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独家 | 舒芜：天荒地老忆青峰——忆柴德赓_孔夫子旧书网的专栏文章_微信文章

青峰（柴德赓）如果活着，都八十岁了么，这使我大吃一惊。我总记得一九四四年我们在白苍山初相识的时候，我还是二十二岁的青年，青峰那时三十六岁，要按现在的标准来说，也还算青年，充其量也只是刚刚进入中年罢了。

▎柴德赓，字青峰，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的学术传人之一。著名学者史树青、金家瑞、邱敏、许大龄、刘乃和、来新夏等都是他的学生。他一生致力研究于我国历史，为我国历史的教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贴邻而居，朝夕相见，年龄相近，很谈得来，常常两人一同上街买米买菜，间或也同到黑石山赏梅花。我们都是“夜猫子”，差不多每晚都要谈到半夜，在一个小炭炉上用小陶壶烧开水冲茶，每一小壶恰好两碗，够一人沏一次，再要沏时再烧。后来他赠我的诗说：“剧谈吾可续，豪饮子宜先。”我赠他的诗说：“回首空山风雨夜，可能还结对炉缘。”说的都是那时的情景，“对炉”“豪饮”指烹茶和饮茶，并不如通常的用法指煮酒和饮酒。

此情此景如在眼前，青峰如果活着竟已八十岁了么？然而青峰没有活到今天。“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的磨难比我多，他是直接与翦伯赞连得上的“反动学术权威”，比我这个“摘帽右派”有现实价值，一九七〇年他在苦役中死去之年才六十二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四岁呢。

那么，我怎能不趁未死之年写出我说的话呢？死者已矣，我是说给生者和来者的。

初识

我们相识在白苍山，那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院址，在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现在听说成渝铁路已有白沙一站，当时那地方却很偏僻，从重庆去，只能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约九十公里。晨发暮至，两头不见太阳，途中有险滩，覆舟惨祸时有所闻；从白沙去重庆则是下水，当然要快一些。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存在的时间很短。院址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抗站胜利后虽迁往重庆附近的九龙坡，其时的重庆又不是战时首都了。学院规模很小，一共只有六百多个女学生，当时除了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以外，纯收女生的高等院校似乎只有这一个，被人嘲为“女儿国”“大观园”。

▎1940年9月20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建于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曾是国统区的最高女子学府。1946 年，迁往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国立交通大学内。

现在回想，着实有些奇怪，那么一个历史短、规模小、地方偏、设备差的学院，不知怎么竟有一个很可观的教师阵容。院长是谢循初教授，教育系主任是罗季林教授，教育系还有鲁世英教授，作为师范学院的首席系的阵容就是如此。此外，英语系主任是李霁野教授，历史系主任是张维华教授，音乐系主任是张洪岛教授，数学系主任的萧文灿教授……都是各该学科里面数得着的。国文系的情形，我当然更熟悉了，历届的系主任是胡小石教授、黄淬伯教授、台静农教授。台原是国文专修科主任，魏建功教授则是国语专修科主任。这两个专修科与国文系关系密切，若分若合。魏后来又当教务主任，仍在国文系授课。国文系当时的副教授有吴白匋、宛敏灏、姚奠中、詹锳、张盛祥等，青峰是历史系副教授，实跨文史两系。他们年龄相近，青峰还是居于中间的，现在只有青锋先去了，别的几位幸而都还健在。

我们的宿舍是贴邻，我第一次看见青峰，是到校次日礼节性拜访同事的时候，他正坐在小竹凳上洗一大盆衣服，璧子夫人手上生湿疹，不能下水，全家老小七口的衣服都是青峰包洗，他一面揉着搓着，一面兴会淋漓地和我谈着，没有一点辛苦狼狈的样子。这个初次印象，我是非常深切的。后来二十年的交往，证明这个初次印象没有错，青峰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精神奕奕、兴高采烈，至少在我心目中这是青峰一贯的形象，此刻我在记忆中怎么搜寻也没有他意气消沉、怨苦叹惜的形象。

