亲一起几次外出考察，也经常讨论一些学术问题。父子之间的关系又开始缓和。

不过随着我理论知识的增长，父亲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处于下风，简言之，他的研究在我看来属于考据，而我则越来越倾向于阐释。在很多争论中，他显然不是我的对手，他甚至有一次愤怒的说后悔让我去学习历史。更让我父亲不满意的就是，我虽然学习了历史，但一直对长城不感兴趣，虽然写过一点东西，但并未投入太多的精力。

此后，我又考上了博士，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然后结婚。随着研究工作的繁忙，再加上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回家的次数并不多。一方面确实是忙，还有北京如此之大，往返一次再加上吃饭往往需要一天的时间；另一方面，就是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得到缓解；更为重要的就是，每次吃饭他依然滔滔不绝的谈论长城，但对于那些谈论过无数次的内容，我越发没有兴趣，长达2、3个小时的时间对我来说都是折磨，而他则非常期望我能对他所谈的内容感兴趣，如果我不经意间表现出不感兴趣，他有些时候会火冒三丈。因此，不少时候，他的“学术演讲”最终会以演讲人拍桌子收场。因此，在学术研究方面，他做他的，我研究我的，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尤其是75岁之后，因为各种原因，父亲开始对长城研究不再那么热衷，于是不多见的吃饭时间，我开始成为谈话的主导者，当然所谈的不是学术，而是家事。

回头想来，父亲60多岁之后，我们还能谈论的以及我还有些兴趣的学术话题大都与他论文写作有关。正如前面提到的，我父亲自始至终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想写。关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我和父亲谈过很多次，尤其是在他退休没有采访任务之后。那个时候，他有着大量完整的时间可以进行写作，但父亲迟迟未能动笔，一拖再拖。与我商讨的写作方案，从宏大的长城历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简化为系列性的学术论文，在缩减到关注某些重点内容的专题性论文，最终退缩为读史札记，但最终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这些依然不了了之。

今年父亲病重住院之后，我对他电脑中的文档进行了整理，发现他曾按照问题分门别类的搜集和汇总了大量材料，有些还撰写了详细的研究提纲，但基本未真正进行到写作阶段。其原因，可能很多专业研究者也可以理解，即我们史学研究中，往往过于强调研究的严谨性，且希望写出让后人无法指出问题，或者至少无法指出重要问题的论文；且通常还期待自己的研究能从众多方面、运用尽可能多的史料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证；简言之，最终希望彻底解决某些史学问题，让后人无法可说，把问题“作死做绝”；再加上我父亲将自身定位为“业余爱好者”，担心自己的写作会受到专业人士的批评，因此他对论文的写作更为审慎。

也正是由此，父亲对他所认知的同行以及专业人士的“不严谨”往往颇为不解。典型的就是，由于在文献资料上下足了功夫，因此他对很多前辈学者或者在他看来的所谓专业人士撰写的论著中，颇为常见的对显而易见的材料的“漠视”，对史料有选择性的使用，非为不解，甚至有些时候对此颇为愤怒。这点也非常好理解，毕竟在他看来，那些受到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应当比他对于文献更为熟悉，对于学术研究也应更为严谨，由此不应该“信口雌黄”！一些他所熟知的“著名”学者，在一些学术问题上非常外行的表现，以及对自己简历进行造假等行为，更是让他经常愤愤不平。

作为专业的研究者，我显然比父亲更理解被他视为神圣的学术圈。在我看来，学者也是普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也有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学术圈并不是那么单纯，更不用说神圣了。但这些我都不好对父亲说起，说了，他可能也无法理解，而且我希望在他心目中为学术圈保留一些“光环”。当然，父亲为他所仰视的神圣的学术圈设定的那些标准，是在学术圈中讨饭吃的所谓学者们应当追求的，或者说至少是应当秉持的。其实，从这个角度而言，父亲实际上是更为纯粹的学者。

