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十年，新一代农村青年成长起来，他们可能种地都不熟练，未来就是要在城市里打工。
想让他们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回家种地，实在是强人所难
。更何况种地也就是混个温饱，尤其是每家小面积的份地，刨去农药化肥种子等费用，一年到头赚不了多少钱。
那些渴望进城生活的新一代农村青年，城市化也遵循着不同路径。
有的农村青年考上了好大学，毕业后顺利成为了城市白领。在城市找到好工作的他们，顺利的安家落户。但这部分农村青年是少数，
大部分人还是不能通过这种路径城市化。
还有的农村青年在城里，通过做些小买卖不断积攒资本，也成了不错的生意人。别看那些开小吃摊的、开废品收购站的、做汽修的、美容美发的，可能辛苦了很多，但比一般白领可没少赚钱。只不过能做到个体户甚至小企业主的农村青年是少数，大部分人做不到他们的成就。
更多的农村青年，没有好学历，也没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只能去县城或是更大的城市打工。
他们想要城市化，往往还是要在县城买房。毕竟哪怕他们在大城市打工，所得收入也很难买得起大城市的房子，只能退一步求其次在自己家乡附近的县城买房安家。
这一方面是因为
农村婚姻市场女方家庭话语权大
，这一点在我们之前对彩礼的文章中就有体现。女方家庭除了要求彩礼，还会要求男方家庭在城里购置房子，这个“城里”是县城也可以的。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之前在《
农村孩子绝望的军备竞赛
》里提到的那样，
撤点并校等一系列原因造成县城的教育质量好于农村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考虑，也要在县城买房，以便取得县城学校的入学资格。
但是县城能提供的就业不足，所以只有一小部分在县城买房的农村青年能在本地就业，其他大部分人只能背井离乡去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或省会等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县城最好的工作是“吃公家饭的”，比如公务员、医生和老师。这类体制内工作，
只要当地地方债问题不大，收入就稳定
。他们有编制，还有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受人尊敬。
但这类职务门槛较高，岗位较少，不能解决大多数留在本地就业的农村青年。
更多农村青年，就在本地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影响力不大）工作，收入较少。男性可能进工厂，或是从事当地的服务业，一个月收入能有三四千元。有一技之长的，比如会开挖掘机，就能比没有一技之长赚更多的钱，但这也要看周边开工多不多，以及和当地土木行业从业者的人情关系。
到了结婚的年龄，男方未必能攒很多钱，往往是父母帮助男方操办婚事，支付彩礼，拿出积蓄帮助小夫妻在县城购房。女方的工作也较为局限，在饭店当服务员、超市做导购等，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元。
小夫妻的工作收入不算高，也不算稳定，往往也没有社保。
综合下来，小夫妻在县城本地就业月收入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等到有了孩子，这笔收入就显得捉襟见肘。房贷要还，子女的吃穿用度和教育都要花钱，自己的生活费与朋友的社交往来也要花钱。这些花费加起来，就能把小夫妻微薄的收入抵消一大半，这样一年到头攒下的钱不多。
假如女方生孩子后选择不工作带孩子，就又少了一份收入，家庭财务负担更大。
为了撑起小家庭，上一辈往往还要出外打工，以补贴小家庭，到老也无法实现退休。或是上一辈参与到小家庭中，帮助带娃。
这样的家庭显然抗风险能力欠缺，未来生活中还有更多风险等待他们
。比较明确的，比如通货膨胀造成每年的生活开支增大、孩子教育费用增加等。未知的，比如家庭成员，尤其是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出问题等，都会影响到家庭的稳定。
如果这样的家庭有了积蓄，有可能在县城自己搞个小买卖，做起个体户或者小老板。还有一种可能是敢想敢干，回到村里搞养殖业，这样的资金投入很大，往往需要贷款，而且风险很大，假如碰到意外就容易赔本。
当县城工作少，而且可选择的工作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开支时，这些在买房的年轻人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到更发达的地区打工。
在过去农民工大多在第二产业就业，城里打工往往等于进工厂。
随着机器换人的不断推进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脱离工厂，进入了第三产业中
