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34期在静园二院208举行，由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妹尾达彦主讲，讲座题目为“世界史上的九世纪——以唐长安街东社会产生的新文化为例”，主持人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茂莉老师，历史学系李孝聪、史睿、梁晓弈老师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参与了现场讨论。
讲座开始之前，荣新江老师简单介绍了妹尾达彦老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讲座伊始，妹尾老师首先回顾了自己参加荣新江老师组织的长安读书班时的收获。之后，妹尾老师对九世纪长安出现的“近代化”这一概念进行了说明，指出近代化是指从以共同体和身份制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个人为主动活动的功能分化社会的变迁，而九世纪的长安街东社会逐渐发生功能性分化、身份制解体，人们的主体意识得以激发，并出现了一些近代要素，尽管传统社会的压力依然很大，但已经开始迈向自由多样的社会。
那么，为什么是长安呢？妹尾老师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欧亚大陆的动向——七世纪至十四世纪”中，首先从空间上的地理分区进行思考，将长安置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考察。妹尾老师用图片展示了世界上主要古典国家的选址和创造普遍思想的思想家的诞生地，主要位于北纬30度-40度这一地带，他因此产生思考：这是否由于这一地带是游牧和农耕交界之处，因而出现了思想的搏斗？其次，妹尾老师展示了创建农牧复合国家的游牧民集团的三个据点，分别是黑海北岸、哈萨克草原和蒙古草原，而长安正是位于农牧交错带的广域经济圈上的交界城市，有多种人群、多种文化在这一区域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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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欧亚大陆的环境与人群迁徙
引自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
在介绍了地理空间之后，妹尾老师又从九世纪长安的思想来考察近代社会开始的问题。妹尾老师指出，七世纪至八世纪形成的佛教文化圈在九世纪后逐渐解体，同时中国古典文化（汉文化）的复兴运动兴起，开始探索新的价值观。在七世纪至八世纪的欧亚大陆，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的三个普遍宗教文化圈形成。普遍概念也即超越的价值观，因此，人们第一次产生了“普遍所带来的平等”这种近代思想的源流。伴随普遍宗教文化圈的形成，使人们在以往受到限制的身份、共同体中有了相对的独立，培养出自己是普遍人际关系中的一员这种个人意识。普遍宗教文化圈之间相互影响，使九世纪至十四世纪兴起古典文化复兴运动，以此为契机，在各个宗教文化圈中建立了近代社会原型的社会关系。为了解九世纪新价值观兴起时的状况，妹尾老师继续以长安居民为焦点进行概述，以了解面对近代社会萌芽的九世纪都城长安居民的生活动向。
讲座第二部分是“长安街东社会的形成”。妹尾老师首先将前近代社会都市和近代社会都市的特点进行归纳，指出：前近代的空间、时间与传统的社会秩序相对应，个人很难将其改变；而近代社会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并主动改造都市空间，因此都市空间成为具有流动性的均质空间。接着，妹尾老师以七世纪和九世纪两幅长安空间秩序图的变化为例，指出七世纪初的长安是基于传统思想、东西对称、具有象征性的都市规划；而到了九世纪的长安，这种基于传统思想构建的具有象征性的空间秩序衰退，根据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化，坐落于长安城东北的大明宫破坏了之前的南北中轴线，城内东部发展为高级住宅街和繁华街，城内西部发展出平民街和国际化市场，形成了自由、均质的空间秩序。
妹尾老师指出，八世纪以后，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各自建立政权，形成多政权并存的局面，彼此之间发展成为对立与合作的关系，于是，各个国家的产业和国际分工得到发展，九世纪的欧亚大陆东部开始形成跨国的广域经济圈。在成为广域经济圈之一的核心都市长安，沿着连接城内外的主干道，城内土地利用出现明显的功能分化。
接着，妹尾老师以进奏院在长安的分布为例来具体展示长安都市功能分化和都市核的形成。进奏院是节度使和观察使等地方行政机构在长安设置的驻京机构，主要负责代地方行政机构向朝廷进奏和管理传达、进贡，并且具有为地方行政机构向中央派遣的使节提供住宿场所，以及作为节度使等的代理出席各种宫廷礼仪（皇帝登基大典和生日节庆、祭天的南郊大礼等等），在中央政界用贿赂等手段为地方行政机构争取利益，搜集宫廷、中央政府最新的政治情报，从事情报活动等诸多功能。除此之外，进奏院还办理地方向朝廷上供两税事宜，发行在都城和地方城市间使用的汇兑券（飞钱），作为连接地方行政机构与长安的财政、金融机构也备受重视。进奏院的前身是唐代前期全国各州在长安设置的州邸，州邸根据国家实施的合理利用城内空地的方针，被唐政府建在长安城内第九列的东西诸坊；而进奏院是由地方政府选择并购置便于开展工作的场所，是自费建造的，与由国家建造的州邸的布局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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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符五年（878）沙州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
