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韦伯、哈耶克、胡塞尔、海德格尔……做校友，是种什么体验？

文 | 董方杰

来源 |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注释从略

2020年初，面对“新冠”初起，人们以静默和居家的方式度过了有史以来最为“安静”的一个春节。寒假后开学伊始，刚读博士的我和所有学生一样，第一次经历了为期半年的网课。在这个过程中，有幸争取到了南京大学—剑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机会，当我踌躇满志地准备着各类材料，甚至开始期待在剑桥的学习生活时，接踵而至的伦敦封城与剑桥封校的消息很快让我的英伦梦就此划上句号。此时，我还是大大低估了“新冠”给这个高度联结互通的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影响，甚至一度期待着它会如当年的SARS一样迅速消逝，所以大概也难以想象其竟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压缩我们对于时空的感知尺度，更根本性地改变了我们许许多多人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乃至处世哲学。

很快又过了半年。导师周晓虹教授领衔的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成功申请到了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CSC）“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中国研究中德博士及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计划”，得以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向弗莱堡大学汉学系派出联合培养博士生和访问学者。该项目以“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在，和形成这一现在的过去”为出发点，基于培养对当代中国社会与历史有深刻理解和关怀、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同时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依托当代中国研究院业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与“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大项目，从而切实在国际层面推进以“新四史”为中心的中国研究。更进一步，通过密切且面对面的学术与文化交流，希冀中欧、中德之间达成相互认知和彼此理解。

整个项目由中方和德方知名教授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依据申请文件、知识背景、语言水平、研究计划以及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等情况对申请者进行全方位考察，确定候选人选并上报留基委，并由留基委组织专家再次评定，确定最终人选。很幸运，在经过一系列申请过程之后，2021 年 4 月 15 日我终于收到了留基委极具传统特色的红头贺信，成为该项目首批派往弗莱堡学习的联合培养博士生之一。与我同行的，还有常江潇与原璐璐两位师姐，她们原本分别计划前往芝加哥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但都因为疫情搁浅了原先的访问学习计划。疫情产生的不可确定性使得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偏差，但阴差阳错地，我们三人却一起来到了起初从未想过的地方，可谓殊途同归。整个 2021 年的上半年，“德尔塔”已成强弩之末，“奥密克戎”尚未出现，国内国外的疫情状况已经呈现出了较为平缓的态势，但各个国家之间的旅行限制依旧存在，我们每天跟进着新闻里不断变化的疫情状况和出入境政策，抓紧完成包括签证在内的各类手续。 2021 年 9 月 6 日凌晨，在原本喧闹无比如今却门可罗雀的浦东国际机场，我们终于搭乘东航宽大的波音 777 班机，在欧亚大陆上飞越 8800 公里前往弗莱堡小镇。

11 个小时以后，我们落地法兰克福，眼前的景象还是超出了想象。其实出发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将于 9 月 1 — 7 日开展全国范围的大罢工，届时将有 75 %的火车班次被取消，但真正落地后才体会到德国工会力量之强大与组织之严密，火车站大屏显示的运营班列寥寥无几。车站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张证明，如果碰到合适且还在运营中的火车，直接上去就行。虽然德国人在世人印象里以严谨守时著称，但“德铁”却由于糟糕的运营和经常晚点的状况落下了“极其不靠谱”的“骂名”，以至于如果你想要和不太熟的德国人“互动”一下或缓解无话可说的尴尬，吐槽“德铁”总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比如我后来的德国室友给我讲过不少有关于德铁的段子，掺杂着德式的冷幽默，其中有两个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航班降落晚点了 2 个小时，有一些人非常不高兴。这时飞行员说：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来到法兰克福，非常感谢您选择德铁出行。于是飞机里恢复了欢快的气氛。

本次列车将晚点20分钟，因为司机也是坐火车过来的，他坐的那一趟晚点啦。

滞留了两个小时左右，我们拖着大包小包成功踏上了火车，也万幸竟然没有晚点，有惊无险地见到了这座牵挂大半年的小城，随后坐上极具欧洲特色的复古有轨电车到达弗莱堡大学的学生公寓。在这里，必须感谢南京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相关项目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们。弗莱堡虽然只有 20 多万人口，但由于众多高校的存在，超过十分之一都是大学生，加上每年众多的游客，所以无论是市场供给还是高校房源都极为紧缺，在这里租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我们还在为房源发愁之时，南京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的老师们通过协调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在两校“友好学校”的协议框架下，我们三个被“打包”进入了交换生序列，而交换生作为各个高校生态系统里“食物链顶端”的存在，自然拥有了“一个房间”的权利。通过之前的邮件预约，学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刻已经在等着我们。其实我们也挺紧张的，毕竟不是在英语国家，而自己的德语水平约等于零，好在两个工作人员操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后，我们顺利拿到了钥匙，走进属于自己房间的那一刹那，不由自主地长吁了一口气，经历了高铁-飞机-火车-电车的连续倒腾，终于算是安顿了下来，也正式开启了与弗莱堡朝夕相处的日子。

