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与欧亚诸文明｜贾妍：泥舟入海——埃利都史前 “艺术” 与苏美尔 “文明” 源起初探

船儿所出的史前时代，通常被考古学家界定为欧贝徳时期（Al-Ubaid period，约公元前6500-前3800年）。此时的埃利都已处在文明到来的前夜，尽管在与小船同时代的地层中尚未找到任何文字产生的迹象，但考古学家发现，最晚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此地已形成初具规模（占地8-10公顷，居民不少于4000人）的定居聚落，聚落中核心庙宇建筑亦已成型。[4] 这些证据表明，欧贝德中后期的埃利都已经发展为一座早期“城市”，它也是迄今所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最为古老的城市。

恩基同时也是人类艺术与文明的守护神。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皆是因水赋形。一切我们现在称之为“艺术”的手工艺创作，本质上都是一种“赋形”之术，它们与书写、修造、冶金等今天用以定义“文明”的标志性技艺一样，属于神授予人间的“me”（音“枚”，楔文写作 ）。[8]二者同源于生命之水的滋养，同归于智慧之神的执掌，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与文明本质上是一体共生的关系。

在与陶舟出土大致相当的欧贝德时期地层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两河流域迄今为止最古老、确凿的神庙遗存，正是传说中恩基的崇拜中心“埃阿卜祖”（É-abzu，直译即“阿卜祖之屋”）的所在，也即恩基神在人间的居所。考古发掘显示，这座圣殿的建筑内核可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左右，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反复修葺重建（图4）。[11]其最早的庙宇虽然规模极小（图5），但规制齐全，“已具备后期神庙的所有主要特征”[12]——包括一个泥砖建构的主室，内尺寸约2.10×3.10米；室中心设一祭坛，上有燃烧痕迹；主室与入口相对的西北墙向外扩出一个1.10×1.00米的壁龛，龛内尚存一泥砖基座，可能用于放置神像；在壁龛与祭坛周围的地面上，还有明显的灰烬沉积，可能是当年供奉恩基的仪式活动所留下的遗迹。[13]

▲ 图5 埃利都“埃阿卜祖”神庙最早的祭祀圣所，位于地面以下考古地层XVI（Safar et al. 1981, Fig. 40）

神庙的出现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至关重要。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神庙是神在人间的居所（苏美尔语é，直译即为“宅邸”），是城市（苏美尔语uru）的“基石”，是人神共建的和谐世界秩序的根本；而城市是人类福祉生发的容器，是神所执掌的文明之“me”得以确立并延绵的条件。神庙的奠基标志着人对神权威的认同，也标志着神对人职责的认可，是人类安于城市生活、迈向文明时代的决定性事件。

恩基之所以选择在埃利都建构“天下第一城”，与这座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宇宙地理中的位置紧密相连，也与恩基所司掌的造物的智慧息息相关。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埃利都在成为“城市”之前，已经是恩基所主导创造的“大地”（苏美尔语ki，阿卡德语 mātātu ）之起点所在。在一篇被学者命名为《双语马尔杜克创世》的文本中，保留了两河流域较为明晰的关于大地创造的神话叙述。[15]故事中埃利都之前的世界是一片虚无的海，海上无庙无堂，无苇无木，无砖无模，无城无人。从这虚无中生出的所有存在，都源自生命之水阿卜祖的滋养——那是汪洋中的泉，是海之“眼”。正是在这眼清泉之上，大地被创造出来，亦是在这里，恩基得其所居，并主导了人与万物的创生，让文明繁衍开来。

神话中大地的创造是由恩基之子马尔杜克（Marduk）实际执行的：[16]

吉利玛-马尔杜克在水面上编了一只苇筏。

他造出泥土并将其倒在苇筏上。

……

主马尔杜克在海的边缘填埋

恩基在海边建立了芦苇丛和旱地。[17]

这段描述中，神创造大地的方式很耐人寻味，显然用的是“填海造陆”的手段，并且在造陆之前，还先造了舟——一只以芦苇结成的筏子（ ^gi diri，词首限定符号gi，楔文写作 ，表苇质）。在鸿蒙未开之时，这只舟成为神手中第一抔泥土的容器，让世间万千尘埃有了落脚之处；在大地生成之后，这只舟又成为海之顶盖，地之基底，成为水土交融的介质，文明生发的土壤。

