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 14 寸的电视机像是一个小小避难所，屏蔽掉许多现实中的不快和孤单。」电影伴随着一代人成长，一代人也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在肉眼所见的电影画面背后，是镜头的时空运动，是思维才能接触到的语言。以下这篇文章回忆了卫西谛童年时和电影一同成长的经历，剖析了他生活态度转变的整个历程。
我走进阴暗的圣庙，
去完成简朴的仪式。
那里，我等待一位丽人，
红色的灯火在闪耀。
我无意中读到俄国诗人亚历山大 · 勃洛克的这几句诗，想起曾经走进电影院里等待光影投射出来时的心境。哪怕那一刻只是记忆的虚构，但也足以让我激动。
最早的记忆
也许是因为都知道我从事电影写作，有很多人会和我聊起自己的电影经验来。回想起来，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位。一位比我年长约十岁，说起自己下乡的时候怎么看露天电影的，因为放电影的地方远，等到放工后奔过去，每次都只能看到最后十分钟。但也不管许多，每次都这么奔过去，于是看了几年这样的「最后十分钟电影」，乐此不疲。还有一位比我大三四岁，说自己童年在乡下时，如何向往流动放映员的生活。三个人，两辆小推车。一辆上放机器和胶片，另一辆放被褥和生活器具，一个乡、一个乡的放下去，恨不得就跟了去。有时候，我很羡慕有这种回忆的观众，我也生长在乡下，可是同样的电影记忆却几乎是零。
我 1970 年代初期生在上海的郊县崇明，十岁时离开这个位于长江口的岛，随着家人到南京定居。去年陪着父母返乡，开车经过县城附近一座老旧的建筑，上面有一块「鳌山电影院」的招牌，忽然惊觉：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去过的电影院！
依稀记得，五六岁的时候，可能是姑父一家带着我进去，看的电影是香港的《画皮》，当时风靡一时并且被渲染的过于恐怖，以致于我全程都捂着眼睛。想想很有意思，我生命中第一次看的电影，居然是一部「未看见」的电影。前两年新版《画皮》上映，我查资料才正式知道这是鲍方在 1965 年拍的，确实在 1979 年引进过内地。看来记忆也不是完全靠不住。
来到南京之后，曾暂居在市中心的新街口，因为转学问题，无所事事的一段时间，但是年纪小，哪里也不能去。对于我来说，城市里到处都是新鲜事物，所以当比我早几年来这里的哥哥带我去看电影时，反而没什么惊喜。现在只记得那是一部隐约关于攀登雪山的美国片，别的一律忘了。
那座影院倒是一直记得，因为非常著名，叫做「大华电影院」，现在去看还跟当年一样。这座影院 1936 年建成，建筑学家杨廷宝设计，据说开业时有梅兰芳这些名流捧场，走进格局不凡的大厅里去，就能想见当年的盛景。只是随着近 20 年国营电影院的持续衰败，「大华」也逐渐无人问津，最后底楼不得不租给卖皮具和卖服装的，我有时偶尔会经过，但连向里张望的勇气都没有。大概因为属于文物保护建筑，才勉强保住在地价昂贵的市中心未被铲除。
在我中学之前，大华电影院还是热闹非凡的，引进外国片目丰富、国产电影也繁荣。我常独自留恋于此，未必真的进去看，但总买一份四页纸的「电影介绍」。这种影院自己出的印刷品，报纸的纸张、黑白色、油墨味浓，现在想起来当时对剧情文字和剧照图片的热爱，似乎超过了影院真正放映的电影。那个时候人生一片空白，没有欢乐、没有忧伤，也没有对远方的渴望，所以对「活动影像」的喜欢，却只停留在纸面上。直到整个八十年代结束，我都还没有体会到约翰·伯格所说的电影魅力：
它是一种旅程；它将我们带往别处。
14 寸避难所
1989 年的夏天我正好从初中升到高中。在之前的两三年里，我总是在每个礼拜三，趁老师们政治学习的空儿，一个人跑到学校隔壁的大桥电影院去（就在长江大桥旁边），总是看武打片；在之后的三四年里，没有人去电影院里，那里既不放引进片、也没有好看的国产片，就只能到满是烟味的录像厅里，还是看武打片。每次散场后出门回家路上，总觉得身轻如燕，心胸都好像开阔很多。这可能是我最初从电影里接收到的一种幻觉。
