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主的新闻：詹姆斯·凯瑞的新闻观及其知识贡献

为了对抗主流的具有“空间偏向”的传播传递观，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提出了具有“时间偏向”的传播的文化/仪式观（凯瑞，1989/2005：3-22）。但是，当研究者热衷于用“传播的仪式观”来解读中国本土素材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凯瑞与“传播的仪式观”划上了等号。根据凯瑞之子丹尼尔·凯瑞（Daniel Carey）的整理，凯瑞一生撰写了180多篇研究论文、书评和演讲稿等（Carey，2009），只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集中讨论了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凯瑞的治学旨趣涉及传播技术史、新闻与民主、新闻史、新闻教育等多方面。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把凯瑞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的话，那么“文化”是否就是凯瑞学术思想的核心观念？他的新闻思想与其传播思想有何种勾联？近年来，凯瑞的新闻史观、文化研究方法论等已经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本文之目的，亦在延续这样的讨论，通过相关文献来讨论凯瑞关于“新闻”（journalism）本质以及新闻与民主、新闻与共和等问题的探讨。

与纯粹的理论家以概念（concept）作为逻辑起点不同，凯瑞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现实状况出发，进而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探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矛盾叠出，各种危机浮现。一方面是充满变革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保守、“死气沉沉”的新闻业。对新闻业批评的兴起逐渐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

媒介批评不仅见诸于业内学者，而且还吸引了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样的“域外”知识分子（Herman & Chomsky，1988：1-36）。具有强烈公共知识分子认同的凯瑞自然也加入其中。从1974年开始，凯瑞陆续发表了《新闻和批判》 （Journalism and criticism，1974） 、《记者刚刚离开：一个不协调行业的伦理学》 （Journalists just leave: the ethics of an anomalous profession，1987） 、《新闻业和公共话语》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1987） 、《新闻业、舆论和公共话语》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1995） 、《大众媒体和民主：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The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1993） 等一系列探讨新闻与当代美国民主政治的论文，而且还召集、参加了多次相关问题的学术对话。

凯瑞认为传统新闻业充满了各种弊端，这些弊端在1988年和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候选人追求媒体“曝光率”而不深入社区、媒体操纵一些没有价值和细枝末节的议题、媒体热衷于揭发政治人物的隐私等使得这两场选举投票率低下。这在凯瑞看来不但是新闻业的危机，而且是民主的危机（Carey，2003：86-87）。所以，他认为应该由表及理、由外到内，从“业务操作—职业理念—职业道德”来重新审视传统新闻业，寻找美国民主衰退的原因。在分析凯瑞的批判逻辑之前，首先有必要简要说明美国传统新闻业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

按照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看法，历史上美国新闻业主要呈现出三种模式：“市场模式”“鼓吹模式”和“托管模式”（舒德森，1999/2009：115）。“市场模式”的新闻业要取悦于受众与广告商，消费者是新闻产品的最终裁决者。“鼓吹模式”意味着新闻业是政党、教会、社会团体观念的鼓吹者。“托管模式”中新闻业则将自身看作一个专业团体，他们受公众委托去采集新闻，并且为他们提供各种专业观点来有效地行使公民权。而就当时的美国而言，实际上是市场模式和托管模式的混合体：新闻业接受民众的委托去搜集、撰写和告知新闻，同时作为民众的代言人，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从而获得公众的信任并生产出“巨大的受众”（great audience）。媒体将“巨大的受众”卖给广告商，从而获得职业独立和经济效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这种美国现代新闻业的生存发展逻辑就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表达出来。凯瑞将其核心理念归纳为“独立、中立、对抗者、客观、无党派和真正的第四等级”（Carey，2003：78）。这套模式在进步主义运动、两次世界大战、越战、水门事件等很多国家重大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民权不断伸张、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受到冲击的时代，新闻业自诩的理念从行动到理念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困境（凯瑞，1999/2009：56）。