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也有翻译为弗赖堡）建城于1120年，隶属巴登-符腾堡州，处于德国西南边陲，临近法国与瑞士。在德语里“Frei”就是自由之意，“burg”与“berg”（山）同源，原指建在山上的城堡，是中世纪贵族建立的私人武装建筑，由于以军事功能为主，挑选的地点都极为险要，所以在现代德语中“burg”依旧保留了“城堡、堡垒和要塞”的含义。但随着社会生活的稳定以及聚集人口的增加，其军事功能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属性凸显，市镇由此兴起，于是“burg”逐渐更习惯被翻译为“A city or town”，所以在德国乃至西方世界，存在着大量“burg”为词尾的城市名称，如汉堡（Hamburg）、沃尔夫斯堡（Wolfsburg）、萨尔茨堡（Salzburg）乃至在美国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和俄国重要城市圣彼得堡（St.Peterburg）。甚至，德语中“市民”这个词语也是“burg”的变体——“Bürger”，大概可以直译为“城堡人”。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解释，“城堡人”的直译显现了“burg”曾经在日耳曼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弗莱堡的意思就是“自由之堡”，“自由”二字也确实成为贯穿弗莱堡千年历史的精神内核。

建城时弗莱堡就是当地重要的自由市场，自此以后当地市民与封建领主关于权利与自由的斗争就从未停歇，甚至发生过市民用投石机摧毁当地伯爵城堡的案例。最终在 1368 年，自由的弗莱堡人再也无法忍受，用 15000 银马克从时任伯爵 Egino 三世手里收回了自治权，随即寻求哈布斯堡家族的保护，并得到“保留较大程度自治”的政治承诺。八百年间弗莱堡经历了无数次政治、战争与瘟疫的动荡，也先后被多国反复争夺易手，但公民自治的传统一直保留延续了下来，也得以成为所在地区极其重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中心。

1944 年 11 月，盟军的一场轰炸几乎把弗莱堡主城区夷为平地，只有大教堂幸免于难，耸立至今。不过，尽管弗莱堡重建于二战之后，但漫步在市中心的主街道上，仍旧可以感受到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当我得知弗莱堡的纬度（48°N）竟然比哈尔滨（45°N）还高时，还是震惊了一下，但对于来自德国更北部的游客来说，弗莱堡之于他们，有点类似东北人眼中温润的三亚，这里是德国日照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以温暖的阳光和壮美的黑森林闻名于世。所以当地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它透露着弗莱堡人极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住在弗莱堡的人，另一种是想住在弗莱堡的人。

△弗莱堡大教堂

大概是由于日照充足、气候温暖，弗莱堡人完全颠覆了我对德国人冷静理性的刻板印象，这里的人大多热情开朗乃至有一点奔放。我经常行走在弗莱堡极具中世纪特色的石板路上，盯着环绕全城的溪流出神，偶遇的行人总会非常开心地和你打招呼，这一点倒真是像极了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后来听公寓里的德国室友讲，这大概就是弗莱堡特色！如果在德国北部的城市，你和陌生人在路上打招呼或者问候早安，他可能会以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你，然后迅速从你身边离开，“热情似火”与“冷若冰霜”既可以形容温度与环境，也同样可以描述性格与气质，这大概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最直观的写照。最温馨的一次经历，是在某一个慵懒的午后，我在大学旁边的咖啡馆端着咖啡，看着书，天空湛蓝，每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行人都咧着嘴笑，结果被旁边拼桌的德国大妈热情且“强行”投喂了半板巧克力，对！她用手一掰，一半塞进了自己嘴里，一半递给了我，而她的老姐妹看着我们，发出了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至今想起，依旧会被弗莱堡人的热情与善意触动心底最后的柔软。

我住的学生合租公寓总共有五个房间，室友分别来自德国、瑞士和印度，如此高的国际化程度带来的是我们公寓经常进行 Cook Social 活动，一起做饭，品尝各自家乡最地道的饮食。在这个过程中，我惊讶地知道除了印度室友以外，这些人竟然都是素食主义者，其中两位更是绝对的素食主义者，连牛奶和鸡蛋都不吃。原来弗莱堡是整个德国最“绿”的地方，这里是德国绿党的发源地、大本营和基本盘，生态保护、气候议题、和平主义和性别平等是这里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于我这位狂热的肉食爱好者在宿舍炖红烧肉时总有“如芒在背”之感。

如同我们回顾社会心理学危机的肇始，永远无法绕开 1968 年青年“大造反”运动，那么整个德国绿党乃至西方世界绿党的发展历史也脱离不开这场激进对抗资本主义及其生活方式的反叛浪潮。美国青年的反战与民权运动掀开了“新时代”的浩荡大幕，并在法国“五月风暴”的千万人游行中达到高潮，当切· 格瓦拉与毛泽东的旗帜在巴黎飞扬之时，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及嬉皮士等秉持各类观念、生活方式或者意识形态的群体合流，一起导演并参与了这场反建制大戏，新的社会、文化与思想革命由此迸发，最终迎来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抑或“后工业社会”，而弗莱堡的“绿色革命”也由此孕育。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当时的西德联邦政府计划在弗莱堡的维尔（Wyhl）小镇兴建一个核电站，于是黑森林里世代种植葡萄持保守立场的农民第一次与左翼学生、环保主义者、反核主义者联合行动。在这之前，传统的农民和现代的学生是“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有点互相“鄙视”的。此外弗莱堡边境瑞士和法国的大量居民也都被组织起来，一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争反核运动，最终迫使该计划搁浅，进而顺利将“生态保护”从社区倡议转化为了具有极强政治号召力的集体行动。维尔小镇的抗争为后来德国反核运动的扩散和延续确立了成功范式：即本地居民主导、参与者的政治倾向多元、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同时无意间也为非政府组织、各类媒介和专业学者奠定了一个高度网络化的组织基础。借助于此，新兴的绿党首次在弗莱堡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进一步成为德国绿党的发源地。