其实，我们初识时，青峰是很辛苦的。抗战爆发，平津沦陷，青峰留在北平，在辅仁大学教书。当时留在北平的高等院校中，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因为是外国教会办的，还有中国大学那种私立大学，没有被敌伪政府接管，不算伪校。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对辅仁大学的压迫日益加重，青峰忍受不了，终于偕同璧子夫人，携带四个儿女，冒险潜逃出来，投奔抗战大后方。

▎柴德赓手札

经过西安，辗转来到白沙，大约也是一九四四年下学期，他到校就在我之前不久。这一路的辛苦不必说了，一点积蓄也用完了，当时国统区正是经济混乱，知识分子生活困难之时，青峰一家六口，加上一位岳母老太太，负担之重超过了女师学院我们相熟的几家中任何一家。这里情形他对我从不隐讳，可是他和璧子夫人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兴致勃勃，高谈大笑。

他们对于国统区的黑暗，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别失望和愤怒，时时痛斥，可是并不羼杂着旧知识分子的“恨恨而死”和小市民式的“愤愤不平”。这种态度，尽管我自己做不到，或者说，正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我特别地欣赏。

我初到白苍山，冷雨连绵，心情就很坏，有句云： “雨洗苍山白，天招下士魂。休歌迎子夜，按剑对黄昏。 ”可见一斑。难得一个初冬下午，天放晴了，我独坐在室内，听见青峰在隔壁大声吟诗：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这是陆放翁的沈园诗，也是我一向爱吟的。我便走过去谈天，他将他的诗稿拿出来给我看，我才知道他自己作的诗就是放翁一路，所得很深，入蜀途中诗作特别亲切有味。谈着谈着，他忽然提议我们各自回房间去作绝句四首，交换了看过，再同去黑后山看梅花。

我作的末一首便是以这样两句作结： “等是无聊消永昼，不如乘兴探梅花。 ”这可以就是我们“以诗订交”之始。我那句“豪谈高唱不知慵”，企图写出他老是兴致勃勃的形象，本来该是“高吟”，限于平仄改为“高唱”，勉强可以通融吧。后来我又有赠他的诗云： “高吟嵯峨纪剑门，当时倾听几晨昏。 ”就是指拜读他的入蜀诸诗，中有《剑门》一首他自己很得意，我也很欣赏。

学术

青峰多才多艺，吟诗之外，写得一笔好字，是二王一路。启元白先生和他是同门好友，都是陈援庵（垣）先生的高足弟子，我第一次知道“启功”这个名字，便是由青峰给我看一把扇子，上面有启元白先生写其自作《论书绝句》，中有一首云： “大地平沉万国鱼，昭陵玉匣劫灰余。先茔松柏惧零落，肠断羲之丧乱书。 ”我至今还记得。

▎1947年启功,陈垣,刘乃和和柴德赓在北海合影

青峰写应用文字，笔下很是来得快。后来女师学院师生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风潮中，大家推青峰为教授会的秘书，专门同教育部笔战，很是得力，这成了他被教育部解聘的原因，亦即“天荒地老”云云的本事了。

青峰是史学家，我从他得益的主要是史学方面，更确切地说是文史哲相通相关的方面。我不治史学，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是学过的，对几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者的论著，对他们争论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之类，也曾钻过一阵，我还遵照鲁迅的教方，对野史笔记，特别是南宋、明末、清末的野史笔记，一向留心，也培养出了兴趣。除了这些之外，近代现代史学家，我所知极少。

如果说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章嵚、钱穆、孟森、邓之诚、萧一山、陈恭禄他们的著作，我或者读过一两部，至少翻查过，至少在书架上见过的话，不知什么缘故，唯独于陈垣，几乎一无所知。

话说回来，青峰给我最大的教益，便是使我略能望见陈垣之学的门墙。我知道，陈门弟子的入门第一步功夫，是从头到尾点读《资治通鉴》，从这一步入手，以后便不至于放言高论，游谈无根。陈氏自己那些论著，都是用了“竭泽而渔”的方法，网罗了最完备的材料，处处凭材料说话。他引用材料，往往动辄便引录全篇文字，起初我很奇怪这种做法；青峰解释道： “摘引容易断章取义。现在全引出来，即使引用者有误会之处，也易于得到纠正。 ”我非常佩服这种严肃态度。