从最基层的专业操作而言，凯瑞认为所谓的新闻专业性已经越来越僵化。它越来越像是一种“形式策略”（stylistic strategy），在按照工业标准化的模式生产新闻（Carey，1974）。报道被限定在事件与人物上，并不能反映事件的历史语境、政治行动者的动机和目的等。这种操作的“僵化”还表现在新闻业的所谓“分口条线”（the beat system of reporting）报道：记者每天围着白宫、国务院、国会等而成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凯瑞敏锐地意识到，新闻业在用专业性建构所谓的“主流化（mainstream）生活”。他们与“被麻醉的受众”达成了某种“寂静的共谋”（silent conspiracy）来强化了这种“主流化生活”：“将一个房子所有的门都锁起来即便所有的窗子都被打碎了”（Carey，1974）。

所以，新闻业所谓专业性操作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而根植在其中的价值理念也存在偏颇。客观中立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在凯瑞看来是难以实现的。第一，新闻业不可能客观。凯瑞认同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于人性弱点的分析，认为理性人只是一个美好的假设。将新闻业看作是一门认识社会的科学，事实上是犯了将自然科学探究真相（truth）的方法简单移植到社会科学的错误。所以舒德森的看法是正确的：客观性只不过是新闻业为了建构自身合法性的一种策略性安排（Schudson，1978：5-7）。那么，如果按照李普曼的设想把对真相的判断权抛给专家，那么新闻业是否就能客观呢？凯瑞认为，专家学者也有各自的倾向，代表不同的群体，更多的时候专家间意见相左也难以提供中立的观点（Carey，1987a：16）。第二，新闻业不客观。新闻业的客观是以独立为基础的。但是新闻业只是独立于党派政治，并没有独立于社会。托管新闻业看似以超然中立的形象出现，但事实上不可避免与社会其他组织产生联系。新闻业宣扬客观独立实际上是为了建构一种超脱党派的、中立的、效忠于选民的、进步主义的角色形象。它的出现与进步主义时代“揭黑”的历史社会语境相契合，也是为了提升自身专业的社会地位（凯瑞，1999/2009：54）。

事实上，托管新闻业发展至今，诸如以上的质疑就不绝于耳。但是新闻业往往以新闻自由和职业伦理作为抵挡武器，将社会对新闻业的伦理要求指责为侵犯新闻自由。凯瑞认为，这种回应是傲慢的，其学理没有稳固的根基。第一，新闻业以获得真相（truth）作为其职业伦理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法学的基础是公正，医学的基石是健康。但是新闻业的基石却不一定是真相（truth）。因为求真只不过是一项做人的基本准则，比如每一个母亲都会告诉孩子要讲真话一样（Carey，1987a：8）。第二，作为职业的新闻业缺乏明确的服务对象，这在西方以契约精神为准则的职业伦理中十分尴尬。医生的对象是病人，法官的对象是原被告。他们依据对象来提供相应的职业伦理责任。而新闻业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而没有目标群体。这使得契约关系模糊不定，加之记者自身只是受雇佣者而非独立的参与者，所以他们与其服务对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谈不上存在契约的基础（Carey，1987a：8）。

凯瑞的分析实际上点中了托管新闻学理论的一个“死穴”：即这种托管关系只是新闻业为了自身合法化而想象出的一种抽象的关系。公众不能也不可能与新闻业建立明确的托管模式。但是，新闻业长期以来却把此视为理所当然，并把新闻自由作为应对危机的“尚方宝剑”。这在凯瑞看来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对于美国而言，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开始是服务于中产阶层的，是对他们革命成果的维护。所以保护新闻自由事实上是保护财产自由，是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中产阶层的权利（Carey，1987a：10-11）。但是，法律与伦理毕竟是不同位阶的概念，新闻业用低位阶的“消极的自由”来回应公众期待新闻业做的“积极的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消极逃避的行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一种法律条款规定，不能成为更高位阶职业伦理的借口。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第一修正案的精神来看，新闻自由也并不只是新闻业的自由，而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新闻业以此作为一种行业自由，甚至以此来对抗各种社会伦理要求，实际是一种越界侵权行为（Carey，1987a：10-11）。在凯瑞看来，新闻业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代表他们自身，如果要成为公众的代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公众必须相信新闻界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因此和它产生负责的、基于信托的联系；第二，公众必须相信新闻界不是政府或利益集团或两者的共谋；第三，公众必须相信新闻界能够表现这个世界（Carey，2003：84-85）。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新闻界代行新闻自由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是民众越来越不相信新闻业，还把他们看作是民主进步的障碍。新闻业的职业伦理越来越缺乏存在的合法性。