随后在石油危机、反核运动、新社会运动、气候变暖等多种社会议题的大背景，弗莱堡选择以太阳能为突破口，向着清洁能源转型大胆迈进，逐渐享有了“欧洲太阳能之都”的美誉，并在气候保护、交通规划、住宅设计、垃圾处理等方面齐头并进，由此形成的环保产业集群包括 2000 多家企业，不仅年产值高达 6.5 亿欧元，而且成为贡献弗莱堡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维度，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之都”，每年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考察的政商学三界人员。

对于弗莱堡居民来说，“生态保护”不仅仅是经济转型带来的就业契机，更是一种集体认同下的生活方式，比如年轻人中盛行的素食主义饮食习惯，不只是中产阶级意义上的时尚和潮流，更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新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更为夸张的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汽车大国，弗莱堡居民竟然养成了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主的出行习惯，汽车出行仅占所有出行方式的 21 %。至少在弗莱堡，开豪车是要被年轻人鄙视的。

如果说弗莱堡是“绿色之都”，那么我所居住的 Vauban 社区则是“绿色之都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对于它的好奇，源自于这里总是充斥着一股放荡不羁的野性活力和桀骜不驯的先锋气息，尤其社区里聚集了一大批嬉皮士，无论是白日里的露天蹦迪，还是夜晚下的篝火晚会，Vauban 总会给你一种闹哄哄的躁动感和叛逆感，这种气质从何而来？询问了德国朋友以及查阅了各种资料才知道看似平平无奇的 Vauban 竟然是全世界第一个实现正能量平衡的社区，是欧洲低碳经济的人居典范，也是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标杆”。

△Vauban社区

二战结束后德国战败，法国军队驻扎该地，“Vauban”的地名便取自于一位法国元帅（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的姓氏，直到 1992 年法军撤出这里，弗莱堡终于摆脱了被外国军队驻扎的历史。趁着短期内无人管理，一群嬉皮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占据了这片“无主之地”，并在与市政厅的数年斗争中最终获取胜利，拥有了 20 个营房中 4 个的使用权利，由此嬉皮士的灵魂便注入了这个社区，赢得了“Hippie Paradise”（嬉皮士天堂）的美誉。与此同时一个名为 Forum Vauban 的组织敦促市政厅购买了剩余的所有土地后，开始以生态绿色的理念重建该社区，居民可以全程参与社区的各类规划，于是 Vuaban 的住宅建筑高度被设定为上限 13 米，建筑距离不少于 19 米，所有房屋均按照低能耗标准建立，并广泛推广住宅太阳能的使用，居民甚至可以将多余的太阳能电卖给当地电网盈利，从而实现了住宅耗电量低于住宅发电量的“神迹”，“碳中和”和“零排放”的目标就此达成。除此以外，“生态绿色”的理念贯穿整个社区，高覆盖的公共绿化和人性化的道路设计以及“无车概念”的首次尝试，营造了极佳的居住环境，也为孩子们保留了更多的街道空间玩耍，以至于有人在看到 Vauban 后发表了如下评价：

Vauban 给我们展现了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城市浪潮下德国人提交的社区营造方案。

正因为这样，Vauban 这个温情的共同体展示出了异常的包容度，这里是嬉皮士的天堂、大麻爱好者的伊甸园、绿党和环保人士的心头肉、素食主义者的耶路撒冷，甚至有一整条街的人都居住在改建的房车里，堪称德国先锋文化的聚集地和前沿生活方式的样板间。同样的，这里也非常注重家庭的意义和传统的秩序，经常可以看到父母陪着孩子在公共区域挖沙子和搭积木，两者之间差异极大但和谐共存，显现了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一系列历史事件尤其是纳粹的极权统治后，面对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这对人类社会永恒命题时的思考与应对。

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是由于纳粹所带来的教训过于惨烈，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天秤上，自由的分量还是更重一点。2022 年 6 月当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权的裁定落下帷幕，弗莱堡的“骄傲月”游行就在全城上演，今年的主题是“Liebe grenzenlos”（爱无国界）。不仅仅有关于性别议题，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国家的战争、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的卷土重来。虽然议题宏大沉重，但整个气氛极为热烈，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欢腾”大抵不过如此。其中头发花白的爷爷穿着超短裙，健美的肌肉男顶着8cm的高跟鞋，热情地与行人拥抱致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集体表征是如何通过“具象化”和“锚定”的过程形成与扩散，社会认同是如何突破个体与群际，社会共识又是如何被创造与生产的。