陈氏是治中国宗教史的。但是他那些著名的论文，并不着重宗教的神秘的方面和教理教义的玄虚深奥的方面，而是着重在宗教的政治社会背景和作用，宗派的断续存亡，教徒的生活与矛盾等等现实方面，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宗教史，而不是教义史或宗教哲学史，这是陈氏的创造性的独特贡献，至今似乎还没有第二人。我不治史学，而在这种地方文史哲之会通，受益尤多。

陈氏史学，又特重民族思想，《通鉴胡注表微》当然是代表作。我是由青峰的鼓吹才懂得看重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他用了桐城义法，一篇一篇地给全祖望改文章，于是我更懂得桐城义法完全是另一路，也更对桐城义法失去了信心。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好传统，陈氏史学是这样，青峰身上也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前面说过青峰作得一手很像样的放翁一路的诗，写得一手很像样的二王一路的字，原来这也是很多陈门弟子共同的。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的代表作之一

我还知道，陈氏史学固然是高度的专门之学，而同时又很讲究博雅，陈氏曾将《四库全书》全部翻检过一遍，这是艺林佳话，我最初亦即闻之于青峰。青峰自己讲授“史学要籍解题”，并曾对《书目答问》做过深入研究，都是博雅的表现。我本来遵照鲁迅的教言，很喜欢拿了《书目答问》来检索或闲看，现在遇到一位专门研究者，加以台静农当时也常说，新文学书也要有一部《书目答问》才好，引得我暗自想过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虽然太无自知，也可见受影响之深了。

除了论学，青峰谈得最多的是沦陷后北平高等教育界的情形，例如高校中有伪校与非伪校之分，后者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和中国人私立的高校，他们如何在困难条件下抵制“伪化”，坚持民族气节的教师如何集中在这几个非伪校里艰苦撑持，等等。这些都是大后方不大知道的，我有幸听青峰谈说，至今这方面的知识，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人们当中，大概可算是较多一些的。

青峰笃于师生之谊，常向我谈起“陈老夫子”（指陈垣）的立身治学的许多逸事，这里不一一举出。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却不是青峰谈的，而是台静农谈的：说是有一次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到教师休息室来请胡适为之题签，陈垣当时也在那里，笑道： “这真是请宋江来题《水浒传》了。 ”

迁校

我们当时活得很清寒，然而有朋友之乐，又似乎活得很高兴。然而这局面并不长久，一九四五年日寇一投降，抗战一结束，大局的变动引起了小局的变动，女师学院便因“复员”问题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的风潮。

所谓“复员”，当时是指抗战期间原由何处迁入大后方的机关团体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处。凡列入“复员”计划的，交通工具由政府统一安排；个人回家乡的也称为“复员”，但那个时候个人挤购车船票，难于上青天，所以凡说“复员”还是主要指机关团体学校而言。女师学院是抗战期间新办起来的，它的原址就是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本来没有“复员”问题。

▎钱锺书小说《围城》即以在蓝田时的该校为背景

但当时全国师院学院，院名之上皆冠以省名或市民，只有两个是秃头不冠地名的，一是“国立师范学院”，通常简称“国师院”或“国师”，初在湖南蓝田，后在湖南南岳，钱锺书小说《围城》即以在蓝田时的该校为背景，另一个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当时如此命名，似有意要以此二校为全国师范学院的首席次席，将来随着中央政府走，据说教育部某大员对女师学院生做过这类的许诺。

抗战胜利之后，女师学院招生，无论外省人本省人，一致切盼教育部兑现这个诺言。外省人切盼早日离开困守八年的四川，本省人大部分也切盼早日走出夔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大家希望新的院址靠近南京，院长谢循初教授是当涂人，所以当时有过一种传说，新院址就在采石矶云云。不料教育部正式决定下来，女师学院迁是迁的，却只是迁到重庆附近的九龙坡，那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战时校址，现在交通大学“复员”回上海去了，遗下的空房子就让女师学院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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