P.3547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介绍了进奏院的功能和发展之后，妹尾老师开始论述进奏院的分布情况。妹尾老师首先根据P3547《乾符五年（878）沙州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考察了归义军节度使的进奏院在长安进行送礼的对象，并将诸状中所提宰相宅邸位置标注在长安城里坊图中，从而直观地看出九世纪的宰相大多居住在街东中部，因此进奏院对政府权力者的外交政策也主要在街东中部进行。随后，妹尾老师展示了进奏院在长安的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出，进奏院集中分布于长安街东中部的东市与皇城之间的区域，这明确显示了街东中部的一部分区域，是收集长安的公私政治情报和处理财政、金融业务的情报金融业的集聚区。此外，到了九世纪，进奏院以外的商业设施也有聚集在街东中部相同地区的倾向，进奏院集中分布的街东中部的崇仁坊、平康坊和东市的区域，形成了长安都市的中心——都市核。随着城内土地利用出现功能的分化，居住地的分化也随之出现。政府高官、宦官、诸王集中居住的高级住宅街形成，其位置在交通极其便利的大明宫正南面，宫城、皇城东侧的街东东北部一至四列的诸坊，城内最受重视的诸多宗教设施，如佛教的大安国寺、光宅寺、荷恩寺（七宝台寺）、资圣寺，道教的太清宫、景龙观等等也分布在这片区域，这里成为长安最有威望的地区。
讲座第三部分是“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新的都市文化”。妹尾老师指出，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中国大陆科举成为定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诞生了以考试的形式选拔人才的业绩主义社会。他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社会从六世纪末或者七世纪初开始，已经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高级官僚，至八世纪，科举出身者已占高级官僚的近一半，到了九世纪则占了八成至九成，中国帝政后期的社会构造的原型由此诞生。科举考试合格者们，超越了以往细致的贵族等级划分的内容（被称为郡望），创造了一个可称为“科举考试合格者阶层”的新阶层， 特别是同一年科举考试合格者之间形成了无关乎出身地、出身身份和官衔（官职、官品）的伙伴意识，他们互相称为“同年”“同年友”，有着很强的终生为友的连带意识。
妹尾老师首先考察了官人的城内住所和城外墓地的变迁，他指出自开元、天宝年间之后，伴随城内街东的官人居住区的形成，开始一举对距离城内街东的官人居住地较近的东郊和南郊的墓葬地进行开发。妹尾老师以图片生动地展示，九世纪城内居住地与郊外葬地的分布开始紧密相关，大明宫前的城内街东北部的最高级邸宅街的住民（皇族宦官高官等）在长安至洛阳道街道沿线的一等地建造墓地，而街东中部的以科举进士科出身者为主的新兴官僚阶层则多选择与城内居住地较近、地价也相对廉价的东郊至南郊地区建造墓地。
随后，妹尾老师以刘禹锡、裴度、韩愈、元稹、张籍、武元衡、柳宗元、白居易等著名文人的住宅为例介绍了九世纪前半街东中部科举官僚的集居地。妹尾老师指出，八世纪末科举考试合格成为青年官僚的一代中，很多人在九世纪初的街东中部购置了自己的住宅，一边维持着人际交往，一边享受着大都市的生活。隔着东市的街东中部，作为科举出身的新兴官僚集中居住的地区，这里成为官僚之间往来、构建密切人际关系的政治空间。再往南的街东南部，则建有皇族、城内官僚阶层的游览区。九世纪长安街东中部由此成为了科举考试合格者聚集的新兴文人居住区，这里逐渐成为长安的文教区，文人们通过集中居住在这一区域来维持人际交往，构建了所谓科举考试合格者阶层（科举文人）的新时代人际关系。
妹尾老师随后以白居易和韩愈二人为例来说明在街东中部购置住宅的历史意义。妹尾老师首先通过整理分析白居易有关长安私宅、友人宅邸和风景胜地的诗歌再现白居易的生活空间。白居易曾被贬为江州司马，后迁忠州刺史，于长庆元年（821）春被召回长安，在任职中书舍人时第一次在新昌坊购置了宅邸，此后曾在很多诗歌中表达了对其宅邸的喜爱，如《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一诗：
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余俸，园外买闲田。
狐兔同三径，蒿莱共一壥。新园聊刬秽，旧屋且扶颠。
檐漏移倾瓦，梁欹换蠹椽。平治绕台路，整顿近阶砖。
巷狭开容驾，墙低垒过肩。门闾堪驻盖，堂室可铺筵。
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
省吏嫌坊远，豪家笑地偏。敢劳宾客访，或望子孙传。
不觅他人爱，唯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
逸致因心得，幽期遇境牵。松声疑涧底，草色胜河边。
虚润冰销地，晴和日出天。苔行滑如簟，莎坐软于绵。
帘每当山卷，帷多待月褰。篱东花掩映，窗北竹婵娟。
迹慕青门隐，名渐紫禁仙。假归思晚沐，朝去恋春眠。
拙薄才无取，疏慵职不专。题墙书命笔，沽酒率分钱。
柏杵舂灵药，铜瓶漱暖泉。炉香穿盖散，笼烛隔纱然。
陈室何曽扫，陶琴不要弦。屏除俗事尽，养活道情全。