。2018年，中国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首次过半。
正如我们之前在《
机器换人，人就失业了？
》里提到的那样，机器换人主要替换掉了很多低端、技术性弱的工作，剩下的低端岗位往往用临时工的名义招聘，而留下的正式工多有高级技能，收入增加。
于是农民工的就业开始分化，中等技能和中等工资收入的就业岗位减少，低技能、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和高技能、高工资就业岗位数量增加，农民工收入差距扩大。
而且工厂的工作不仅疲劳，有时候还很危险，不仅折磨肉体，也在精神上难以忍受——连续十多个小时在单调的流水线上重复动作，必须时刻紧跟流水线的节奏，对人的精神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送快递、送外卖、开滴滴、做代驾这些新兴工作
，除了收入可能更高之外，也有精神上的考虑——在城里奔波送货虽然也很辛苦，但比起单调的流水线还是精神上丰富一些。更何况流水线上手机要被没收，而送快递的闲暇时间还是可以玩玩手机的。
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家庭，有的是夫妻双方一起出来打工，有个照应，
有的厂子也会以给配偶提供工作来吸引农民工来打工
。也有的是分隔两地，在不同的地方打工，以赚更多的钱。
在外打工，为了赚更多的钱，往往加班加点，年幼的孩子没法照顾，只能托付给还在村里的父母照顾，一年到头可能只有春节能回家看看孩子。
他们在县城购置的房子也往往空置，可能会在孩子上学之后为了照顾孩子，女方会结束在外打工的生活，全职带孩子或在本地县城找个工作，回到县城的房子居住。
经济发达地区的工资会高一些，足够节省攒钱也会多一些，等有了一定资本还可以回县城做小买卖。
过去，由于大城市户籍制度较严格，门槛较高，农民工落户困难。如今随着年轻人口减少，大城市“抢人”主动了起来，农民工落户大城市的门槛降低。在大城市工作多年的农民工，出于孩子教育等多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大城市落户。
尽管近些年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了，但相比起本地城镇户口的人，仍然存在收入歧视现象。
哪怕本地农村户口，在县城打工，也会遭遇户籍歧视，单位时间工资比起相似工作的城镇户口职工减少6.4%。外地来的农民工就更惨了，会受到户籍和地域双重歧视，单位时间工资都快打九折了。
所以农民工有着更严重的“工作贫困”问题，就是即便努力工作，仍然陷入贫困，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工作当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有研究显示，在苏州市、无锡市、泉州市等八个市区，
2013年时不到五分之一的年轻农民工工作贫困
，四年后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农民工的工作贫困了。
首先，不论是在工厂里打工，还是做快递员、外卖员等，
大多数农民工是属于非正式雇佣，连社保都没有
。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工作不稳定，全国性社保制度体系暂未打通，单位也愿意规避给他们买社保的义务。有的厂子进去还要通过中介，签劳务派遣合同，要受到中介的先一步盘剥。
所以那些非正规受雇者，如散工、零工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缺少劳动保护的农民工更容易陷入工作贫困。他们在和企业议价时更缺乏实力，风险也更大。比如前段时间某平台骑手猝死，
由于是非正式雇佣关系，平台一开始只打算赔偿2000元，后来在网上群情激奋，才变为60万抚恤金。
其次，由于高技术、管理类的职位工资更高，那些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工作（农林牧渔和无固定工作）的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也更大。
最后，让农民工陷入贫困的一大因素是生育。
只要生了孩子，无论是家庭完整还是家庭破裂，农民工都更有可能陷入工作贫困的境地
。生的孩子越多，贫困的可能越大。这说明在工作地点抚养孩子的成本很高，所以农民工的策略往往是将孩子放在家乡，由父母来抚养。而这又会造成留守儿童问题。
写到这里我甚至有点理解三和大神了，他们本来就学历不高，找不到好的工作，去厂里打工累还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如做一天玩三天，不考虑攒钱，也不考虑成家生孩子。
只要不想这些事情，生活成本就可以很低
，现在也饿不死，毕竟填饱肚子的挂逼面还是便宜的，深圳的冬天也不算冷，凑凑合合睡大街也都可以，实在冷了，睡便宜的床位也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