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不会战胜生命，因为两者之间没有战争
文 | 李辉
一直喜欢看探险和旅行的书，从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到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书影。
最近，“远行译丛”中的这本《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颇为喜欢。作者约翰·缪尔，被誉为自然保护运动的先驱、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他用优美笔调和精彩细节的勾勒，将一百多年前徒步旅行的过程，留存于这本已有百年历史的老书之中。
千里徒步，约翰·缪尔看到一片他觉得最美的波那文都墓地。伫望墓地，他看到的是生与死美丽的融合和交流 。下面这段文字，品味再三，为作者的这种感悟而赞叹：
让孩子们走入大自然，让他们看到死亡与生命美丽的融合和交流，它们不可分离的地快乐结合在一起，就像森林与草原、平地与高山、溪流与星星那样，孩子们就会了解死亡事实上并不痛苦，它跟生命一样美丽，坟墓并没有战胜生命，因为两者间从来没有战争。一切都如上帝安排的那样和谐。
1867年前后摄影师格利森拍摄的波那文都墓园。
波那文都墓园内的几座坟大部分都种上了花。通常，坟前靠近竖立的大理石墓碑旁边种着玉兰，坟后是一两株玫瑰，坟上或两边则是紫罗兰或鲜艳奇特的花朵。这一切都用黑色铁栏围住，那些坚固的铁杆可能是地狱战场上的矛刺或棍棒。
观察大自然如何勤勉地补救这些愚蠢的人工作物，着实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它腐蚀铁栏及大理石，把隆起的坟头渐渐铲平，好像是过重的泥块不应压在死者的身上。弯曲的绿草一棵接一棵长出来；种子默默无声地舞着柔软的翅膀飞来，把生命的至美带给人工的尘土；而壮盛的常青树枝干装饰着各种蕨类，树兰的帘幕更覆盖了所有一切——生命在各处滋长，消灭了人类的所有迷惑记忆。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第51页，美国约翰·缪尔著，王知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约翰·缪尔说得不错，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总是会感受到过去从未体验的东西。包括墓地。
黄永玉为沈从文墓地所题碑文，李辉 摄。
2014年陪同沈朝慧大姐在凤凰郊外拜谒沈从文。
2014年陕西汉中拜谒诸葛亮墓。
位于庐山植物园的陈寅恪夫妇墓碑，李辉 摄。
2016年12月6日，丁聪百年诞辰日在故乡枫泾墓地拜谒丁聪沈峻夫妇，李辉 摄。
我的母亲曾是小学教员，许多年里奔波于乡间。因而，我的童年是在不断流动的状态中度过的，而时间呆得最多的自然是农村。
与城里墓地不同，农村的田野最多，坟也最多，大多不集中，它们似是被撤在荒野，星星点点，孤零零的。除了一年一度清明扫墓时培培新土外，人们很少光顾它们，一般来说它们总是显得破败、寂寞、荒凉。
按照我们湖北家乡一带的习俗惯，好像是在人被埋七天或多少天后，亲朋好友应该夜间去祭奠。祭奠往往要延续一整夜。在这个夜晚，死者的灵魂会走出坟墓，大人说，年纪越小，心越诚，就能看到鬼的影子，看到他吃亲人送来的食物。
后来从书上得知，佛教中有“七七”之说，人在死去之后，到第七个七日时，必定会重生他处。按照佛经解释，人生有六道流转，在由死至生之间存在着“中阴身”，以求再生。每七日为一期，如不得生缘，就再延续，最终到四十九天时便再生。生者在此期间需要做超度、祭奠等。我想，我们那里乡间的习俗，想必与此有关。
曾记得十岁之前，在一个无月的夜晚，我随一个小伙伴去祭奠他的爷爷。新坟在一处山冈上，并不孤单，周围散布着不少旧坟。完成例行的摆放祭品鞠躬放鞭炮之后，所有人就远离坟墓，躲到低洼处，等着亡灵走出来喝酒，品尝家人的祭品。夜很深，很静，墓前两支蜡烛在夜风里飘飘忽忽，神秘得很。我有些害怕，紧偎在大人怀里，但眼睛还是死死盯住前方，生怕漏过神秘的那一瞬间。
那一夜就在等待中熬着。“瞧，爷爷出来了！”小伙伴惊奇地轻叫一声，立即被大人捂住嘴巴，说是怕惊动亡灵。可是我尽力睁大眼睛，还是什么也没看见。是心不诚，还是根本就没有，我说不清楚。但我后来宁愿相信小伙伴的眼睛，我想，即便根本没有，他也能从他的错觉中得到安慰。在这样的场合，表面上看，人们是为了亡灵，其实依我看更是为了他们的愿望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
