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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互联网这几天被“刺死辱母案”汹涌的舆情刷屏了。我昨天写了一篇《“刺死辱母者”案，主要问题不在于定罪，而在于量刑》，再看今天网上评论，不乏很多理性的声音，但也有一些鼓动仇杀的言论。再看山东官方、最高检、最高法的表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成为众矢之的。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安全的，但有些事实，却有必要较一个真。因为，事实，是一切评论的基础。
《南方周末》的报道里，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辱母”的细节，包括：1、在他娘俩面前，他们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把声音开到最大，说的话都没法听。2、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3、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4、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5、于欢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6、杜志浩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7、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
腾讯新闻“事实派”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几个细节：8、吴学占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9、杜志浩脱下裤子，掏出生殖器，当着她儿子的面往苏银霞脸上蹭。腾讯新闻补充的最后一个细节，实际上是《南方周末》报道中第7个细节的进一步细化。
这些细节令人发指！引发群情激愤，也在情理之中。
媒体报道的来源是什么？《南方周末》提供了两个证人名单：刘晓兰、于秀荣，均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员工，即苏银华公司的职工。腾讯新闻提供的消息来源是“外面路过的工人”。
真实的现场发生了什么，其实围观的网友并不知道，他们的所有信源都是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权威性、信息的及时性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对舆情的传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在本案中，《南方周末》的报道是始发点，腾讯新闻进一步传播，后续所有的评论基本上是基于这些细节，尤其是第9点，连我都在昨天的文章中引用了。有自媒体写评论的题目就是《这个判决是把鸡鸡蹭到了人民脸上》。
昨天晚上，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判决书全文。时间点比《南方周末》的报道晚了大约十二个小时。有人开始注意到，判决书上呈现的事实，与媒体的报道，有所出入。
判决书第4页，检察院指控的事实，关于辱母的细节表述只有一句话：“杜志浩等人限制该公司老板苏银霞及其子于欢的人身自由，并辱骂二人。”不存在媒体描述的细节。
然后是于欢本人的辩解：“自己被控制在接待室遭到对方殴打”，“对方有侮辱言行”。但没有对侮辱言行是什么进行描述。
法院审理查明这部分，认定的事实是“杜志浩等多人对苏银霞和苏银霞之子于欢有侮辱言行”，没有任何细节。
证人证言部分，苏银霞证实，“那个下巴有胡子的瘦子（即杜志浩）说一些难听的话糟蹋我儿子于欢，还脱裤子，裤头露出下身对着我们几个，把我儿子的鞋子脱下来让我闻，然后又把鞋子给扔了。”跟媒体的报道，出入极大，没有其中的大部分细节，尤其是最为关键的1、2、6、7、8、9，其他也不准确。
证人于秀荣，证言里竟然没有一句话是关于辱母情节的。一句也没有提及。
证人刘付昌证言，“有一个人面对她们两个，把裤子脱到臀部下面”。后面细节没有了。
证人张立平证言，“带胡须的男子就指着苏总就骂，脱裤子并漏出生殖器，还说了一些骂人糟蹋人的话”。后面的细节也没有了。
证人马金栋证言，“在讨债过程中，辱骂、殴打老板苏银霞和她儿子于欢”。
以上证人陈述都是被告人一方的，有多人证实脱裤子，但没有证实媒体报道的大部分细节。包括接受媒体采访的于秀荣，证言跟媒体报道的也大相径庭。
下面是被害人一方的证人。
李忠证言：“我们没有对苏银霞、于欢母子进行殴打，就让她们从屋子里待着了，没打他们，但是骂他们两句，说话糟蹋他们了。”
郭树林证言，没有提及任何辱母细节。
张博证言，杜志浩言语侮辱那个女老板，还将老板儿子的鞋扔了。