通过以上从职业操作、职业理念到职业伦理的分析，凯瑞认定必须变革托管新闻业。其危害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缺陷，还在于它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它把受众只看作是消费者、客户和被托管的对象，造成了美国公共生活的全面衰退。首先，民众成为李普曼所说的没有政治判断力的人，缺乏政治参与的能力。这样公众只能是被告知的对象，在政治生活特别是大选中只能“支持”或者“反对”而不能更深介入，进而造成了人们的政治冷漠症（Carey，1997a：248）；其次，为了市场需求一味追求受众喜好而将新闻娱乐化，记者成为“偷窥狂、治安队员和律师”，造成了个体精神的麻醉与公民能力的下降（Carey，1997b：221/2001：19）；再次，为了迎合市场与政治需要，新闻业衍生出民意测验和公共关系，使得公众意见被简化成抽象的统计数据，公共交谈变成了公共关系与民意劝服。公共领域逐渐被蚕食，人们要么成为消费者要么逃离，退化到私人空间和电视机旁（Carey，1997a：247-248）。公众在公共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被剥夺了，只能沦为旁观者与看客。

这种民主的衰退持续不断，造成了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所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方面是天价的媒体收购案和财大气粗的媒体，一方面是民主的衰败（麦克切斯尼，2000/2004：5-18）。凯瑞认为，这种变迁应验了建国之父在制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时的担心：民主或者共和在大约两百年之后有走向暴政的危险。人性的贪婪之下民主机制是脆弱的（Carey，2000a）。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托管新闻业的“原罪”在哪里？

凯瑞的回答是：没有搞清“新闻”（journalism）是什么。

正如杰伊·罗森（Jay Rosen）观察到的那样，与建构“传播的仪式观”来对抗“传播的传递观”类似，凯瑞也希望正本清源，寻找另一个正确的“新闻”的源头，从而取代扭曲的“科学-托管新闻观”（Rosen，1997：197）。在凯瑞看来，“科学-托管的新闻观”与“传播的传递观”如出一辙，将新闻只看作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忽视了“新闻”出现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与其原始的文化基因，过分强调普遍性与规律性，走向了极端的科学主义和极权化。他认为，这种科学的新闻学观念源自社会科学家，往往从外部（outside）而不是新闻本身来看新闻。这样，新闻就简化成一种缺乏“共同分母”（公众参与和对话）的实践，而成为一种机械的线性新闻业。新闻业充其量只能是一门手艺（craft），无法提供一种观察社会的批判视角。这种看似中立的视角忽视了“好的和坏的新闻、基础的和先进的新闻、有活力的和无活力的新闻”（Carey，2000b）。

所以，凯瑞认为：

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Carey，2000a）。新闻与民主拥有共同的命运。没有新闻，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当民主不稳时，新闻就会不稳；当新闻扭曲时，民主也会扭曲（Carey，2001：19）。

这样的描述，勾勒出“作为民主的新闻”的基本轮廓。新闻意味着民主政治，没有新闻就不存在民主政治。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并不存在新闻，而只有宣传者（propagandist）；美国新闻业在“科学-托管新闻思想”的影响下也有逐渐沦落为公关者和宣传者的嫌疑（Carey，1997b：210-216）。那么，凯瑞所指的“作为民主的新闻”到底是什么？新闻为什么必须民主？