另一场运动则发生在弗莱堡大学。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7 日一个名为“Transformationsuniversität 2.0”（转型大学 2.0）的气候团体占领了学校的一个报告厅，行动者认为弗莱堡大学没有履行其作为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机构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责任，呼吁其尽快宣布进入社会生态紧急状态。在一周的时间内，学生们为了维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占领，有组织地轮流吃住在报告厅，没有给校方任何可趁之机“收复失地”。他们的宣言展现了弗莱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味道：

△游行活动是弗莱堡的一大特色

最后他们敦促弗莱堡大学必须明确致力于社会生态的转型，促进全球生态系统的保护，将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纳入到上述准则中，甚至要求校方向国际社会呼吁将巴黎气候协定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气候条款。实际上，这大大超出了弗莱堡大学所能做出的最大权限。

在占领运动初期，这些环保先锋试图通过占领行动来“胁迫”校方达成目标，在社交平台和网站发出的“檄文”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赢得了学生群体、广大市民乃至相当数量教职工的同情和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校方在第一时间没有让警方介入解决的原因。在第一次谈判对话中，校方一定程度上赞同了激进学生的观点，认为现在面临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确实是一个巨大和复杂的挑战，需要社会各阶层展开公平对话，事实上包括弗莱堡大学在内的德国诸多大学一直在积极地参与各项研究，但无论要达成何种目标，即使是在政治正确的议题下，占领报告厅这种行为都是非法的和不可接受的。

这种僵持不下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6 月 25 日，此间双方一直在各自平台上发表声明，阐述己方立场，但由于气候议题在弗莱堡都是最“政治正确”的议程设置，在道义上弗莱堡大学与转型大学2.0 之间没有根本性冲突，或者说弗莱堡大学也无法从气候话语的议程设置中占据不同于民间团队的解释路径，唯一的冲突点在于方式方法的问题。最终在各方的斡旋下，转型大学2.0 于 6 月 25 日正式宣布将于 27 日上午 10 点退出报告厅，而他们也得到校方保证，后续将会开展一系列实质性的对话和公众讨论，这场运动的激烈对抗阶段由此结束。

如果说自由是弗莱堡千年的精神根基，“绿色”是弗莱堡如今的价值追求，那么伴随其千年建城史的价值根基则在于大学之精神。作为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弗莱堡大学建成于 1457 年，迄今共有 13 位莱布尼茨奖（德国最高科研荣誉）获得者和 21 位诺贝尔奖得主。因为没有围墙，整个大学的建筑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与弗莱堡融为一体，双方互为表里又互相成就。整个大学最显眼的自然是大学图书馆，其主体形态是玻璃幕墙组成的不规则轮廓，洋溢的后现代风格与周遭呈现出剧烈的反差，但如果再走近看看，大概能够领会设计师的用意——玻璃幕墙完美倒映着欧式建筑，这一刻，传统与现代是彼此交错的。

△沐浴在晚霞中的图书馆

回顾德国汉学的专业化历史，有一桩“长子之争”的公案：一些人认为德国汉学的开端为 1878 年莱比锡大学设置汉学副教授，汉斯·加贝伦茨（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为德国汉学专业化第一人，另一些人则认为始于 1909 年福兰阁出任汉堡殖民学院首任讲席教授。据考证，加贝伦茨获得的所谓副教授职位极为特殊且尴尬，基本上算是正式教职以外的编外人员，类似于现在中国高校正在试行的准聘制度。但无论是 1878 年还是 1909 年，德国汉学学院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距今都已逾百年。伴随着中德两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以及中德知识分子传统的不断迭代，在两个甲子的岁月里，汉学或中国学，再或中国研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前文曾述及 1968 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青年大造反”运动与欧洲绿色革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当年德国汉学系的学生们也是这场运动的主力之一。运动高潮之时他们并肩走上街头，高呼着“我们是毛泽东的学生”以抗议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想象着遥远东方大陆正在进行的“进步革命”与乌托邦式的生活。当他们回到校园，随即挑战现有汉学制度过于沉浸传统中国文化典籍的迂腐与陈旧，呼吁转向中国革命的相关研究。所以，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中，不仅有着现实变换与学科迭代的原因，更因为这些学人的生命历程和集体经历乃至情感因素都影响了中国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关于这一点，我们当代中国研究院对于40位中国社会学家的口述访谈和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过印证。

弗莱堡的汉学传统开端相对较晚，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作为一名致力于古汉语研究的语言学家，乌尔里希·温格（Ulrich Unger）教授几乎以一己之力单枪匹马创立了弗莱堡的汉学研究领域，此时汉学系主要进行传统中国的语言、文化典籍和哲学思想的相关研究。而在1989年，哈罗·冯·森格（Harro von Senger）教授出任，进一步将汉学研究的时间线扩展到了当代中国阶段。

