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做的，算是借此机会又回到了北京。这座城市永远会是我的家，因为我人生中的很多大事都发生在这里。
一天中午，我去找那个爱好摇滚的中学同学垫子聊天，他给我弹唱了一首崔健的新歌，名叫《一块红布》。联想到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听完后我说不出一句话。后来崔健的这盘《解决》刚一出来，我立刻去买了一盘，听完后却极其失望，觉得录音太糙了。可后来这盘磁带却成了我最喜欢的崔健唱片，那时的老崔还真是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那天我俩在垫子家里喝酒唱歌，从中午一直闹到晚上。后来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坏了，我忘了今天下午考语文。”原来那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他因为我的突然造访而第五次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动物所，但其实我的心早就飞到了美国。从大三结束后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去美国留学，只不过上学期间腾不出手来准备托福GRE，只能先找个工作再说。
我的英语老师放暑假来北京找我玩，我本来计划让他在我家留宿，但我爸说留宿外国人必须去公安局登记，我只好托朋友在北大给他找了间宿舍。从此之后我俩就失去了联系，我只知道他叫Creig，其余信息一概不知。就这样，这个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的美国人便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们来说，这件事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就是如此。那个时候的北京和现在太不一样了，普通人家里没有电话，外国人约等于外星人。中国在这3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很高兴能见证这段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
我在动物所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孙新的研究生，这哥们是个音响发烧友，经常拿着一本香港出的《音响技术》杂志找我聊天，对着杂志上印着的精美音箱广告向我描述他的梦想。一天他带我去了一个资深音响前辈那里听音乐，此人名叫谢晓光，是一个新疆长大的个子很高的汉人，会画画，家住中关村。不知他哪里来的钱，家里有一套当时十分罕见的音响设备，其中那对漂亮的音箱居然是他自己做的，可惜我没有留下照片。
（右为孙新，左为谢晓光）
就是在他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激光唱片。当他给我们放那张发烧友圈子里极有口碑的《电子贝多芬》（Beethoven or Bust）时，我俩都被那奇妙的声音惊讶得合不拢嘴。我一直自以为我有一副好耳朵，对音质很敏感，那天再一次得到了验证，因为同去的另外几个人都无动于衷，可我却好像见到了上帝一般。
（电子贝多芬的第一首歌，演奏者Don Dorsey）
从此我就成了高烧39.8°C的发烧友，整天和孙新往谢晓光家里跑。后来我花了200块钱（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从清华大学买回来一块功放板，自己配上输入输出端口，再从实验室的一台旧仪器上拆下一台变压器当电源，做成了一台裸体的土炮功放。我又托人做了一对木头箱子，再找人锯了一个圆洞，然后花几十块钱从北京喇叭厂买回来一对6寸半的低音单元嵌在洞里，又买来一对3寸的纸盆高音，用一只电容充当分频器，做成了一对其丑无比的土炮音箱。
音箱内部的填充材料用的是建筑专用的玻璃棉，是我的中学死党周向民从清华大学建筑系偷的。铺玻璃棉的时候可难受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玻璃棉能致癌，什么防护都没做。细小的玻璃渣子不断进入我的鼻孔，刺激我的皮肤，后来我难受了好几天。当一切就绪后，我用借来的一台随身听当音源，终于让这套音响系统发出了声音。记得第一盘放的是庾澄庆的一盘录音不错的原版磁带，全实验室的人都在场，大家都惊呆了。
（后来谢晓光自创了一个音箱品牌，叫做“福音”）
从此以后我便不爱回家了，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听音乐。就像俗话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音乐也是如此，自己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只不过别人做的是音乐，我做的是放音乐的机器。
有人讽刺我说，你那不是听音乐，而是听音响，我回答到：“你怎么知道音色、动态和频响这些音响参数就不如旋律、节奏和歌词更有诗意呢？在我的耳朵里，出色的音乐重播和好听的音乐一样迷人。
比如下面这个古典演奏版，在我听来还真就不如上面那个电子演绎版好听。
我那时是如此地迷恋高级音响，以致于我差点在申请出国的自荐信的个人爱好栏里列出自己喜欢的音响设备清单！幸亏我没这么写，否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大概就不会录取我了。
经过一番突击，我顺利地考完了托福和GRE，成绩还不错，于是我便一身轻松地到处闲逛。199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去同学家玩，回来时已经快10点了。在经过人大校园前面的花园时，我隐约听见有人在那里唱歌，便寻声走了过去。
我的命运就在那个炎热的晚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