最后，在我看来，父亲的研究属于考证性质的，虽然在目前的历史研究中依然被认为是基础，但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核心或者不再像之前那样被看重，毕竟当前的历史研究看中的是对历史的阐释，因此父亲的研究虽然有必要以及有价值，但并不那么重要。而且虽然一些长城研究者强调长城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甚至提出“长城是半部中国史”，但正如父亲所担忧的，目前中国长城的研究依然局限于断代和考订长城的位置和走向，因此长城虽然伟大，但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力有限。因此，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认为父亲正如历史研究者中的大多数人，默默的为历史研究的某一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只是在当前的时代之下，这样的贡献可能并不会得到太高的评价。不过，同样在我看来，所谓学术贡献，并不能纯粹以某一时代的标准为标准，所谓“重要”“杰出”都具有时代性和主观性，我们更应当看重学者的“心”；而且在强调“个人生命史”以及看重小人物的历史的今天，像父亲这样的历史研究者应当被历史所记住，这也是我希望为父亲编撰他的文集的出发点之一。

父亲长城研究方面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如楚方城、赵长城、唐长城、宋长城以及清代长城的存在与否及其位置和走向，结合文本文献和实地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绝大部分已经被学界所接受，且至少在目前看来依然是成立的。

第二，在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对长城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基于多年的考察和调研，参与了“中国长城保护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为长城保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父亲多年从事长城考察，前往了众多之前和至今未曾有研究者前往的地段，有些人将他评价为是目前世界上看过长城最多的人，应当并未言过其实。在参访和考察过程中，他拍摄了大量与长城有关的照片，大致接近1.5万幅。这些照片应当基本反映了中国历代长城的面貌，其中很多地段，很可能直至今日也极少有人踏足；在他拍摄之后，很多长城因为自然、修复、旅游等原因被破坏或者残损或者失去了原貌，因此这些照片本身已经成为历史资料。在我母亲的帮助下，这些照片目前已经做了编目并撰写了简要的说明，不过由于其中绝大部分为胶片，虽然其中不少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以及父母的努力下已经扫描为电子档，但原片依然有其价值。期待未来这批照片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这大概也是一种对父亲的纪念，而且可能比这本文集更能让后人记住他的贡献。此外，父亲还积累了大量与长城有关的书籍，未来同样希望这批书籍能被整体性的利用起来。

总之，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合格的父亲，但却是比我接触的学术圈子中很多从业者更为合格、纯粹和有理想的学者！因为在我看来，是否是学者，除了学术成果之外，还有就是要有着学者的心！ 

在序言的最后，对本论文集还要做三点说明。

第一，这一文集中的文章并不是父亲自己挑选的。他因病突然陷入昏迷，此后一直意识不清，因此这件工作只能由我来做。虽然我对父亲的研究有所了解，但一直排斥，很久都不上心，所以只能从他的一些文字和我记忆中残存的信息中提取他重要的贡献和成就。当我整理他计算机中的文档时，发现归类非常乱，而且缺乏时间标记；再加上他很多早期的文稿都是手写的，虽然后来母亲将其中一部分录入到计算机中，但肯定并不全面；而且由于前文提到的那些原因，他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新闻稿、札记、会议发言和资料整理的阶段，因此这一文集肯定不能代表他的成就和贡献，而只收录了那些我认为可以“成文”的部分。不过，从一些文稿中的只言片语，我相信读者也大致能了解他曾经做出的贡献。

第二，由于父亲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新闻稿、札记、会议发言和资料整理的阶段，肯定不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因此作为学者和儿子的我，只能操刀将其中一些修改为论文的格式，并重新核对了原文。但有很大一部分文章，其本身从学科的角度看起来论证非常不规范，如果将它们规范化，那么显然也就不再是父亲的作品，因此对这些文章我只是梳理了语句，调整了格式。而且文集的分类也不尽合理，我只是按照文章的形式、讨论的对象和发表的场合进行了归类。