在文化空白的那几年里，唯一的银幕印象，可能是学校组织我们集体观看《妈妈再爱我一次》，一部台湾的小成本悲情伦理片。我记得女生们开始哭的时候，男生们就散场出去了；但是很多男生还买票再看几遍，永远就看开头的几分钟——因为有各种姿势荟萃的床戏嘛。谁也想不到如此「纯洁」的亲情教育，到最后倒是我们那代人的性启蒙。当时我可不知道，在北京一个叫张元的年轻人自己筹钱拍成了《妈妈》，成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
不久以后录像厅也不去了，追求时髦的城市家庭开始购买录像机；接着每个街区、每个菜市场都会开上两三家录像带租赁铺子，录像带大多是店主翻制。那时候的风潮就是传看吴宇森拍的《英雄本色》，以及之后一票来自香港的枪战片。我记得看着、看着、就看到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当时就愣了一下，好像忽然看见电影还有别的样式，不全是打打杀杀，还有莫名的力量击中人的情绪，从此就对电影多留一个心眼。
我租的最后一盘录像带叫《铁窗岁月》，那时候刚刚工作，有一个稍长的同事告诉我，最近有一个好片，讲一个哥们花了 19 年功夫用一小钢勺挖了个地洞，从牢里跑了。一听就让人激动，下班就赶着菜市场租片店借，觉得真好看。后来，这个片子最流行的时候叫《刺激 1995》，正式的名是《肖申克的救赎》。
录像带被 VCD 影碟全面取代的时候，我刚算得上经济独立，还在 VCD 机还挺昂贵的时候我花一个月工资去买回来，接上床头放着的一台被宾馆淘汰下来的 14 寸电视。从那时起，我的影迷时代才算真正的来到。
除了上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去淘碟、看片，还跑到图书批发市场买港台的电影过刊读。慢慢地就发现电影世界里不光有好莱坞，还有基斯洛夫斯基、还有侯孝贤、还有岩井俊二。总之，那个 14 寸的电视机像是一个小小避难所，屏蔽掉许多现实中的不快和孤单。
和我这样一路看过来的，是好朋友小张。我们都有点藏碟癖，好东西都想买一份留着。小张手上拮据，那时看到拿着三五十张碟卖的路边小贩，觉得以碟养碟也不错。他借了几百块钱，拿了一个鞋盒，在外秦淮河上的草场门桥上试卖，如果我有空就替他望风。国庆节生意好，结果一辆警车开上桥直直地停在他面前。那天我有事不在，没替他看着点。小张下意识拔腿就往桥下的小路里窜，跑了不多久终于两头堵住，被捋翻在地暴打了一顿。
据小张回忆，自己被拎到警车后排，前后都是铁栅栏，当时桥头围观群众无数，他手握铁栅栏，望着车窗外。——他说，这是多么熟悉的电影场景啊。那件事，好像已经成为我 VCD 时代最深刻的记忆了。大概是终于发觉：
现实的归现实，电影的归电影。
看清这一点，再面对活动影像的时候，就会多一份判断和认知，从此与虚伪或虚假的东西疏远了。
后窗
1997 年学会拨号上网，世界忽然就不一样了。有着同样喜好的人，原先都散落在黑暗的四面八方，忽然星星点点的都能看见了。通过 BBS，以往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同一现实空间里的人逐渐汇聚，构成了「趣味的共同体」。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土木工程的设计人员，坐在拥挤的办公室里，面前堆着厚厚的图纸、计算书、标准图集，用复杂的程式给建筑物配上混凝土标号和钢筋根数。网络的出现，就像荒漠里行走看不见尽头的人，突然发现了绿洲。
每天一回到家，就爬上线去，发贴、留言、回复，把以往只能埋头写到日记里的话，发在网络上和人交流。对于内向如我的年轻人来说，个人与个人的隔离状态被打破了，而电影成为了彼此亲近的通行语言。在有网络的最初几年，我看着别人提到的电影，别人看着我提到的电影，生活就是这样无意识地被改变了。
最初上网，没有太多选择，南京本地的人都上「西祠胡同」，刚开始的时候，电影和音乐、娱乐、时尚混在一个版内。到 1998 年入冬的一个晚上，也许是挺长时间不满足于没有单独的电影版，我决心自己来创建一个。名字是想一定要嵌套经典电影的片名，忽然就想到「后窗看电影」。还写了一句很文艺的宣传语：
电影是生活的一扇后窗。
