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巴库这个石油帝国的“牛奶工”,在斯潘达良、塞尔戈和布多·穆季瓦尼的协助下,试图重振被重创的布尔什维克党。他再次集结了“组织”中剩余的人手,据毛瑟党人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开始策划攻袭一艘邮船”以筹集运营《巴库工人报》所需的资金。
然而,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的党生病了,”索索对茨哈卡亚抱怨道,“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写。我们失去了工人。”他进一步说,现在,他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和孟什维克党联手这一条路可以走。调停者是列宁的敌人,可是,严峻的情况让斯大林不得不成为一个调停者。俄国委员会中的强硬派(Komitetchiki)对列宁和那些斗嘴的流亡者越来越失望:“为什么要让这些该死的‘潮流’分裂我们……这都是毫无用处的争论
——
双方都该各挨50 大板!”斯大林提议,社会民主工党应在国内建立俄国中央局以指导党的工作,并创办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而不是在国外发行的。斯大林在报纸上抱怨道:“中央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
很快,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得到了索索有关社会民主工党未来的设想。1910 年1 月,出于对他的忠诚和组织天赋的肯定,他被委任为俄国中央局委员。斯大林从一个高加索地下革命者正式蜕变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然而,与此同时,身在巴库的他展开了与邵武勉的斗争。“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把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 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
——
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儿
——
抱怨道。邵武勉意识到自己并非斯大林的对手。而另一方面,沙皇的迫害越发令人发指。于是,和当时很多的党员一样,邵武勉选择了一份正常工作,他甚至开始为对革命抱有同情的石油富豪舍巴耶夫打工,他不想再参与地下活动了。“所有人都有‘预见’,并找了一份私人工作。”索索对茨哈卡亚说,“除了我之外--我没有‘预见’。警察还在追捕我!”对革命抱有坚定信心的斯大林从不具备“预见”,也憎恨那些因此而放弃革命的人。比如说邵武勉--“他3 个月前就放弃了我们的工作!”他试图说服邵武勉回到革命工作中。在卡托去世之后,他也对邵武勉的幸福家庭生活倍加嫉妒,* 还责怪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她就像一头母牛,只顾着养育她老公,还对我充满敌意,因为我让她的斯捷潘参与秘密行动,可能会让他锒铛入狱。”叶卡捷琳娜·邵武勉则说斯大林“暗算斯捷潘,就像一个心狠手辣的泼妇”。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做了次短暂的停留,为“财政事宜”--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作准备。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对此并不知情。贝索这个只能靠喝劣质酒度日的人终于因病危被送进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医疗报告称他最终死于??核、大肠炎和肺炎。他于8 月12 日去世,享年55 岁。他在去世前并没有试图找过索索。没有亲戚看望他,他身上也没有钱,于是,他最终被埋在了无名墓穴中。对于那个把“贝索之子”作为笔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前早已去世了。
回到里海之后,他在流放时期的女朋友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很快就和他团聚了。奥克瑞纳盯上了她,说她是“当地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情人”。她肯定很爱斯大林,因为在她结束流放之后,她既没有去莫斯科也没有去敖德萨,而是径直来到巴库找到了斯大林。
而现在,他给予了她最大的回报:他弃用了“K. 卡托”这个笔名,转而使用新笔名“K. 斯蒂芬”--它由“史黛芬妮娅”转变而来,并距“斯大林”又近了一步。斯大林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他一再用爱人的名字作笔名是件奇怪的事。两人之间的通信没有得到保存,但“K. 斯蒂芬”让史黛芬妮娅感受到了她的重要性。他们同居了。
紧接着,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情,其混乱程度足以证明由斯大林领导的当地布尔什维克党被沙皇的间谍搞得昏头转向。斯大林对党内的叛徒展开了一系列锄奸行动,而其??果则扩大化了
——
最终,连他本人都受到了怀疑。1909 年9 月,斯大林安插在秘密警察内部的内线告诉他,一个奥克瑞纳双重间谍泄露了他价值连城的印刷所,它很快就要被突袭了。此人通知斯大林赶紧转移印刷机,在新的隐秘地点重新组装。
