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秋
来源：商界洞见（ID:biz998）
“我们没有别人幸运”“王熙凤的失败是权威性不够”……
2004年，他缠斗了20年的老对手：TCL的李东生通过上市持股身家一举超过10亿；而倪润峰，在国企长虹拿到的每月退休金为1000元。
1973年，四川绵阳市长虹电视机厂率先在军工系统成功研制出第一台电视机，注册商标“长虹”，长虹品牌由此创立。
1985年，长虹厂在打拼了18年的倪润峰，终于升任厂长，正式开始他的“中国彩电教父”征程。
1989年，彩电、摩托车和录像器还被并称为结婚“三大件”，当时一台松下、东芝的电视机每台卖到8000元至140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七八年的工资，中国市场被这些日本品牌长期占据。
上任伊始的倪润峰充满雄心，引进了当时国内单班生产能力最大的彩电生产线，在长虹组建了中国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
为了狙击洋品牌在国内的销售趋势，倪润峰宣布长虹在全国范围内率先降价，每台彩电让利350元。
当时彩电是紧俏货，几乎没有出现过降价的历史。因为长虹的降价，包括康佳、TCL、长城、熊猫、创维等国内品牌也先后降价。
在此后的20年内，他四次主动挑起价格战，把中国彩电市场向物美价廉的方向逼近，正因如戏，长虹和倪润峰开始背负“价格屠夫”的恶名。
倪润峰执掌长虹的20年间，创造性地把军工技术、工艺、检测及质量控制手段移植到民品研制上，完成了单一的军品生产到军民品结合的战略转移，成为当时军转民企业的成功样本。
这家只有三四千万元资产的地方军工厂一跃成为“彩电大王”，品牌价值迅速攀升至261亿元，位居中国电子行业第一；企业净资产从1984年的0.4亿元增长到142亿元，增长350多倍。
到了1997年，长虹的市场占有率达到35%。那时曾有人做过统计，有彩电的每3户家庭中，就有1户用的是长虹。长虹几乎成为中国家电的代名词。
“中国的松下”遭遇滑铁卢
随着长虹多年蝉联中国彩电销售第一，1997年倪润峰成为亚洲企业界摘取日经亚洲大奖的第一人。
那时的他人前可谓风光无限，但是人后却开心不起来。
一方面，那时他的个人声望几乎达到了巅峰。连日本同行也密切注意倪润峰的一举一动，并将他视为未来最大的敌人，大声疾呼倪润峰就是可怕的“中国松下”。那一年，任正非和他的华为还在苦苦挣扎。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彩电品牌掌舵人，53岁的他领着每月固定的微薄工资和仅2.6万股长虹股票，眼看还有7年就要退休，可是花了自己一生心血的长虹并不由自己控制，不论是财富、地位都好似镜中花水中月，看似唾手可得却又求之不得。
在火热的市场面前，他愈加感到时不我待，要只争朝夕。
对业务，他打算在退休前再烧一把火，让长虹在新千年也能一直气势如虹下去。
当时在彩电零部件中，显像管占总成本的70%左右。
他让长虹一口气拿出10亿元的6个月银行承兑，与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显像管供应商签订合同，短时间内就控制了200万只21英寸彩管，约占当时全国彩管总产量的70%。
他打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通过垄断彩管来垄断彩电行业。
这一盲目扩张，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短期内虽让长虹产能迅速攀升，但国民消费力不可能一夜暴涨，长虹的销售终究没有如他所想迎来大爆发。
终于，到2000年前后，长虹出现百万台彩电压库，上百亿资金积压的“危难时刻”。
面对重压，倪润峰不得不再次打起价格牌，低价抛售长虹彩电，这一抛售让长虹形象大跌，元气大伤。
就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时，一个名叫季粉龙的富商突然出现。
这位美籍华人“忽悠”倪润峰，表示可以让长虹与他的美国APEX公司签订协议，将长虹产品贴上APEX的牌子可以此打入美国市场。
国内卖不完，那就运到美国去！倪润峰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不加思索就签了协议。
谁知一步错步步错，当大量的长虹产品运到美国后，倪润峰才发现季粉龙手下的APEX惯于“空手套白狼”，早已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司。一车车的彩电运出去，却迟迟没能给长虹换回大把的美金。