这片生发于苇舟之上的“文明的土壤”所结成的最初成果，便是埃利都。在苏美尔神话《恩基的尼布鲁之旅》中这样描绘埃利都初创时的样貌：

当恩基让埃利都升起时，它是一座巧妙建造的漂浮于水面上的山。他的圣所（？）延伸至芦苇丛中；鸟儿们（夜晚）在结满果实的绿色果园里孵蛋。苏胡尔（suḫur）鲤在蜂蜜药草中嬉戏，伊施塔布（eštub）鲤在小吉吉（gizi）苇丛中穿梭。当恩基起身之时，鱼儿像波浪一样在他面前跃起。他让阿卜祖成为奇迹，正如他给恩古尔（engur）带来欢愉。[18]

显然，作为大地起点的埃利都是欢愉祥和的，也是飘摇不定的，即便为土壤所覆盖，在四顾苍茫的海面上，也便如浮舟一般。此类浮舟般被水包围的小块土地在今伊拉克南端靠近波斯湾地区仍可得见（图6），[19]神话中的描述很可能是对埃利都早期近海沼泽地貌的一种隐喻，也解释了古代两河流域宇宙地理图景中大地周边之下皆为水域的观念建构。[20]得益于恩基超凡的智慧和控制力，以地下清泉（abzu）为泊绳，以地上庙宇（É-abzu）为泊桩，浮舟般的埃利都最终得以稳固下来，成为“天地之轴”、“海中之山”，[21]从此大地有了继续延展生长的根基。

▲ 图6 今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区的小片土地及其上的芦苇屋，尼克·惠勒（Nik Wheeler）摄影（Pittman 2018, p. 68）

作为埃利都的创造者，大地之舟的掌舵人，恩基须日常于这方初创的天地间巡游，以保证世界的平稳安全。苏美尔神话《恩基与世界秩序》中，恩基出行所乘的舟楫被命名为“王冠”（苏美尔语men），并有一个很可爱的别称，叫做“阿卜祖的雄鹿”（苏美尔语tarah abzu），神话中对恩基乘着它巡航的场景有着生动的描绘：

▲ 图7 描绘恩基神乘舟巡游场景的滚印及其现代印迹；阿卡德时期（约公元前2350-2150年）；绿碧石；高2.7厘米，直径1.7 厘米；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馆藏号AO 2332

滚印上恩基所乘的小舟，应该即是神话中载神巡游的那只“阿卜祖的雄鹿”的模样，它的体量纤细狭长，首尾高高翘起，与神所配戴的象征身份的“角冠”外形相似，印证了“王冠”之名。这是一种便于在沼泽中穿行的轻便船型，多以苇杆结造而成，就地取材又因地制宜，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多有呈现（图8），并一直沿袭至今。[24]就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以苇结舟的传统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的欧贝德时期；[25]前文所引《双语马尔杜克创世》故事里，大地初创时神所乘的“苇筏”应该亦属此类。可以想见，这样的船儿航行于水面之上、穿梭于苇丛之中，远远望去便正如雄鹿奔跑时露出的尖尖犄角，那是苏美尔人眼中天地间最早的神迹浮现。

▲ 图8 尼尼微 西南宫第28室石刻浮雕，描述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统治时期在巴比伦南部战役里，亚述士兵乘苇舟进入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带追击敌人的场景；约公元前640-前620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馆藏号WA 124774

上述故事中由众神之母娜玛提议创造，经由智慧神恩基概念设计，再由一众女神协力“生产”的新物种，便是“人类”（苏美尔语nam-lú-u ₁₈ -lu ₇ 或nam-lú-ùlu）。[28]文本中有几处细节十分耐人寻味，触及到神用以造物的“智”与“艺”，以及人作为造物的“质”与“义”两方面的根本，值得细细推敲。