么传行证实，“杜三说了几句就开始骂上了，还站在茶几北边脱下来裤子，脱到大腿跟儿前了”，后面也没有提及辱母情节。
严建军陈述，未提及辱母细节。
郭彦刚陈述，没有提及任何辱母情节。
最后，是被告人于欢的供述和辩解，“他们嚷嚷着让我妈妈还钱，骂我妈妈，啥难听骂啥。杜志浩进来吓唬我妈妈跟我，然后脱掉裤子，露出下体，马金栋等人就劝阻这个人，后来杜志浩继续让我妈妈还钱，并且辱骂我妈妈和我，还把我的鞋脱下来，搧了我一巴掌。”
所有的证据看下来，都没有涉及到媒体报道的辱母情节的大部分内容。就连被告人于欢自己，也只是陈述了三点：1、辱骂；2、脱裤子吓唬，被人劝阻。3、用鞋搧了他一巴掌。苏银霞和于欢都没有陈述过构成“辱母”的最为重要的几个细节。按理说，他们为被告人脱罪的动机最为强烈，如果确实发生，没有理由不在审判中陈述出来。
也就是说，对于媒体报道的引起公愤的辱母情节，是记者的庭外采访，是传闻证据，没有在法庭上出现过。在对抗式庭审中，没有呈现的证据，就被视为不存在。那么，法官如何进行综合判断？
而对于于欢的刺死杜志浩，则基本上陈述都比较一致。
检察院的指控是，杜志浩等人与于欢发生冲突，于欢持尖刀将四人捅伤，其中杜志浩失血性休克死亡。法院审理查明部分，跟指控一样。
苏银霞的陈述“他们就打我儿子，我儿子就拿了一把水果刀把对方三四个人捅伤”。于欢的供述说，晚上九点多杜志浩辱骂他们并打了他一巴掌。派出所民警到，劝说别打架，就到外面了解情况了，其他人要让他坐到沙发上，他不配合，就开始打他，他从桌子上拿起刀子朝他们指了指，说别过来，结果他们还是继续过去，他就冲围着的人肚子上攮了一刀，一共攮了几个人记不清了，不是两个就是三个。
也就是说，于欢拿到捅伤几个人的直接诱因是他们围过去强迫他，而不是因为针对他母亲苏银霞。这一点，被告人和他母亲都证实了。
从判决书里还能看出的细节是：现场不是只有母子两人，而是还有其他自己工厂的员工，包括马金栋等男性员工在场。杜志浩打了于欢一耳光，但没有拿生殖器蹭苏银霞，没有播放色情录像声音开到最大，没有拿烟灰弹到苏银霞胸部这种侮辱性情节。杜志浩脱下裤子裸露生殖器，这个细节应该是有的，但似乎没有证据证明有进一步的行为。杜志浩拿一只鞋子让苏银霞闻，被苏银霞当场打掉，而不是塞到嘴里。此外，警察根本没有离开，就在房间门口和厂方员工了解情况，事发后马上返回了接待室。去拦车不让警车走的情况，在判决书中并没有出现。侮辱情节跟捅人之间，隔了较长的间歇。于欢拿的水果刀是桌子上的，连捅四人，有一个想逃走的被他抓住领子背后捅了一刀。
案发现场，像极了一部《罗生门》，有被害人，有被告人，有证人，人证说的细节，有倾向于被告人的，有倾向于被害人的，其中有一些还是不能查实的单方面陈述。不可否认，人证是最不可靠最不稳定的证据，被害人会说谎，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也会说谎。但事实真的就不可查明吗？
日本电影《罗生门》中，呈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人证世界。一个武士和他妻子路过荒山，遭遇强盗。妻子被侮辱，而武士惨遭杀害。法庭上，凶手、妻子、借武士亡魂来做证的女巫，路过的樵夫与和尚，都各有说法。真相只得一个，但是各人提供证词的目的却各有不同。为了美化自己的道德，减轻自己的罪恶，掩饰自己的过失，人人都开始叙述一个美化自己的故事版本。荒山上的惨案，似乎成了一团拨不开看不清的迷雾。
我的同学周详教授认为，《罗生门》中，即使所有人都在说谎，在逻辑上也不阻碍案件真相的可查可知性。这有三方面的原因：1.对于同一个证人的证言而言，不可能全部话语为假。人口所出的任何谎言，必须建立在某些要素是真实的基础之上，才具有欺骗性。2.对于某一特定的具体事实而言，证人之间彼此真正矛盾对立的证言，不可能同时为真。必有一方为真，其他为假。3.任何人做假见证，都是有其特殊的理由或动机。他认为，在各自的合理撒谎动机上，强盗撒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外强中干，夸耀自己对女性的魅力；武士妻子撒谎，是为了把自己美化成令人同情的贞女烈妇；武士撒谎，是为了把自己伪装成宁死不辱的武士；樵夫撒谎则是为了掩盖因自己贪财而偷短剑的事实。
事实，要看是哪个版本的事实。被害人有被害人认为的事实版本，被告人有被告人认为的事实版本，而媒体，又有媒体所认定的事实版本，这一版本，未必跟法庭上法官所看到的事实版本一致，而且很多情形下是不一致的。本案中的“辱母”情节，未必像媒体所说的那么夸张，因为在被告人及其母亲的陈述中，没有发现媒体报道的大部分细节。而所有基于媒体报道所产生的义愤，则被一种源自人类情感本身的情绪所主宰。审判，却是理性的产物，只看重冰冷的证据。如果有证据支持正当防卫的，或许于欢可以在定罪上有改变的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二审网开一面，在量刑上因被害人有严重过错而对被告人进行减刑。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二审对定罪和量刑的改判，依然逃不过证据所支撑的“法律上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