这也许就是人们创造墓地的意义所在。
1997年拍摄的维也纳墓地之一。
1997拍摄的维也纳墓地之二。
诚如约翰·缪尔所言，坟墓为死者而修，更大程度上却是为了生者。看到它们，生者往往看到的是他们自己。记忆，愿望，情绪，生者生活中种种形态，在墓地里闪烁着光影。鲁迅把他的旧文汇编成册，命名为《坟》，就明明白白地说过，他“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方面是为了埋葬，一方面则是为了留恋。
埋葬的是过去，留恋的也是过去，但它们都属于生者的现在。墓地就具有这样的双重意义，它既代表生，又代表死。当你把目光注视着墓地时，就仿佛能听到生与死的对话，无声，却并非空白一片。说得再明白一点儿，在我看来，墓地的每一座坟丘，每一块墓碑，是生与死之间的门槛，是两者拥抱的空间。生者由此表明跨入另一世界，而死者也由此意味着与生者保持了持久的联系。
于是，走进墓地，生者看到的不仅是死者的影子，更有自己情绪的波动。实际上，生者之所以常常光顾墓地，之所以把墓地作为永恒的话题，与其说是为了死者，不如说更是为了自己生命情绪的某种平衡。
在卢森堡二战美军墓地，拜谒巴顿将军。
位于台北阳明山的阎锡山墓地。
2001年，来到美国弗农山庄安葬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墓地。
2014年8月在英国牛津郡拜谒奥威尔。
法国作家蒙田说过：“要使自己习惯死亡，唯一的办法就是更靠近它。”但他说的只是墓地的一种哲学意义。更多的时候，墓地是和人的感伤紧紧相连的，在文学家那里，则是常常借墓地来渲染感伤。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撰写萧乾先生传记《浪迹天涯》。二战爆发后，萧乾在英国生活七年，曾在剑桥大学潜心研究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晚年，他和夫人文洁若一起联袂翻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圆了他当年的梦想。
萧乾告诉我，二战结束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特意前往茵梦湖畔寻访乔伊斯墓地。走进墓地，他在墓碑之间徘徊，从依稀可见的墓文中寻找乔伊斯的名字。他敲开管理墓地人的房门，走出一位身穿粉红衫的小女孩，她带领萧乾走到乔伊斯的墓前。在四周都是大理石的墓丛中，出现在他面前的不过是一小方块灰石块，上面刻着：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
乔伊斯对墓地的描写也十分优美。他在小说《死者》结尾部分写道：
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朦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第一片地方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落在香农可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那片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学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地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死者》）
我读过的一些描写墓地的作品，乔伊斯的这段文字，恐怕算颇具感伤也颇为优美的描写。自读过这段文字之后，我的印象里，感伤与墓地就是一体。
第一次走进欧洲墓地，是在瑞典旅行期间。
1992年在瑞典乡村教堂旁的墓地。
我在瑞典的日子里，去过不下十处墓地，或在城市中央，或在乡村，或在湖畔。无一例外，它们都在教堂附近。有时匆匆一瞥，有时悠闲自在，便独自一人如同观光一样在里面缓行，还不时拍摄几张照片，抄录几句碑文。瑞典墓地给我另外一种感觉。没有荒凉，甚或没有感伤，而是一种平静下的和谐。
位于哥德堡的墓地一瞥，李辉 摄。