其实嘛，当时连希区柯克的《后窗》都还没有看过呢。虽说抒情得有点夸张，但对我个人的生命而言，此言倒是非虚。电影真是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的人生透了一口气。在我每天骑车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看不见未来的时候，它让我看见了一点梦想的光芒。
2000 年的初夏，有一天「后窗看电影」的副版主秘密客来找我，说要开展观影活动。在 DVD 还没出现的时代，大师电影和独立电影都还是稀缺货色，很多片源普通影迷没办法接触到。这时全国都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民间观影」的活动，大量放映这些影片，形成了一次浪潮。
在南京之前影响最大的是北京的「实践社」、上海的「101」、广州和深圳的「缘影会」，同期的还有「武汉观影」等等。因为当时我们总觉得「后窗看电影」有几分号召力，于是有了「后窗观影」活动。从此，交流更进了一步变成了分享。当一群人来看自己喜欢的电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这个活动起初是租用东南大学的图书馆放映室，后来也曾在一家影院和一家音响器材城里进行。从一周 1 场到一周 3 场。刚开始的时候，电影开放都是在晚上六点左右，秘密客和其他几个负责放映的年轻人，在此后就会去东南大学旁边的小餐厅去点肥肠酸菜鱼吃起来，但是因为放的是 VCD，所以四十五分钟后还得跑回场地换碟，回来继续吃。遇上放《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样的片子要跑三趟。来的观众每场大概 50 人左右，遇上放伯格曼也可能只有两三个人看，来的人多是学生以及本地文化从业者。
在那差不多两年间的时间里，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观影活动的入口处，看那些影迷走进去，脸上闪烁着对电影的渴望。从当时开始，就渐渐理解，电影是「黑暗中的仪式」这回事。一群人在熄灯之后，看着眼前的银幕亮起来，等待他们期待的人物和故事浮现。尽管观影活动的放映条件非常简陋，但毕竟聚集了影迷，培养了一些作为集体行为的观影习惯。
后来有次我听纪录片导演黄文海讲他去日本参加某影展的事。说一天由翻译陪同参加一个重要活动，大概是某位日本电影大师的回顾展。坐定熄灯后，银幕上一片黑暗，就听有一男一女在说话，说了半天电影也不开场。日语也听不懂，就问翻译怎么回事。翻译说：今天放的是成濑的电影，胶片已经遗失了，所以那两个演员在念剧本。可能也只有身处黑暗之中，才有对电影的尊重。
视力工作者
大约是一年多以后，各地的放映活动纷纷被勒令禁止或自行关张，总之逐渐凋落。可是 DVD 的出现，使得影迷们随便就可以买到之前一直梦寐以求的经典和禁片。
在我的印象当中，在 2001 年，实践社、《南方周末》共同主办的首届独立映像节，反而成了「民间放映」退潮的预告。在那年的 9 月末，我被通知作为南京的代表，匆忙买了一张加班车，颠簸了大约 22 个小时，到北京去做评委。从早到晚 12 个小时，看各种纪录片、剧情片、实验片。此时大家都刚刚开始玩 DV，参赛片目质量落差极大，观众刚被大师电影洗礼过，对那些做作幼稚的片子使劲哄笑谩骂。导致第二、三天，影展主席羊子不得不跑到台上呼吁，请观众尊重导演，尤其请坐在前排的评委不要扔矿泉水瓶。
因为有关部门的意见，这个活动的闭幕式最后不得不挪在郊外的一个汽车电影院举行，一群人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一面志趣盎然。闭幕片是贾樟柯的《站台》，说山西方言、没有字幕，贾导演只好亲身做同声传译，说「他妈的」这种粗口的时候，那正儿八经的腔调，大家一听就哄笑。
来年的 2 月 1 号，广电总局宣布，对非国有资本的电影单片许可证发放制度将正式实行，也就是说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电影制作，而那些独立电影制作者不再需要购买国营制片厂的「厂标」了。这一年的 12 月，张艺谋的《英雄》上映，票房过亿，中国电影由此进入了热闹而畸形的「大片时代」。