凯瑞同样试图从历史的脉络中去找寻答案。他指出，他所理解的“新闻”对应词是journalism。它不同于communication，更和news、reporting有别。传统新闻史将三者混为一谈，将journalism与news、reporting都归因于纯商业动机。凯瑞希望找寻的正是被忽视的journalism的史前史：中世纪之后就逐渐兴起的一种文化行为与文化现象。

凯瑞是从一种人类认知方式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来理解新闻的。他认为，对新事物的渴望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知识的延续与发展蕴含在对史诗、传说的继承和对当下生活现象的求知与探索中。前者代表的是一种传统与文化的绵延，后者面对的是一种现实的生存与发展。新闻从诞生起就是一种争取民主的行为，它是人们获得新知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并且与诗歌、散文、小说、科学报告等形式混在一起。教会神权的土崩瓦解后，新闻作为获取新知方式的地位大大增强了。因为它符合人类从经验到获得真理的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了“新闻”这种纪事方式，记录下重要新鲜的东西，通过广泛的交流与沟通确认真伪性，最终形成新知。这一过程伴随着各种证实与证伪，是一个不断讨论与争吵的过程。在争吵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规定了相对统一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相对标准的文本。

这就是新闻成为一种认识手段的过程，整个过程是民主的，对所有人开放的，具有公共性的，充满了热烈讨论与争吵的。所以，新闻就是民主，新闻维系着公共生活。新闻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凯瑞所理解的新闻，就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与哈氏不同，凯瑞更加强调新闻在建构“公共领域”时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对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个普遍批评在于其是否存在于历史中。而凯瑞为了回应这种质疑，也试图寻找“作为民主的新闻”的历史来源。他找寻到两个源头：一个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传统，一个是北美本土传统。

法国的传统实际上是威廉斯提到的“漫长的革命”的一部分，是启蒙时代人们思想活跃的体现。它的重要性在于直接催生了journalism这个词汇。凯瑞考证后认为，journalism来自法语词“天”（day），意思为记录日常生活记录的实践，包括今天所说的新闻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延续了文艺复兴后获得新知的方式，更多的人开始从事journalism这一实践。他们通常倾向于记录一些新的、当代的、能答疑解惑的问题，并逐渐综合成一个系统而被社会化、集体化。这一综合的过程中，人们确定了真实原则，将新闻与小说分离；建立了自身的语言形式，将新闻与诗歌、散文分离；建立了平等争论、共同完成的原则，使得新闻成为一个社群共享的一种集体记忆，并由此发展出journalism的新储存、新分发方式等（Carey，2007）。

在反抗波旁王朝的斗争中，journalism的民主特色得以进一步彰显。根据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研究，为了打破波旁王朝的信息管制，巴黎市民主要在克拉科夫树下（tree of Cracow）和各种沙龙中进行信息交换。这一过程不仅是线性传递和消极接收，而且还有信息吸收的过程以及团体再加工。这其实就是创造一种集体意识或者公共意见的过程。这一公共领域揭发了波旁王朝的腐朽，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基础（Carey，2007）。

所以，这段历史清晰地体现出了新闻作为一种方式去争取民主的过程。它根植于法国舆论斗争史中，在凯瑞看来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Carey，2007）。它“是一种有想象力的社会实践”，也是“一场民主共和运动”。他反对社会科学家用一种普遍化的视角看新闻，认为这样忽视了新闻扎根的历史社会土壤。他也反对人文主义者和英国文化研究者将新闻还原成一种政治学和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只能看到权力的斗争而忽视了新闻中的认知、道德、审美等多个面向。所以，他认定新闻就是新闻，不属于社会学、历史学或者文学，新闻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Carey，2000b）。