“斯大林赶紧找到了我,”他的手下瓦采克回忆,“问我要钱。我给了他600 卢布,那是曼乔的钱。”曼乔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石油大亨。可斯大林还需要更多的钱。不久之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过来找我”
——
这位石油大亨又给了斯大林300 卢布。
斯大林在巴库老城找了一个新的隐秘据点,在波斯城堡后巷的阴暗酒窖里把印刷机重新组装了起来。可是,他发现,他委托管理印刷机的那对夫妇竟然偷了他的钱。于是,他让毛瑟党人去追捕他们。丈夫成功逃走了。斯大林的手下抓到了那位妻子,可她后来也逃走了。
1909 年10 月,警察突袭了一个据点。他们原本想要逮捕斯大林在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手下普罗科菲·“阿廖沙”·贾帕里泽,却惊讶地发现斯大林和塞尔戈正和他待在一起。突然之间无法做主的警察头头让一些手下看守现场,自己则回去请示上级。??果,斯大林和塞尔戈花了10 卢布买通了那些警察。贾帕里泽留了下来,乖乖接受逮捕,而斯大林和塞尔戈被放行了。
斯大林接二连三地遭到背叛。他在巴库奥克瑞纳中的另一个内线告诉他,出卖他的是布尔什维克石油工会的秘书列昂季耶夫。斯大林判断,在党内应该有5 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他决定清除列昂季耶夫,可后者故意把这事闹大,要求对此案进行党内审决。斯大林拒绝这一要求,因为这会暴露他安插在奥克瑞纳中的眼线。列昂季耶夫逃过一劫,而与此同时,斯大林本人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成为了众人怀疑的重点。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说过:“别人以命相托,而你却背叛了他。这种人太可怕了,没有一个演员或作家能传达这种可怕--这种人死不足惜!”于是,斯大林在巴库展开了对叛徒的处决行动。被处决者中有些是真的间谍,有些则完全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正如他在20 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两次运动的唯一区别在于,这一次,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真的饱受间谍侵蚀之苦。
斯大林把5 个叛徒的名字公之于众,但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其中只有一位真的是间谍,其余4 位都是无辜的。对间谍的清洗随之展开。其间,一位名为切尔诺马佐夫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前来巴库拜访斯大林,科巴同志鄙夷地盯着他看。“你是个叛徒!”他怒吼道。而就切尔诺马佐夫来说,斯大林是对的--此人的确是个叛徒。
这次党内锄奸被潜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真正的间谍汇报给了巴库的奥克瑞纳。奥克瑞纳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十分欣喜。但斯大林从来就没抓到过这两个代号为“菲库斯”和“米哈伊尔”的叛徒。
党已陷入了混局。索索喜欢用悄然无声的处决来终结混乱,可这一次,他的方法失灵了。他和另一位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是“幽灵”。事实上,孟什维克党人,包括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怀疑,只手掌握秘密警察内线的斯大林本人才是“党内最大的叛徒”。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把党出卖给秘密警察呢?以下是一些对他不利的说法。
斯大林当然培养了沙皇当局中的线人,这些神秘的秘密警察间谍会时不时地向他通风报信。有一次,斯大林正和一位同志走在巴库的大街上,突然,一个奥克瑞纳警官走上前来。“我知道你是个革命党人,”他说,“这张纸条上是即将遭到逮捕的你的同志。”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来到党的秘密据点找斯大林,他刚想进门,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宪兵高级军官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就此事问斯大林,而斯大林则回答这个宪兵是帮助布尔什维克党的好人。
有一次,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对革命党人展开围捕,斯大林刚躲进一个秘密藏匿地,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名为阿尔乔姆·吉奥的孟什维克党人也躲在那里。“没想到你也在!”斯大林吃惊地说,“难道你没有被捕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安慰吉奥道,“他是我的同志。”而这个所谓的“同志”则是一个警察翻译官。后者向斯大林汇报了当天有哪些同志被逮捕--其中包括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并提醒斯大林警察当晚就要抓他。
奥克瑞纳间谍“菲库斯”报告称,有个神秘的宪兵军官通知斯大林和穆季瓦尼宪兵队即将展开对印刷所的突袭。而正如我们上述,他们及时搬离了印刷所。
那么,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