直到 2010 年史明教授出任系主任，汉学系开始了学术方向的重新定位，将重点转向现代和当代中国，从而实现了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转型。整个过程一方面是现实呼应中国在当前世界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由美式社会科学路径的中国研究对欧陆传统的逆袭，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则是行政隶属和课程设置两个方面。从行政隶属上，因为传统汉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学科属性上来说自然属于人文学科，而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所以汉学系自然地从东方学系中分离出来，正式作为独立系所存在。从课程设置上，虽然学士学位的课程体系继续保留，但传统汉学的硕士学位课程被逐渐淘汰。2013 年更是推出了以英文作为主要工作语言的“现代中国研究”硕士学位课程。该项目以学术研究为导向，重点关注塑造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现象和过程。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学期的海外学习机会，一般他们会选择前往中国，以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在跨文化比较中更好地理解中国和自身。

自此，史明（Nicola Spakowski）和雷大年（Daniel Leese）两位教授重构了弗莱堡大学中国研究的专业核心。史明教授的研究重点是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妇女问题，在有关女兵和女劳模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雷大年教授重点关注的是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等问题。

当我们在弗莱堡安顿得差不多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和史明老师进行了联系。事实上，作为疫情流行后第一批到达汉学系的国内学者，史明老师对我们的到来抱以了极大的热忱和期待，希望我们多贡献自己的“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这也让我们一定程度上自觉承担起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学术使命。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与弗莱堡大学汉学系一直以来都保持着高频的合作关系。2002-2014 年间，我们共同举办了五届“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累计数百人次参加，囊括了全球最重要的中国研究学者，其中第五次在弗莱堡大学举办；2016 年，我的导师周晓虹教授率队访问弗莱堡大学，举办当代中国研究工作坊（Social Mobilization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China），与弗莱堡大学校长 Schiewer 教授、汉学系主任史明教授共同商谈了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并成立了“弗莱堡大学—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为推动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学术平台；而到了 2020 年，两者正式签署合作意向书，基于此合作协议，我们才得以作为第一批中方派出的交流人员前往弗莱堡学习。

在疫情流行初期，以学术为目的的跨国线下交流成了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当我们第一次真正见到史明和雷大年两位老师时，彼此都可以看出对方难以抑制的激动。做完比较简短的寒暄和介绍后，史明老师拿出了本学期的课表，勾划出了他们建议参与的课程、研讨以及交流活动。汉学系“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麻雀虽小”指的是整体教职人员的规模，连同行政人员在内汉学系的教职工队伍只有19人；“五脏俱全”指的是这19个人支撑起了整个汉学系从本科到博士培养的各类教学、科研、行政、交流等事务。

在史明老师的课表中，我们看到汉学系的学位培养方案涉及五个模块，即Seminar（教学课程）、Language Practice（语言实践）、Exercises（实习）、Semester Abroad（海外交换）和 Colloquia（学术研讨）。最终我选择了两门课程，一门是《20与21世纪的中国未来史》（A History of the Future in China 20th and 21st centuries），另一门是《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Theories and Methods of China studies）。

《20与21世纪的中国未来史》这门课非常有意思。未来学以人类社会三千年为尺度，旨在探索和理解可能的未来情景，它涉及分析当前的趋势和模式，确定潜在的变化驱动因素，并使用各种方法和工具来发展可信的未来情景；未来研究的目标不是要确定地预测未来，而是要帮助个人、组织预测和准备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人类乌托邦的社会实验，也有未来机器人大战的技术前瞻。具体到 20 与 21 世纪的中国，史明老师设置了不同的研究主题，让同学们在未来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研究的经验材料中最大可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主题涉及毛泽东时代的乌托邦主义、百年国家计划史、中国未来与西方话语、中美竞争、青年与中国未来、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等等。最终，我选择了“青年与中国未来”的主题进行汇报：首先以历时态展现了百年青年变迁史，其次重点介绍了当代青年面临的重要议题和生存处境，包括婚姻、家庭、教育、就业、社会分层、社会心态等，最后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个体与群体的颉颃尝试解释青年社会心态和未来期待的状况与变化。30 分钟的报告得到了汉学系不同国籍同学的热烈回应，在讨论环节中我们甚至开展了跨文化的青年比较。课程结束以后，史明老师非常兴奋地告诉我，目前汉学系和社会学系正计划实施“中德青年的未来学研究”项目，我所做的报告给了她非常大的启发，并且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前期工作和文献回顾，使德方学生详细了解目前中国青年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状态！这大概是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巅峰体验，直到现在我依旧会被这份鼓励所感染。

另一门课《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由雷大年教授主持，他从非常务实的角度向学生介绍了中国研究常用的理论工具与经验资源。与其说是务实，不如说是手把手教授，光是如何获取中国研究相关的数字资源，就讲了整整两次课，不仅仅涉及如何使用 CNKI 等中文学术数据库的内容，甚至还告诉大家要多使用豆瓣、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期间他好多次询问我的建议，于是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诸如淘宝、孔夫子旧书网、闲鱼等平台获得档案和研究资料的小妙招。下课后，雷大年老师与我闲聊，兴奋地讲起他在北京潘家园等地摊就档案资料砍价的经历，这些从跳蚤市场、文物贩子甚至废弃的垃圾堆里收集起来的各类档案、文件以及私人物件成为了其至今所有研究的基础，甚至在博士论文序言里，他的文辞间全是对这些所谓“垃圾”的津津乐道。这让我想起《毛泽东主义在基层：中国高度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一书的作者Jeremy Brown，他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趣的短文，虽然题目叫做《寻找和使用毛泽东时代的基层历史资料》（Finding and Using Grassroots Historical Sources from the Mao Era），但内容其实是他作为一个老外如何在京津地区与跳蚤市场的文物贩子们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关系的，有些交易过程倒真是像极了地下工作者之间的“接头”，神秘又刺激。如同我们研究院的老熟人——复旦大学的张乐天教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收集几十万封私人书信，建立起了闻名遐迩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