尚有妻孥累，犹为组绶缠。终须抛爵禄，渐拟断腥膻。
大底宗庄叟，私心事竺干。浮荣水画字，真谛火生莲。
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
博士官犹冷，郎中病已痊。多同僻处住，久结静中缘。
缓步携筇杖，徐吟展蜀笺。老宜闲语话，闷忆好诗篇。
蛮榼来方泻，蒙茶到始煎。无辞数相见，鬓发各苍然。
诗中的元郎中，是尚书省仓部郎中元宗简，居住在升平坊，即白居易所居住的新昌坊的东南，元宗简进士及第的时间（具体时间不详）与白居易比较相近。张博士是国子监国子学博士张籍，居住在靖安坊，799年进士及第。元宗简和张籍与白居易同为科举考试进士科出身，是白居易的两位挚友。妹尾老师从对这首诗的解读出发，指出诗中所描写的细致的都城景观和密切的人际关系，是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官场上立身扬名的科举官僚们的心灵支柱。白居易在新昌坊的宅邸，虽距离任职地的大明宫较远，但远离喧嚣的人群，是一处幽静之地，街东东市以南的诸坊，以往被认为是距大明宫较远的偏僻之地，而到了九世纪前半期，高官的宅邸也开始建造在这片区域，于是，注重密切的人际关系、影响政府政策、野心膨胀的政治集团的居住空间在长安街东中部形成了。
韩愈自19岁进京、20岁第一次参加考试以来，一连三次均失败，直到德宗贞元八年（792）25岁时第四次考试才进士及第。韩愈做了很长时间的地方官后，于40岁时再次回到长安，快到50岁时才在靖安坊购置了宅邸。对韩愈来说，长安的这套宅邸，与白居易的情况一样象征着人生的成功。妹尾老师解读了《示儿》一诗：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
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
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
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
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
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
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
又问谁与频，莫与张樊如。来过亦无事，考评道精麤。
跹跹媚学子，墙屏日有徒。以能问不能，其蔽岂可祛。
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
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
妹尾老师指出韩愈在诗中直白地表达了进士及第后，得偿夙愿在长安购置了宅邸，并与社会名流应酬往来的喜悦之情。同时，妹尾老师也指出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僚精英集中居住在街东中部，但并不是固定的子孙代代都居住在这里，这一区域的居住者是频繁更换的，这个区域是为科举考试合格的新精英敞开的空间。他援引了韩愈初次进京时所写的《出门》一诗：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
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
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我欺。
此诗作于韩愈从江南宣城去参加科举考试入京的第二年，反映出作者不知道考试能否合格、没有安家立业之时的焦虑心情，是韩愈充满野心又焦虑不安的时期的作品。妹尾老师据此指出，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的长安，男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个人努力所获得的成就。随着街东中北部诸坊官僚集中居住区的发展，约从九世纪开始，用姓氏加居住的坊名来称呼高官的方式变得常见，街东居住地的坊名已经不只是单单的地名，而成为了如同爵邑一样的社会身份的标志。例如，在靖安坊居住的宰相李宗闵被称为“李靖安”等。街东的坊名，逐渐成为权力、财富、成功等象征。因此，科举考试合格并在街东中部购置宅邸，便成为男性知识分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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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
[宋] 程大昌《雍录》
明刻本
而自日本求法滞留长安的圆仁看到的风景与白居易和韩愈不同。妹尾老师介绍道，圆仁在开成五年（840）至会昌五年（845）五月滞留长安街东，其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卷五记录了九世纪中期长安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妹尾老师概括了圆仁日记的主要内容，指出此时正值唐后期文宗（827-840年在位）驾崩，至武宗（840-846年在位）九世纪中期发起的“会昌废佛”这一激烈动荡的时期，圆仁目睹唐朝政府对待外来宗教和本土教派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武宗崇信本土的道教、儒教，而对以佛教为首的外来宗教进行批判、强烈镇压；唐朝无法忍受以回鹘为代表的游牧势力，敌对情绪高涨；中央政府对发动叛乱的地方势力的强烈憎恶；以及将皇帝、军人、官僚、宗教者、商人、平民所有人囊括其中的城内各种活动的狂热气氛。长安周围严峻的军事形势，使长安统治阶层的排外主义越发高涨。