首先，神为何造人？在《恩基与宁玛赫》文本的第30和37行恩基两次提到，人须承担“负畚之任”。所谓“畚”（苏美尔语dupsik/dusu或zub-sig ₃ ），是一种藤/苇编制的篮子，一般为修造盛土所用，[29]因而“负畚之任”便常用于取土修造的代称。也就是说神造人的直接动因是要人服修造之役。之所以有这种安排，是为了解决神之间的矛盾。故事中提到，人类诞生之前，神界遵循的是老神监督小神劳作（第9行）的代际供养秩序，取土修造是神庙供养中最关键也最费力的一项，因此“负畚之任”便由辈分较低的小神来承担；然而繁重的劳役造成了小神群体的不满，他们愤懑悲泣寻求反抗，于是众神之母娜玛唤醒了尚在沉睡中的恩基，建议其运用所掌控的智慧和技艺，创造了一个可以代神服役的新物种（第22-23行），这才有了后续造人的操作。由此可见，人的出现从概念设计到实体创造，皆是神的有意而为，绝非创世进程中的偶发事件；代神“负畚”是神造人的根本目的，也是人存在的核心功用，是神之“智”的体现，也是人之“义”的浓缩。

其次，神如何造人？在《恩基与宁玛赫》的故事里，恩基有了造人的构想后，并没有亲自着手操作，而是将执行的任务交给了以母神娜玛为首的一众生育女神。造人所用的基础材料——“生命之水”阿卜祖及其上的泥土，显然是由掌控地下水域的恩基所提供的；而造人的具体工艺，从文本叙述来看，大致可分为“塑形”与“生产”两步：首先，由娜玛在阿卜祖之上取土揉搓，完成“形体”（苏美尔语me-dím）的塑造；接着在诸多生育女神的助力之下，经由娜玛进行“分娩”（苏美尔语tud），这样以泥土为肉身的造物，便获得了神所赋予的生命和灵性。如果说取诸自然、水土相融是人之“质”，那么灵肉结合、赋形授命则是神之“艺”，正是这两点，让人类得以应运而生。

▲ 图 9 出土于埃利都的男性陶俑（左， IM 54931 ）与出土于乌尔的女性陶俑（右， U . 15379 ），欧贝德时期（约公元前 4 500 年），高均为 1 4 厘米，现藏于今伊拉克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32]

有了稳定的土壤和智性的种子，“文明”得以在大地之上、藉人类之手悄然萌生。无论今天我们以何种学说来界定文明，用哪些标准来衡量文明，回到苏美尔人的语境里，总离不开对“me”这一特殊概念的解析。在苏美尔楔文中，这个由一横一竖两笔写成（ ）的简单词汇蕴含着世间大“道”： [33]它是“从创世时起就支配宇宙并使其运转”的“神法、神规与神制”； [34]它源自于神，并被部分被授之予人，于是成就了人类社会中蕴含了神意、神力与神威的“文化特征与文化集合”。 [35]由内而溯，“me”是苏美尔人对其文明超然物外的“元动力”的抽象解释； [36]自外而观，它又呈现了苏美尔人以现实的，物的方式对其文明“样貌”的具象展开——而后者，正为以艺术史眼光窥探两河流域文明的源起与特质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亦是本文力求寻觅的路径所在。

首先来看泥砖建筑的技艺，这是苏美尔城市赖以存在并运作的基础。此项技艺在材料准备阶段的核心工序有两道：一是临渊取土，二是就模制砖，前者涉及“负畚”之劳，后者关联“奠基”之任，最初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也要由神亲自完成。然而修造是件苦差事，为了减轻神的负担，人类被创造出来代服其劳。人的出现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秩序——神之间的代际供养秩序，并促动了一种全新的秩序体系——人神之间的界际供养秩序的建立。神在大地之上择城而居，在人类之中择王而治，是新体系运作的核心逻辑。在此逻辑引导下，人中领袖受神意领“王权”，组织民众为神修庙供养，并在神的护佑下安邦御民，进一步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供养秩序。神—王—民这三层秩序结构中，能够在神与民，庙宇（神之所居）与王权（神之所授）之间建立核心关联，并成为人间之“王”统治合法性来源的，便是所谓的负畚之任，奠基之功。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史中延绵数千年的图像母题——帝王“擎畚像”（图10，11），是上述王权观念最为直观的视觉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