2004年长虹财报显示，APEX拖欠4.63亿美元，这笔坏账仅能收回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4亿元）。以致于长虹在2004年产生36.81亿元巨额亏损，由此成为彩电巨头由盛转衰的起点。
最便宜的企业家：退休金1000元
晚年遭遇的“滑铁卢”，让倪润峰在市场上的声望不复从前。
而他在长虹内部的评价，本来就不乐观。
他一向是个爱冒险又独断的人。在媒体的报道中，他没有商人贯有的圆滑、乖巧，“犀利”、“咄咄逼人”是人们形容这位强人的惯用词。
赏识的人说:“他是一个又犟又倔的理想主义者”，批评他的人说，他是个霸道的“王熙凤”，谁都不能反抗他的决定，“倪润峰当家让人受不了”。
随着晚年的战略决策失误，长虹内部对他的“逼宫”也日甚一日。
2004年7月，60岁的倪润峰被上级宣布免去在长虹的一切职务，当被迫离去时，他黯然神伤的表情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长虹结束了近20年的“倪润峰时代”。
也就是这一年，他缠斗了20年的TCL在当家人李东生带领下，于2002年实现曲线MBO（管理层持股）。2004年1月，TCL集团整体上市，李东生拥有TCL集团1.445亿股股份，身家一举超越10亿元。
而“被迫”退休的倪润峰，退休前年薪为120多万元，退休后在国企长虹仅能拿到每月1000元退休金。
不管是抢占外部市场还是内部改制，倪润峰都力不从心了。
在他还如日中天时，长虹就多次启动过国有股减持、民营化等产权改革计划，最终都因“阻力太大”为搁浅。
就在长虹艰难改制同时期，海尔、海信、TCL等原来的“国企”，管理层都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共赢”：
2004年上市后，TCL逐步完成了MBO(管理层控股)，惠州政府不断减持，李东生如愿以偿成为了TCL的第一大股东;
海信则在各级子公司推行核心管理人员持股(只分红、不带走)，而且除了海信集团保留国有独资外，集团所属企业包括后来成立的企业基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
可是因为种种因素，长虹既无法通过国有股减持重组上市，也无法如TCL一般实行MBO。
“我们没有别人幸运”“王熙凤的失败是权威性不够”……看到同时期的对手们都成为亿万富豪，倪润峰曾这样感叹。
“我们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这句话，正是倪润峰的写照。
后倪润峰时代：长虹能重回巅峰么？
长虹辉煌时期，四川省财政每8元钱，就有1元是长虹提供的；绵阳财政每2元钱，就有1元是长虹提供的。
长虹之于绵阳，就如以往TCL之于惠州、美的之于佛山、格力之于珠海、健力宝之于三水……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敢想敢做的企业家把国企从麻雀变成地方财政的“凤凰”，各自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觉得自己“不能白苦”成了贪污犯，一如褚时健；试图推动股权改革的功亏一篑，一如李经纬、倪润峰。在这一过程中，诸多企业家纵使叱咤风云，其命运皆操控于政府之手，进退全不由自己。
直至今日，体制的羁绊也一直是长虹的软肋，当TCL、海信等已经完成体制改革轻装上阵，长虹仍被称作“戴着镣铐跳舞”。
2016年底接受中新报采访时，长虹控股公司总经理李进仍然表示，长虹的国企改革还不够彻底。
在倪润峰后，接任者赵勇押宝等离子电视，在东芝、索尼、松下、富士通相继退出该市场情况下，长虹仍然以40亿豪赌。然而，换回的结果却是年年亏损。
在长期调整中，中国第一彩电的名号早已花落别家。
在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彩色电视机行业市场调查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我国彩色电视机行业市场份额排名前十品牌分别为：三星、夏普、海信、创维、索尼、TCL、长虹、康佳、LG和海尔。
曾经的彩电龙头长虹已经跌出了前五名，2016年终于扭亏为盈，但净利润仅5.54亿元，不及海信电器17.6亿净利润的三分之一。
2013年，长虹先后推出“家庭互联网战略”、“启客电视”和“启客冰箱”。有业内人士指出，长虹是想通过优势品类来带动旗下空调、手机等品类销售。
这期间，长虹的核心业务还从彩电拓展到了其他品类。近来，长虹宣布全面押注智能家居，要跟小米联姻制作空调。
没有了“强人”倪润峰的长虹，能抓住新一轮机遇重回巅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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