与商业和审查控制下的公映体系相平行，一个自由的独立电影世界也相应形成。2003 年起，南京开始出现了一个名为「中国独立影像展」的活动，放映年度最重要的独立电影。每届的海报都做出很革命的态度，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温和的影展。每年秋天，有许多独立导演以及一些海外选片人会来到南京，放映的地点每年在不同的高校里举行。
我是从第四届开始成为独立影展的选片人，成为张献民先生所谓的「视力工作者」。每年有这么几天，被关起来从早到晚看来自全国的独立电影，包括一些学生作业。张先生把现阶段中国社会有五个阶层的分法，拍独立电影和看独立电影的人被分在「中间一类人」：
这些人既不试图成为官僚和资本家，也尽量避免去做为官僚和资本家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每年的独立影展差不多就是这「中间一类人」的派对活动。期间每天有一堆独立电影放映，放映完了是导演上场交流，集体交流完了还可以到隔壁咖啡馆和这些拍电影的人单独交流，可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为你可以很直接感受到这些电影作者的思考和欲望。
2009 年的 9 月我在平遥住了一个礼拜，参加一个中国独立影像文献及作品的巡展，名字叫「这里发生了什么？」。文献展的展厅在古城的柴油机厂的某个车间，放映场所是车间最深处搭一个简易的黑棚，起初两天阴雨连绵，车间渗漏，塑料顶篷兜着很多水，时刻有倒塌之险，不得不人工用木棒去顶。结果观众都坐在浅浅的水坑里，而观众除了工作人员和我之外，都是来参加活动的导演们，颇像内部放映，放映后必有讨论。我们感慨这个展「复原」了独立电影最初期的放映条件和观影模式。即便如此，我和很多纪录片、剧情片的作者们仍然觉得这种集体生活很有意思，大家每天一起吃住、观影、讨论、在古城街道上游荡，享受无所事事的生活。这似乎也是小影展最好的赐予。
在平遥的展览是那届国际摄影展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位置偏远，即使有参观者前来，也只是钻进篷子里看上两眼就走开了；但是依然有两三观众自打看上两眼之后每天都来，有普通的摄影爱好者，也有县城中学的数学老师。他们说，他们没见过这种电影，电影里出现的人、发生的事如此真实，就在当下，为什么他们却感到如此陌生。有两个女生看完一部纪录片后，几乎哭着问导演，为什么这样真实的生活在电视里、电影院里她们看不见。我们在场的人试图说明，这些现实为什么不能看见，好像也没能让这两个女孩都明白。但是组织者和作者们仍然很高兴，因为这些看不见的影像、看不见的现实，终于有人看见了。
至此，电影和现实又交汇了。我已经不再是「14 寸避难所」里的那个年轻人，而是必须有勇气面对广阔世界的「真正的观众」。
这就是我经历过的电影体验。
坦白说，我知道电影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仍然愿意信任它、期待它，让它继续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开始透过自身经验去理解电影；开始承认生活才是电影的主角。而理解电影，又成为我去理解世界、理解人的新途径。
我从电影那里看见现实冰山的耀眼一角，灵魂森林的幽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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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卫西谛是 49 届金马奖特邀评委，也是微博话题王者杜蕾斯的座上宾。他与贾樟柯、水木丁谈笑风生。他阅片无数，看尽人生百态，自然无码高清。愿你从中看到你想看到的人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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