两门课以外，我们还需要参加每学年三次的博士生学术工作坊。所谓博士生学术工作坊，其实就是一个接受同行评议的“挨批会”。每一个汉学系博士生都需要在工作坊中完整汇报自己博士论文的框架与最新进展，并且接受其他博士生的批评。在三次工作坊中，汉学系博士生的中国研究可谓“五花八门”但又精彩纷呈，有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切入做中国独立书店的，也有以行动者视角解读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还有研究毛时代日常生活与政治阅读的，以及三线建设相关研究的，等等。不少研究的旨趣与我们极为接近，大概可以概括为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转向日常的社会生活体验、从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转向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从传统史学范式转向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史实的罗列与考证转向理解、行动、情感与记忆的机制机理分析。虽然大家的关注内容不一样，但都非常注重理论与方法的适用性，尤其是经验资料的获取，大部分的评议也从上述两个方面展开。还有，几乎每周都有的学术讲座是我的最爱，每隔几天总有中国研究最前沿领域的学者前来讲演，这是最让人歆羡的地方！

总的来说，在汉学系“学院化”的学习过程中，无论是授课的方式，还是新知识的获取，抑或是学术活动的组织形式，与我迄今所受的中国研究训练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也说明了全球化时代下知识的国界流动已不像过去那样存在壁垒和延宕，即使是在疫情流行时代里。但对我们来说，面对面接触这些以海外中国研究为毕生志业的学者们，从原先在纸本中了解知识的生产结果到深入接触知识的生产过程，感受是截然不同的，离开本土、走出国门的意义也在于此。正如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观点——知识并非客观存在，会受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知识的生产机制决定了哪些知识被生产出来。具体到中国研究领域，西方汉学家或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是怎么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这个知识生产机制的变化有助于我们这一代学人去实现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

正是基于这一个问题意识，相较于坐在教室里接受科班的知识传授，弗莱堡汉学系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日常生活中的学术浸润。这种浸润弥漫在每一次的闲聊中，碰撞在酒吧里的每一个 shot 里，迸发在一次次漫无目的深夜闲逛中。汉学系里“混入”了太多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同学们，极高的国际化程度带来的是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所以没多久我们就和系里的同学们混熟了！甚至我们还一起建立了约饭小组，每天固定时间在食堂共进午餐，聊聊最近读了什么书，做了什么研究，聊到兴起，一般就会紧接着去咖啡馆开始 coffee time 。经常约饭的几个兄弟中，有人专注于毛泽东时代的情感史研究，有人专注于建国初期普通话是如何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有人专注于三线建设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我非常享受这种将学术思考纳入日常闲聊的交流方式。由于彼此之间文化背景差异极大，对待同一个问题的看法经常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想法，也正因此，思想冲击带来的快感尤为剧烈，启发愈甚。我们也经常邀请系里的老师们一起聚餐，众所周知，德国人以其理性主义传统发明了全世界种类最多的烹饪工具，但依旧做出了全世界最难吃的食物，所以博大精深的中餐总是能够吸引老师们前往，弗莱堡的中餐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学系师生的重要据点。

虽然弗莱堡处于德国的南部边缘，与瑞士、法国交界，但当我们再放大视角，它其实处在欧洲的中心，无论去哪儿都非常方便。彼时欧洲疫情依旧持续，有关“放开”与“躺平”的讨论已经开始，背后核心的考虑因素还是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博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疫情流行时代追寻远方总是奢侈的，这种奢侈不仅是在物理尺度上，更在于精神状态与未来预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几个还是走了不少地方。

在距离弗莱堡不到 100公 里的位置，就是斯特拉斯堡以及大名鼎鼎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国大革命期间，李尔在这里谱写了《莱茵军团战歌》，随后传唱全国，马赛的工人就是唱着它支援了巴黎的杜乐丽起义，后者被普遍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决定性时刻，所以它才有了一个世人更为熟知的名字——《马赛曲》。斯特拉斯堡同时也见证了太多德法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正因此汇集和融合了德法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对于我们这些以社会学为志业的学子来说，有太多耳熟能详的先哲故事和重要的学科事件在这里发生。年少的滕尼斯曾在这里求学；韦伯在这里服过兵役，于斯特拉斯堡的姨妈家里获得了对于新教的向往，为之后那部享誉世界的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奠定了情感基础；而郁郁不得志的齐美尔在这里圆了“教授”之梦又客死于此，为“边际人”的学术概念添加了来自巨擘的哀怨与注脚；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年轻人们曾围绕在布洛赫和费弗尔身边，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也在此开始勾勒《记忆的社会框架》。