这种认知使凯瑞同样坚信可以在早期北美历史中找到新闻（journalism）的影子。而且与欧洲类似，北美的新闻（journalism）也是内生驱动的。他指出：

对美国新闻、政治和民主的最初理解来自公共房间和殖民地时代的小酒馆。小酒馆被那些通常是出版商的老板所管理。老板们从酒馆的对话中和消息灵通并在酒吧日志中写下见闻的旅行者那儿采集信息。出版商接着会记录这样的对话、窃窃私语并且印刷它，为了日后的保存和发行。他们还印刷演讲、谈话、布道、畅销商品信息、那些聚集在公共场合的人的政治观点，这些人大部分是商人和贸易者。在公共房间中流传的报纸使得对话和讨论更有生气。结果是，新闻（journalism）——对演讲的反映——成为不间断的对话之流，不是在立法机关的大厅里，而是在公共房间中（Carey，1993）。

所以，北美殖民地也存在新闻的实践：它依旧是一群陌生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新消息（news）。整个十八世纪，酒馆都是新闻实践的主要场所。大部分的公共议程都在这样的争吵讨论中确立。市镇的行政者遵循了一条“小酒馆—街道—工作地点—公共房间”的路径。它能够将商人、艺术家、商店主等聚集在一起，为小镇提供服务并共同来抗击英国的统治（Carey，1987b）。

由此可见，“作为民主的新闻”也扎根在了北美的土壤。但是，与法国新闻实践强烈的政治传统不同，北美传统具有两个不同的面向：第一是商业传统的。商人和贸易者——而不是政治积极分子——是北美传统中的主角。新闻活动最初也是由他们不自觉地发起的。第二是具有浓厚的乡村自治的特点。

通过这一串历史的追溯，凯瑞最终确信了他所认为的“新闻”的本质：即一群陌生人坐在一起讨论新消息、评价事件与人物，解决争论问题，最终实现新知识的获得、社群文化的维系与社会的有效管理。所以，新闻必定是民主的，任何陌生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它是一个公共论坛；新闻必定是批判性的，对话与协商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激烈的争论；新闻必定是政治的，它鼓励社群的形成与对政治生活的积极态度。而民主、公共、社群、政治等这些概念都密切联系在一起，彼此无法分离。

凯瑞对“新闻”的认识，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托管新闻业”的新闻定义。那么，美国新闻业为何变成了科学-托管模式呢？要实现理想的新闻业将如何改革？

凯瑞认为，之所以出现从“作为民主的新闻”到“科学-托管的新闻”的“倒退”，有两大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是传播技术的变迁，一个是进步主义运动。前者进一步强化了技术思维对于新闻的影响，后者从整体的社会层面改变了新闻业的地位与思想观念。

传播技术在凯瑞看来永远是一把“双刃剑”。传播技术的优点在于它使得隔绝变成了一体、地方形成了全国。传播技术的发展让新闻日益扮演着“想象的共同体”的角色（Carey，1997c：128-141）。

但是，传播技术变迁带来的“灾难”也是不可逆的。凯瑞看到的未来世界不是“地球村”而是“空间偏向”（space bias）的急剧膨胀和“时间偏向”（time bias）的萎缩。如果说托管新闻业在发展前期（主要指卫星和互联网诞生前）还曾经生产过“巨大的受众”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受众则进一步分化为孤独的个体。

凯瑞认为，社会改良的期许和新闻业不断上升的野心推动了“科学-托管新闻业”的确立。“科学-托管新闻业”迎合了当时民众的期许，表达了民众“只想逃离地方性和偶然性的愿望，对长距离和遥远的所有事情的热情，对国家而非省份的热爱。”（Carey，1997a：243）。但是，凯瑞认为，进步主义运动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美国的问题在于忽视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从而走向了越来越强调普遍性与标准化的道路。

凯瑞的分析，依然渗透着伊尼斯“传播偏向”思想的影子。凯瑞强调打破标准的“科学-托管的新闻业”，实际上就是要打破新闻业过于严重的“空间偏向”。“作为民主的新闻”强调民主、对话与商谈，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一种地方性的实践，对于共同历史记忆的关注，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凯瑞期待恢复的是十八世纪的殖民地生活传统。而这个传统中，凯瑞又特别强调重新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和重新认识社群。