第三，作为附录的父亲的简历，同样非常不完整。母亲曾写过一篇追溯我父亲早年经历的文章，但并没有完成。父亲也没有整理过自己的论著目录，只是简单的列过一些表格，简历中的论著目录正是基于这些表格整合而成的，并增加了一些我在各类数据库中可以找到的父亲写过的文章。但是作为记者，父亲写过非常多的新闻稿，这些大都没有收录进来。

编这一文集的时候，我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在整理和挑选文章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位横眉立目的霸道的父亲，另一方面我通过文字还看到了一位追求纯粹、立志要做出一些成就的学者。希望这本文集能满足父亲的心愿，也让他一生的努力不要白费，也尽量不要被人忘记，虽然回顾学术史，大部分学者注定要被遗忘。这种遗忘也是历史的本身，毕竟是时代塑造了经典和著名学者，而不是学术本身。

【感谢我父亲的好友郭峰（网名：积雪庐）提供照片】

儿子：成一农

2023年12月12日

成大林，1942年生人，先后就学于北京育才小学、北京101中学。1958年至1961年，在北京体育学院预科进行短跑和举重训练。1961年，升入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1965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医疗保健专业，同年分配到新华社新闻摄影编辑部工作。自1978年起从事文物、考古方面的新闻摄影报导和长城的考察、研究工作。1984年，受新华社社长通令嘉奖，同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5年，晋升为高级记者。2002年，退休后仍从事长城的考察和研究工作。

一、著作和画册等

1、《长城》（画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本长城画册。

2、《山海关》（明信片），文物出版社，1980年。

3、罗哲文文，成大林摄影：《万里长城》，文物出版社，1981年。

4、Cheng Dalin(成大林)，The Great Wall of China，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1981.

5、1981年9月1日发行的普21、22邮票《祖国风光》中的8分邮票《长城》，用成大林在八达岭拍摄的照片《长城初雪》印制。

6、《长城》（明信片），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7、《长城》（幻灯片），中国图片社，1981年。

8、《敦煌名胜古迹》（明信片），文物出版社，1981年。

9、《长城》（幻灯片），中国图片社，1982年。

10、高凤山文，成大林摄影：《万里长城──嘉峪关》，文物出版社，1982年。

11、Cheng Dalin(成大林),The Great Wall of China（《长城》，英文版、日文版），（香港）南华早报出版社，1984年。

12、成大林文、摄影：《金山岭长城》，《中国文物小丛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

13、《长城万里行》（中文版、英文版），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

14、《长城万里行》（中文版、英文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15、成大林、严仲义、任国恩、刘世昭摄影，成大林文、绘图：《中国·长城》（长城艺术摄影集，英文版、日文版），朝华出版社, 1990年。

16、《中国长城》（画册），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长城，世界一大奇迹》，《行走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