之后，妹尾老师考察了街东的文人文化，他指出，科举文人们也强烈关注着民众的生活，在兴起的民众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创作了民众喜爱的武侠小说，以及才子佳人题材的恋爱小说，并通过构建科举文人应具备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来建构社会性别。于是，在九世纪长安街东中部，诞生了明清后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知识分子社会（士大夫社会）的原型。接着，妹尾老师就以《李娃传》为例展示了民间戏剧所描绘的长安大众文化。在简要概括了这部传奇小说的主要内容后，妹尾老师在长安城的地图上标示了《李娃传》中的里坊地名，展示了《李娃传》在长安城的舞台，指出这一故事主要在街东发生。此外，妹尾老师还指出“命中注定的女子对流浪男子的救助”或“命中注定的男子对流浪女子的救助”这两种戏剧结构，是大众爱情戏剧的基本类型，在古今中外的民众艺术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可以说是群众文化普遍性的体现。
在结语中，妹尾老师总结，近代社会是从以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为契机，普遍宗教文化圈发生动摇而开始的，如欧亚大陆东部的佛教文化圈，约从九世纪开始，发起了佛教渗透以前的古典复兴运动，而佛教文化圈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九世纪的长安街东社会，逐渐发生功能性分化，身份制解体、人们的主体意识得到培养，出现了一些近代要素，尽管传统社会的压力依然很大，但已经开始迈向自由多样的社会。随着科举的渗透，立身扬名主义兴起，白居易、韩愈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内面性的深化，渴望被他人认可，以及跨越阶层情感充沛、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和武侠小说的产生，而这种现象伴随主体化－个人化的发展，在任何一个迈向近代的社会中都会发生。不过，妹尾老师也指出，九世纪长安街东中部的社会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即：人们通过认同彼此的成就、“才能”，第一次建立起密切的人际关系；从既存的社会脱离出来的孤独的个人意识；被群众文化的普遍性吞没的知识分子等，这些问题也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问题的遥远源头。
讲座结束后，荣新江老师先对妹尾老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妹尾老师从欧亚大陆的视角关注长安的街东，考察了新文化如何在长安产生。随后，现场的老师与同学们也与妹尾老师展开交流与互动。史睿老师提问道，唐代前期的朝集使和进奏院在选址和出资上的差异，是否代表了唐代前后期两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中世的日本有上洛的制度，在江户以后有参勤交代的制度，这两种制度之间和唐代前后期的变化是否有相似性和比较的可能性？妹尾老师回答，节度使选择街东主要原因是比较容易收集政治情报，此外进奏院还有许多经济上的功能。从州邸到进奏院的变化很可能反映了七世纪中央和地方关系到九世纪藩镇局面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韩茂莉老师认为妹尾先生的讲座令人眼界大开，指出妹尾先生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用东西之间、农牧交错带等多种视野研究一座城市以及一座城市的人，于是看到了长安城独特的人和社会风貌，而在今天古代城市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是只关注城市空间结构、建筑类型，但是缺乏对城市中人的关注。之后，韩老师提问道，长安城东区是以官僚为主居住的地方，清代北京城有“西城贵，东城富”的说法，也与人群的集中居住有关，那么这种人的聚拢是在国家的导向之下还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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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的合影
左起：韩茂莉、李孝聪、妹尾达彦、荣新江、史睿
妹尾老师回顾了自己在陕西师范大学留学时跟史念海先生一起考察的经历以及当时与韩茂莉老师的交往之谊，之后回答韩老师的提问，指出人员向街东区域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安东北大明宫的建立，官品高的官员就流动到街东区域；此外，长安科举合格者为了人际交流的需要而搬迁也影响了住宅的选址。此外还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因，即地价地域分化的问题，大明宫的南面是非常贵的，有很多贵族，而街东中部地理位置也较为优越，但离大明宫比较远因而相对便宜，所以很多人集中住在这一区域。李孝聪老师则与妹尾老师交流了未来的研究计划，妹尾老师提及对日本都城制度的建立、日本和中国、韩国都城之间的联系等问题的关注。
最后，荣新江老师对本场讲座和讨论进行了总结，对妹尾老师和现场参与讲座的师生表达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