重新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要从一种社群（community）的角度来理解其精神内涵。托管新闻业从“意见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观点出发，将第一修正案看作是对于个体新闻自由的保护，保护新闻自由就是保护意见的自由市场，进而演变成保护新闻业。凯瑞认为，这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视角。第一修正案规定了国会禁止制定法律限制人们的出版自由，实质上是希望通过公共谈话建立一个社群而不仅仅是保护个体的权利。这意味着个体的新闻自由并不是终点，而是建立公共空间的起点。

通过这样的转化解读，第一修正案从强调保护个人自由表达转变为强调公共生活的重要性。自由民主也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演变成一个社群的问题。恢复传统社群精神也自然成为“作为民主的新闻学”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这里，凯瑞提倡的是一种“共和的社群”（republic community）。它以美德为基础，具有公民人文主义精神：容忍、伙伴关系、质疑、公共参与伴随着正当的私人性。同时凯瑞也认为，这种共和社群具有一定的弹性。共和社群仅仅是在两个维度上强调它的粘合性：第一，在社会面向强调共同的社会空间，反对分离主义和排他性地强调私人生活。第二在政治层面上延续建国之父挑战传统、建设不曾存在过的共和体制的期望（Carey，1997d：1-14）。

所以，当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后，凯瑞就成为最积极的倡导者。这场以地区性小报发起的公共参与的新闻运动与凯瑞所提倡的民主的、地方性的、偏向时间的、共和社群的精神高度一致。杰伊·罗森就曾高度评价凯瑞的工作，认为他为美国人重新定位了新闻与民主政治的正确关系（Rosen，1997：204）。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凯瑞“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质疑与批评也持续不断，这场关于新闻本质的争论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十余年。

这场争论主要体现在两次公共新闻学的讨论会议上。一次是1987年召开的会议，参与者有舒德森、吉特林（Todd Gitlin）、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大卫·肖（David Shaw）等人；另一次是1996年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主持的会议，凯瑞、罗森、克里斯琴斯、舒德森、彼得斯（John Peters）、约翰·保利（John Pauly）、泽利泽（Barbie Zelizer）等一流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对于“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历史依据以偏概全、对核心概念理解简单化、对新闻业角色定位错位等几个方面。

首先，就历史依据而言，舒德森指出，凯瑞希望回到1927年的社群主义思想和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的市政集会模式，这高估了当时的民主程度。进步主义运动中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舒德森认为也是凯瑞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有意为之，“李杜之争”的确切性是值得推敲的（Schudson，2008）。

泽利泽同样指出了凯瑞对历史的选择性忽视。在她看来，“中立与参与”实际上都是新闻业长期以来都信奉的理念。新闻业的问题可能在于将客观中立作为一种哲学理念清晰表露出来了，而并没有从哲学上完整表达社会参与的思想（泽利泽，1999/2009：154-157）。

其次，对于一些核心概念，“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处理与思考也比较理想化。舒德森质疑公共生活是否真的如凯瑞说的那么美好。更重要的是，舒德森和格拉瑟都认为，凯瑞倡导的杜威时代的社群已经与美国当下有了非常大的区别。而且有了社群并不是就有了公共生活。凯瑞的一个认识是正确的：即对于一个人而言，他生活在两种环境中：一种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归属感的小社群，一个是陌生人组成的大公共。但是凯瑞的错误就在于误以为人的这两种属性是互不干涉的，人可以跨越小群体的一些标签而作为完全的陌生人参与到对话协商中。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社会人已经被高度社会结构化了，人们受到有共同价值观、归属感的社群的影响最大。个体在参与到大的社会谈论时难以摆脱原有的社会标签。这意味着拥有了“小社群”未必就可以形成“大社群”。大社群中的个体间对话很难超越私人的一些目的而得到一种理想上“公共的善”（格拉瑟，1999/2009：7-12；舒德森，1999/2009：12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