如果说斯特拉斯堡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殿堂，那么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则承载着年轻人面对时代巨变时的无力与彷徨。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摧毁了欧洲文明乃至现代性赖以骄傲的精神根基，于是作为当时的永久中立国，瑞士云集了一大批欧洲各国拒服兵役的年轻艺术家。在看到人类文明的丑恶一面后，他们内心焦躁不安又彷徨迷茫，愤世嫉俗却又无力改变。在个人乃至整个文明黑暗之时，他们干脆“躺平”，将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发挥到极致，猛烈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旧有传统、逻辑乃至理性本身。1916 年春以德国人雨果·巴尔为首的青年艺术家团体以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之名建立了这个小酒馆，在成立宣言中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行动呼告，甚至是绝望地呼嚎：“自由：达达、达达、达达，这是忍耐不住的痛苦的嗥叫，这是各种束缚、矛盾、荒诞东西和不合逻辑事物的交织；这就是生活！”在他们眼里，“达达意思就是无所畏，我们需要的著作是勇往直前的、勇敢的，切实的，而且是永远不能懂的，逻辑是错误的，道德永远是罪恶的，我们所视为神圣的，是非人的动作的觉醒”。他们开始以一种主流看来不可理喻乃至荒诞不经的方式在小酒馆登台表演，斥责战争，批判国家，崇尚虚无，探索艺术，甚至建立了自己的语言和语法体系。大概这群艺术家自己也想不到，以这个小小的酒馆为支点，他们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运动，以至于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至今的艺术走向，讲到这里，我们都不会陌生，他们就是“达达主义者”与“达达主义”。于是我在伏尔泰酒馆，干了两大杯啤酒，一杯敬过去的他们，一杯敬现在的我们。

而在巴黎，在无数的人文景观中，我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书店。作为巴黎最为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同时也是全世界独立书店的标杆，莎士比亚书店源自 1919 年由美国人 Sylvia Beach 的无心插柳与阴差阳错。其实最开始她想在纽约开法文书店，结果机缘巧合在巴黎开办了第一家严肃文学的英文书店。她接纳且安抚了“迷惘一代”的作家们，他们中有尚未成名的海明威、菲兹杰拉德、斯坦因等，自此被公认为是巴黎英美文学和现代主义的中心之所。即使由于战争被迫关闭，但另一个名为乔治·惠特曼的美国人在五十年代接过了这家书店的薪火并燃烧至今。这里是《爱在日落黄昏时》男女主时隔九年后相聚的地方，也是《午夜巴黎》失意作家的徘徊与希望之地。在前往二楼楼梯时，印着这句来自伊朗历史上最伟大诗人哈菲兹的诗句：

I wish I could show you

when you are lonely or in darkness

the astonishing light of your own being。

虽然鸡汤含量颇高，但确实曾经给予过我很强的精神力量，我想对于100年前那批自我放逐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正如前文所叙，大流行时代的远方是奢侈的，“附近”的意义由此凸显。事实上，也正是在疫情期间，有关于“附近”社会学的讨论开始兴起。“附近是每个人身边日常生活的场所，又是社会群体产生互动和交集的情感空间，蕴含着人们各种交往、交流的网络纽带，并在意义层面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容易重复性地陷入日复一日的轨迹里，过着一种熟悉的生活，反而忽略掉以附近为方法的可能性。”恰是大流行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远方的可能性与未来的确定性，带回“附近”由此可能。

回到我与弗莱堡的初遇时刻，随着欧洲疫情的再次袭来，弗莱堡所属的巴登—符腾堡州将于一周后实行全德最严格的防疫措施，该州采用了两项重要指标：一是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进入医院的数量，二是重症监护病房中感染患者的数量。如果全州重症监护病房内的患者数量在 200 至250 人之间，将达到警戒水平，此时该州将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换言之，未接种疫苗的人在参加室内活动时，必须出示阴性的PCR检测结果，而快速检测结果将不予认可。若巴符州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超过 300 人，未打疫苗者将不得参与公共生活。这意味着，巴符州未接种疫苗的居民将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如去超市和加油站等，但无法前往购买衣物的商店或观看电影等活动。这种将“未打疫苗者”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的严厉举措让我们有点意外，也感受到了德国文化根子里理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底色。

随后 2021 年冬天的来临与“奥密克戎”的出现，各国感染人数再创了新冠流行以来的记录，法国和德国开始日增30万感染者，美国更是达到了单日感染 120 万人的记录，世卫组织甚至预测一半的欧洲人将在这场风暴中感染。此时，弗莱堡大学的所有课程均改为了线上，我的德国室友们百无聊赖，无处可去，便开启了冬天的“派对季“，颇有但丁笔下《十日谈》的某种意味。在“惊天动地”的低音炮所营造的喧闹气氛下，来自不同国家和人种的学生们觥筹交错，在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欢腾”中畅谈人生、理想、爱情与头上的星空，我也得以窥见他们最真实的心灵与记忆，以及背后若隐若现显现的传统、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力量。