去得最多的一个墓地在哥德堡，它就在我居住的瑞典朋友家附近，有好几个早上，我到那里散步。在我所见过的墓地里，这座最大，据说也是哥德堡城最大的。大约上千座坟墓，有规则地排列着。墓地以一座小丘为中心，四周则为平地。这是一块有很久历史的墓地，我曾看到十八世纪的墓碑。当年修建它时，想必属于郊区，但如今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公路、住宅区、商店与它相伴，它完全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部分。
墓地中央，有一处喷水雕塑，阳光下，水雾透明而飘逸。墓地非常整洁，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处水并或自来水龙头，并备有水桶，供每日前来扫墓的人使用。每一处墓碑前，均留有一小块地，用以种植花草。这是春天，鲜花已经开放，和身旁水灵灵的嫩绿一起，点缀着墓地，渲染出暖意。早上刚刚浇过水的花草，更显得鲜活明快。这里距海不远，一群群海鸥，飞来，又飞去。
几乎每一块墓碑，都是一个雕塑，但形状不同，大小各异。大者是一门石屋，最小者只是小小一个十字架。精致者为铜雕塑，或是身有双翼的小天使，或是狮身人面像，或是海鸥和我叫不出名字的鸟。至朴者，只是一块未做任何雕琢的礁石。
最有特色的一处墓碑前，没有花草，但却摆放着几个大小不一的海螺。死者一定是位水手或渔民，他的亲人愿意他在宁静的世界里，仍然聆听大海的声音。还有最为简单的碑文，上面只刻着三个字母，没有生卒日期，也没有多余的装饰。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庞杂的墓地，但在清新的空气中，在一片片花草点缀下，它们显得和谐而具有艺术氛围。
布拉格郊外犹太人墓地，卡夫卡一家人合葬一起的墓碑，李辉 摄。
布拉格威舍堡墓地，著名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墓碑与教堂相映衬，李辉 摄。
这里感觉不出阴森和荒凉，与周围流动的车与人，与每日变化跳跃着的世界，也没有形成强烈的明暗反差。相反，却有生者创造出来的温馨。看来，墓地在瑞典人手中。不是渲染感伤。瑞典给我的总的感觉是静多于动，感情真挚但有节制，并不随意挥洒。对他们而言，生活需要平静与安适，需要艺术，纪念死者也同样如此。这样，创造墓地，就是充实自己的生命，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墓地也自然而然成为城市的一个场景。
我看到人们不时驾车或步行来到这里。
一位老太太，年过古稀。她手拿小铲，正在修整花草。看到我留心地观看每一块墓碑，她便站起来，微笑着等候我走过去，然后热情地指着墓碑和我交谈。但她只会讲瑞典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只听出“爸爸、妈妈”的发音。我明白她是说这是她爸爸妈妈的墓。看得出，她很高兴我这样一个东方人，能来观看她父母的墓碑，能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和她分享墓地的温馨。
去瑞典之前，我翻译的英国作家布瑞南的散文集《枯季思絮》，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其中有一段也写到墓地：
世界上最美的墓地是在乔治亚州的萨凡纳。苍老的灰色墓碑，躺卧于绿草之间，生机勃勃的橡树，低垂下蒙蒙长枝，墓碑上笼罩着树的影子，布满西班牙苔藓。在这样的地方，死亡既富有诗意，又合乎自然。
（《枯季思絮》 ）
他对墓地氛围的描述，与我在瑞典看到的墓地，颇为贴切。
这些年，时常会去走进不同墓地，拜谒亲人和前辈，在墓碑前献花，鞠躬。最让人为之痛苦的是，不到十年时间，妹妹、父亲、哥哥相继去世。不过，我们把他们一起安葬在湖北襄阳的同一个墓地。这样，他们三个人相聚一起，不会寂寞。他们也会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与生者对话。
2007年我们兄妹三人与父母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父亲、哥哥、妹妹一起安葬于襄阳这片墓地，李辉 摄。
清明将至，又是走进墓地祭扫的日子。约翰·缪尔说得多好：“让他们看到死亡与生命美丽的融合和交流，它们不可分离的地快乐结合在一起，就像森林与草原、平地与高山、溪流与星星那样……”
完稿于2017年3月， 北京看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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