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回法庭可期几何

文 | 财新记者 单玉晓

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上半年的审判数据近日出炉，半年间最高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54万件，同比上升24.2%；六个巡回法庭合计新收案件5730件，占最高法院新收案件总数的44.8%；最高法院受理的进京上访同比2016年上半年减少17.5%。

“巡回法庭实现了减少群众诉讼负担、便利群众就近诉讼的目标，实现了最高法院审判工作重心下移。”最高法院审管办主任李亮解读这组数据时表示。

最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构想。与此同时，十八大以来的司法改革推行司法责任制，给法官放权，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率先落实这一全新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巡回法庭，被视为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试验田”“排头兵”。

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在地方的常设机构，代表最高法院行使审判权。自2014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任命最高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庭长，六个巡回法庭先后于深圳、沈阳、南京、郑州、重庆、西安挂牌，覆盖26个省份，最高法院的四位副院长及两位副部级的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分别出任巡回法庭庭长，并委派精干法官操刀审判。

机构设置方面，巡回法庭实行扁平化管理模式，除设立分党组外，不再设管理层级，有的只是若干个审判团队，以及一个综合办公室和一个诉讼服务中心。

审判权运行方面，巡回法庭不设固定合议庭，而是按“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模式组建审判团队，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直接签发裁判文书，尊重司法亲历性、直接性规律。

时光荏苒，千日已过，最高法院派到地方的巡回法庭起到什么作用，还应该做什么？舆论期待，最高法院审判资源分散后，六个巡回法庭能在公正审判、统一裁判标准、司法人权保障等方面积极作为，成为法院体系乃至整个政法系统法治化进程的先锋典范。

……

“权力大，要更小心”

最高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坐落在南京江北新区，2016年12月28日挂牌成立，巡回区为江苏、浙江、上海、福建、江西五省市。江浙沪一带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经济体，与之相应，民商事领域的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层出不穷。巡回法庭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审理跨区划民商事案件。

7月中旬，南京刚出梅，财新记者在第三巡回法庭见到了主审法官周伦军。到巡回法庭任职前，他在最高法院民二庭专注商事审判和研究，参与过多部司法解释起草及《证券法》修订、民法典编纂等。周伦军坦言，巡回法庭法官权力比以前大了，但压力也更大，裁判文书说理至关重要。

“离得近，监督紧”

不同于民事、刑事诉讼，“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原被告资格、起诉期限等起诉条件认定方面较为复杂。实践中，大量驳回起诉、裁定不予受理的案件，都因法官、当事人对这些问题认识不清，不利于诉权保障和监督依法行政。

例如，新《行政诉讼法》自2015年5月1日实施后，各地对是否继续适用原先两年的起诉期限存在争议，最高法院内部观点也不尽相同；产品质量领域，知假买假的消费者是否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各方认知亦不一致；上升到理论层面，行政诉讼有解决纠纷、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依法行政三大功能，实践中如何拿捏三者关系？法官认识不到位，会影响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利于监督依法行政。

“矛盾就地化解”

刑事申诉及广义上的涉诉信访是矛盾集中的领域，把矛盾化解在当地，减轻北京的信访压力，是巡回法庭的核心职能。巡回法庭全覆盖后，舆论期待最高法院能在纠正冤假错案上进一步有所作为，加强司法人权保障。

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级法院共纠正34起重大刑事错案，聂树斌案是其中惟一经由最高法院再审提审后宣告无罪的案件，二级大法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亲自担纲纠错重任。

聂树斌案因案情离奇、申诉过程曲折而牵动民心。2016年12月，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公开宣判，改判聂树斌无罪。

更多内容请查看9月4日出版的2017年第35期《财新周刊》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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