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左）和贝建中（于楚众 摄）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马上要过100岁生日了，请问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贝建中
：他的身体还好，不过毕竟是100岁的老人了；他还可以走路，但走不了太多。我们每周都会去看望父亲，他的状态还好。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回忆说，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比较忙，他幼年时跟母亲关系更亲近。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是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慈母”的东方模式？
贝建中
：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文。父母并没有特别教我们说中文，因为他们想早晚会回中国，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说中文了。我的父亲来自上海、苏州，所以父亲会说上海话，母亲来自天津，她讲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广东话。我到妈妈家那边，听他们说普通话；到爸爸家这边，听他们说广东话，回忆起来很有意思。
贝礼中
：我们虽然是在非常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家庭中，那种人际关系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的。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这都是非常东方的观念。我们总是经常一起聚餐，即使我们都结婚了，我的母亲也会在周末将大家召集起来，吃饭或是进行其他活动。母亲去世后，我们依然常与父亲聚会。这种亲密感，正是家庭的重要所在。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父母都经历多年的美式教育，他们英文都讲得极好，可以说非常好地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而这种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也帮助了我父亲的职业生涯。
贝聿铭全家在欧洲度假
三联生活周刊：我知道你们的母亲不但出身优渥，也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为了贝聿铭先生的事业，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你们的父亲曾经说她是他“最好的顾问”，母亲对父亲的事业、对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贝礼中
：我非常高兴你问到我母亲的事，我相信父亲对此也会很开心。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笼罩。在我们的家庭中，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参与。我父亲总是在外忙碌，那时候我们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以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亲也常常将我们聚在一起，夏天，我们会在郊外一起度假。
1984年，贝聿铭（右二）成为法兰西艺术学院外籍院士，偕妻子（右一）出席获封仪式
我的母亲是非常优雅、非常知性的一位女性。她从不惧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我父亲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母亲也有建筑的造诣，当年在哈佛学的是景观设计，所以她知道建筑师这个行业有多辛苦。她有极好的品位，也总能将自己的好恶传达给父亲。我确定，她也帮助了父亲早年间的工作，而且给予了父亲极大的信心和支持。我父亲非常相信我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重，十分恩爱，同时也都很有幽默感。我敢说，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在时事、政治这些方面，我母亲要比父亲参与得多。她非常进步，也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也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父亲更加内敛，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其实他与我母亲基本上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他太出名了，所以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更小心些，因为必须与许多人打交道。
贝建中
：母亲的兴趣与父亲的兴趣相同，她对父亲的职业参与得比较多，父亲也相信她的眼光。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觉得母亲被父亲“遮蔽”。
贝聿铭与夫人陆书华
三联生活周刊：对祖父贝祖诒还有印象吗？
贝礼中
：有印象，有印象，虽然我们并没有共处很长时间，但我们有非常温暖的牵系。我爷爷那时住在纽约，我们每年都能见到几次。我祖父对待我们就像我父亲对待他的孙辈一样，非常温暖慈爱，他总是笑呵呵的。
我的父亲和我的女儿关系非常好，他在她面前一点也不严厉，她也喜欢他，他们见了面，总是亲啊亲啊……在旁边注视这对爷孙俩真是很美好的事。我的女儿是第三代中最小的，是我唯一的孩子，今年刚19岁。她出生时，我的父亲已经80多了。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还有多长时间。我妻子总是陪伴他，而我的妈妈，也和我妻子非常亲近。你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我们每周都带女儿去见爷爷。他们关系非常亲，我相信我女儿是孙子辈当中与他最亲的一个。
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是贝聿铭）
三联生活周刊：1952年，贝聿铭先生在纽约郊区卡托纳（Katonah）为小家庭修建了一座私人度假屋，这是他的第一个私人住宅，是一座完全现代主义的建筑。你们对“建筑”的第一个概念是否来源于此？
贝礼中
：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现代建筑和我父亲工作、想法的窗口，因为我们观察了施工的全过程。虽然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建筑师，但我想这栋建筑一定起了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与父亲一样，你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对你来说，成为建筑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贝礼中
：不，完全不……但另一方面，当我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非常鼓励我，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才能，并鼓励我实现它们。其实我在大学时，有很多机会去教书。当然做一名建筑师最终是我的决定，我并不后悔，这是个神奇的领域。我们的经历比我父亲看起来更困难些，但我热爱它。
三联生活周刊：贝建中先生在哈佛大学原本是学物理的，但后来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是父亲有意识地培养你子承父业吗？
贝建中
：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物理和数学，而且早期我也上了很多计算机科学的课。我从那里面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叫作“科学方法”，这与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很不一样。当你学习“科学”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缜密的方法论，我想这对成为一名建筑师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受过那种训练。
我成为一名建筑师，可能也与东西方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关。当我在哈佛学习的时候，除了专业之内的课程，还要选其他领域的课。因为我对绘画之类的感兴趣，所以我也选了很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课——我妈妈在卫斯理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我也选了很多艺术史的课。我后来发现，我上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课。也许从某种角度看，我从物理专业到建筑专业，有点奇怪，但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看，又没有那么奇怪。
贝聿铭在肯尼迪图书馆内留影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们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是一位“大人物”的？
贝礼中
：上世纪60年代，我十四五岁时，当时父亲在费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设计的建筑，那时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高中时，父亲成了报纸上猜词游戏的人物，特别是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完工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起来。当时我还在寄宿学校，突然就发现父亲上了头版，每一张新闻报纸的头版。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他被如此地尊敬。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你们是一种压力吗？你们是否介意外界总是拿父亲的成就与你们的工作做比较？
贝建中
：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压力不是坏事。我们并不是想与父亲竞争。正如刚才说的，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我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做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必须是一位乐观派。我习惯于看“作为贝聿铭的儿子”所带来的正面，而不是它的负面。我想压力是好事，它总是让我们做得好上加好。
贝礼中
：这是一种躲不掉的压力，但我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这是一个现实，我并没有感觉父亲的名声对我而言是一个负担。不过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入他的名声中。他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的人会“子以父贵”，但这不是我的人生观。我以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在同行中赢得尊重，他的成功激励我，让我做到最好。这的确是我唯一能做的。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模型前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建筑师，你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贝建中
：建筑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在事务所里，我们有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成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知道一切事情，当然你不必对每个细节都了解得如专业人士一样，但建筑师必须给其他人以指导，包括与他们合作的工程师，比如结构工程师、空调工程师……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师才会尊敬你。你要用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是最后一个“你必须知道一切”的行业。在西方文化里，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既是一个绘画家、建筑师，也是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识。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筑师，我会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复兴式的职业”。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了解很多方面知识的建筑师。
贝礼中
：父亲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综合能力。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为他总是对历史、文化和人们都非常感兴趣，他为了理解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开始设计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但我并没有他这样的能力。
父亲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他将建筑看作一种提炼的过程，它应该非常纯洁、清晰，这是他的追求。
这是一种融入各种环境后发现精髓的能力，这对他做公共建筑非常有帮助——父亲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设计都是公共建筑。我期望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父亲也非常幸运，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非常棒的人，他们总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项目、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有德国总理科尔、卡塔尔酋长……他们都愿意让父亲可以独立工作，父亲也总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