“斯大林会把那些对他有意见的同志的地址告诉宪兵,他想以此除掉他们。” 阿尔申尼泽坚称,“他的同志决定让他接受党内调查审决……然而,就在审决的当口,宪兵冲了进来,逮捕了审决人员和科巴。”乌拉塔泽说,1909 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党指控斯大林出卖了邵武勉”。佐达尼亚说:“邵武勉曾告诉过我:‘斯大林出卖了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藏身处在哪里。’”虽然这三位的话都被作为事实广泛地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接受,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都是被斯大林流放的孟什维克党人。
另一方面,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楚斯大林的身份。巴库宪兵队长马丁诺夫上校直到1909 年12 月才发现“牛奶工”就是索索·朱加什维利--而那时候,斯大林逃离巴库已长达6 个月了。难道他真的被沙皇的高层庇护着?
当我们把所有因素——早在1902 年,他就被怀疑是间谍;他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他总是能从流放地和监狱逃脱
——
都考虑进去后,斯大林是沙皇间谍的说法的确显得有理有据。难道,这位未来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领袖从一开始就是个无法无天、狂妄自大的叛徒?进一步说,如果斯大林是个叛徒的话,那么,在其执掌下苏联所进行的所有革新不就是个骗局了吗?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特别是在“大清洗”时)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这种阴谋论很是诱人,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然而,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是相当不可靠的。孟什维克党人说斯大林背叛了邵武勉,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紧张,但还没有严重到成为宿敌的地步: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位巨人“友好但也有分歧”。在1907-1910 年间,邵武勉只被逮捕过一次。当他于1909 年4 月30 日被逮捕时,斯大林还身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而当他于1911 年9 月30 日再次被捕时,斯大林本人也被关在圣彼得堡的监狱里。斯大林不太可能安排了这两次逮捕行动。
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有时也残忍无情。他自负自大,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和他作对的人都是和历史作对--因此,无论动用什么手段除掉此人都在所不惜。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背叛了某位同志或因此被党内审决的确凿记录。
斯大林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这事貌似十分可疑,实则符合情理。我们可以从奥克瑞纳安插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间谍“菲库斯”那里反讽地了解到以下事件:1909 年11 月,他来到第比利斯参加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科巴(索索)
——
来自于巴库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
的建议下,会议决议要把党员安插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以向党提供情报。”我们可以就此判断,当时的斯大林主导了党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
——
打入秘密警察内部。
收买宪兵和奥克瑞纳军官,获取有关叛徒和警察查抄的情报,迅速安排被逮捕的同志逃亡
——
这是他的工作。只要仔细研究每一则有关他是间谍的传言,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在那些对他最不利的证言中,他也只是在接收情报,而没有给出情报。这些和斯大林合作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一些
——
比如说警察翻译官
——
是革命党的同情者,而大多数只是贪图钱财。
情报世界永远是个市场。高加索地区的警察尤其腐败,他们就释放革命党人明码标价。只要给巴伊洛夫监狱的典狱长150 卢布,他就会为被逮捕的革命党人找一个替罪羊。* 巴库宪兵队的副队长费奥多·扎伊采夫上尉尤其腐败。“很快,所有同志都被释放了,”塞尔戈回忆道,“我们只是给扎伊采夫上尉付了一小笔钱——他早就接受了贿赂。”为了让扎伊采夫释放邵武勉,巴库石油大亨舍巴耶夫付了他700 卢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伊采夫便是私会斯大林的那个宪兵高级军官。1910年4 月,沙皇当局终于发现了扎伊采夫的受贿行径,并把他解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