18、《世界一大奇迹——长城》，台北：龙图腾文化有限公司，2011年。

此外，作为副主编参编了《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撰写。

二、报刊和期刊文章

1、《抗倭名将和金山岭长城》，《百科知识》1981年第2期。

2、《阳关之谜》，《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

3、“金山岭长城专栏”，《人民画报》1981年第8期。

4、《玉门关在何处》，《旅行家》1982年2期。

5、《万里长城摄影记》，《新闻摄影》1984年第16期（4月15号）。

6、《万里长城和长城学》，《瞭望周刊》（海外版）1986年1月。

7、《长城采访札记》（包括《天下第一关》《长城与战争—发掘汉代烽燧》《长城与丝绸之路》），《中国摄影报》1995年连载。

8、《持久的长城摄影热》，《中国摄影报》1996年2月。

9、《古代长城遗迹新发现一千多公里》，《香港文汇报》1996年2月18日。

10、《陕西省神木县发现秦昭王长城》，《榆林报》1996年10月11日；《三秦都市报》1996年10月22日；《陕西日报》1996年10月17日。

11、《走近神秘的“千乘之国”》，《中国图片报》1997年9月5日。

12、《中山国长城遗存》，《澳门日报》1997年11月7日。

13、《谈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6日。

14、《谁为天下第一关》，《中国商报》1999年1月24日。

15、《山西省首次发现宋代长城》，《澳门日报》1999年2月14日。

16、《山西省发现战国时期古长城》，《澳门日报》1999年8月30日。

17、《山西发现清朝长城》，《澳门日报》1999年12月15日。

18、《居庸关杂考》，《2000年首届明代帝王陵寝研讨会暨首届居庸关长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19、《滇东古长城质疑》，云南《生活新报》2002年11月30日（与马自新合著）。

20、《寻找历代长城》，《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8期（与唐靖平、翟东风合著）。

21、《长城发现奇怪“串井”？》，《中国艺术报》2003年11月7日第A04版（与巩俊侠合著）。

22、《长城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成大林在“保护利用齐长城人文自然风景带研讨会”上的发言》，《万里长城暨中国长城学会优秀文集》，2005年。

23、《长城与抗日烽火》，《万里长城暨中国长城学会优秀文集》，2005年。

24、《脆弱的长城》，《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5期。

25、《慎说金界壕不是长城》，《中国长城博物馆》2006年第4期（中国·齐齐哈尔金长城学术研讨会专刊）。

26、《长城保护任重道远》，《华夏地理》2007年第1期。

27、《并非“楚长城”陕鄂交界地——白河、竹山边墙考》，《中国长城博物馆》2009年第2期（与艾文仲合著）。

28、《山西苛岚县发现隋朝筑长城刻石》，《中国文物报》2009年9月18日。

29、《“楚长城”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0日。

30、《大清王朝与边墙》，《万里长城》2012年第1期。

31、《“楚长城”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中国长城博物馆》2012年第4期。

三、主持的研究课题

2003年国家文物局重点课题《长城保护、管理和研究现状的调查及对策研究》，2004年通过评审结项。

四、获奖等

1、1979年，《冬》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北京摄影艺术展览》，并被评为优秀作品奖。

2、1980年，《玉门关之晨》《戈壁秋色》《碱湖滩上的成片碱柴》入选《绿色宝库》摄影艺术展览。

3、1980年，《冬》被评为华北摄影艺术展览三等奖。

4、1981年，《北海瑞雪》参加在国外举办的《中国摄影艺术展览》。

5、1982年，《古老的万里长城》参加送往尼日利亚、贝宁、加纳、多哥、智利的《中国摄影艺术展览》。

6、1982年，《紫塞金城》《丝绸古道》入选《中国旅游摄影艺术展览》。

7、1982年，《紫塞金城》入选《全国新闻摄影展览》，获鼓励奖。

8、1987年，《不到长城非好汉》入选《中国新闻摄影五十年》展览，并被送往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等国展出。

9、1994年，《甘肃嘉峪关鸟瞰》获《长城颂》摄影大奖赛一等奖；《甘肃汉代大方盘遗址》获《长城颂》摄影大奖赛三等奖；《长城之晨》获《长城颂》摄影大奖赛三等奖；《河北赤城县长城》获《长城颂》摄影大奖赛优秀奖；《玉门关外戈壁滩上的汉代长城》获《长城颂》摄影大奖赛优秀奖；《战国齐长城》获《长城颂》摄影大奖赛优秀奖。

五、曾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

1、中国长城学会筹委会委员

2、中国长城学会首届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3、中国长城学会荣誉常务理事

4、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5、中国文物学会长城研究委员会会长

6、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7、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理事

8、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员

9、中国长城博物馆顾问

10、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顾问

11、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顾问

12，金山岭长城管理处顾问

13、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居庸关长城管理处顾问

14、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15、中国新闻摄影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协会荣誉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