在某一天深夜，大概是一点左右，我完成了研究工作，而这群兄弟的派对行至正酣。我提着几瓶啤酒加入时，他们已经在推杯换盏后卷起了大麻，点燃后空气中弥漫起了大麻特有的味道，并开始在人群中传递。当大麻卷烟传递到我这里时，被我果断拒绝。一个几乎喝大的德国室友卷着舌头告诉我：“兄弟，这不会上瘾。”我说：“我的国家花了几乎150年的时间，才把这玩意儿从日常生活中剔除，拒绝它是我所认同的集体记忆”。他似乎不是很理解，于是我换了一种说法。

我说：“你讨厌AFD吗？

他说：“Fuck AFD！

我说：“那就对了，你讨厌AFD是因为纳粹曾经给德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你们彻底清算了它，但有关于纳粹时期的集体记忆借助各类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让你对AFD有一种几乎本能性的厌恶。对我来说，大麻也是一样。它所代表的毒品（鸦片）曾经给我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于是我俩碰了个杯。

他说：“Fuck Marijuana（大麻）！”

我说：“Fuck AFD！”

不经意间的对话总能激发起无穷的社会学想象力。虽然记忆、情感、心绪这些字眼在大众观感下都带有极其鲜明的个体特征——它们是从属于个体的，是私密的，是日常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个体的生命历程，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在冥冥之中就成了今后人生的指引，这些附着其中的个体记忆和情感心绪都留有时代的痕迹，交融着群体的特征，铭刻着权力的烙印。

我们公寓拥有复杂的文化背景构成，令人欣喜又恼怒的是其中一个室友堪称Vauban社区的“patry之王”和“社交结构洞”，于是顺带着我们公寓成为了整个Vauban的社交中心和信息交汇点，大量party在我的公寓内举行。欣喜的地方在于几乎每天我都可以认识不一样的人，带来不同的文化冲击；恼怒的点在于这些德国年轻人拥有挥霍不掉的荷尔蒙，几乎夜夜笙歌到天明，弄得我的睡眠也极差。有时候早上起来打开房间门，不少人躺在厨房或客厅的沙发呼呼大睡，总有意外的惊喜。但正如彼得·伯格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东西可能有很多，但他的压倒一切的兴趣始终是在人的世界——世人的制度、历史和热情。既然他对人感兴趣，人的一切所作所为就不可能是完全枯燥乏味的东西。凡是激发人终极信仰的事件，举凡使人悲伤、辉煌、极乐的时刻，他都自然而然地感兴趣……于是，他的问题带领他走向社会的各阶层，使他走向最著名的和最不为人知的地方，使他接触到最令人尊敬和最令人鄙视的东西。”总的来说，我是兴奋的，他们是我真实接触德国社会的三棱镜。每当聚会的时候，我总会化身一个喋喋不休的孩子，提出无数他们觉得习以为常的问题，而他们借着醉意也总是宽容和耐心的。

有一天，我们聊到了有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题，我自然而然地问这些家伙们：“Are you proud of Germany?” 谁知他们连连否认，那一刻我是震惊的。由于纳粹历史的原因，德国社会对于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噤若寒蝉，映射到个体情感，甚至无法公开表达对于祖国的热爱，所有这些爱国主义情感也好，民族主义情绪也罢，为数不多的投射窗口是德国足球，所以我仿佛能够理解历次世界杯期间德国球迷的狂热状态，而这种极端的集体压抑一定会在社会心态上有所迸发。我向他们说过，群体的幽灵可能会再次降临，换来的是短暂的沉默。

此外，得益于我们的导师周晓虹教授的提议，在德国学习与生活期间，常江潇、原璐璐两位师姐和我组成了三人伙食小组，每人轮流做一周的晚饭，这样的好处不仅在于可以节省时间，还能让你提升厨艺。一开始我非常忐忑，因为我的下厨经验几乎为零，但碍于“人情”与“面子”，“白吃饭”总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于是我总得硬着头皮为集体做一点贡献。正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我竟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同食材之间神奇的化学反应，像极了人与人之中的微妙羁绊，也正是在一顿顿的日常饮食中，日子飞速消逝，转眼竟然到了回国的时候。

△除夕之时

我依旧记得 9 月的数个时刻：室友Lucas匆匆回来收拾东西，见面就是一个拥抱说着告别，明天他要和女友去意大利开始他的第一段医生实习，在楼梯上他又说了一句：“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吧？”为这个离别更添了几分伤感；Mia 已经前往印度开始了两年四个国家的第三个学期，告别时她刚刚感染了新冠，我们只能隔着一段距离，聊着彼此未来的计划；Madhurima 终于成功地在瑞士与男友相聚，结束了遥远的万里之恋。在一开始，我以为我只是公寓的过客，却没成想成了最后的留守。我们还邀请了史明教授到了 Vauban ，三人伙食小组用自己的拿手菜表达了对于史明老师以及汉学系的感谢。每一次离别，大家都语无伦次地说着人类能够表达出来的最美好的祝福语，大概就是离别惆怅又动人的时刻吧。

那些在疫情流行时代相遇相知的人们，谢谢你们！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