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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经济学家告诉你原创首发
英国业余女演员尼古拉·索普，作为伦敦金融中心一名临时接待员去公司报到时，主管要求她穿高跟鞋，索普是拒绝的，所以她失去了这份工作。
愤怒的索普发起了请愿，呼吁政府制定法律，以确保没有任何公司能再要求女性穿高跟鞋去上班。这项请愿已经获得了15万人的签名。
两个议会委员会围绕此事展开调查后发布了一项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坚持让她穿高跟鞋的外包公司Portico违反了法律。报告还称，现存的法律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打破陈旧和有性别歧视色彩的职场规则。（《纽约时报》1月26日。）
法律不等于真理，与真理南辕北辙的法律多如牛毛。比如“英国2010年的《平等法》(Equality Act)禁止工作场合出现基于性别、年龄或性取向的歧视。但是，女性支持者和法律专家们称，该法律并未得到普遍执行。”
该法律当然不会得到有效的施行，上有法律，下有对策。促进女权的法律会给企业什么感觉？嗯，雇佣女性太麻烦了。以后要少雇一点。促进女性权利的法律总是在伤害女性。这方面的经济学分析多如牛毛。
在电视节目里，索普举着一双她的临时主管认为不合适的平底鞋说，“我拒绝为一家要求女性化妆、穿高跟鞋或裙子的公司工作。在2017年，这种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人们说性别歧视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但当一名公开承认自己曾性骚扰女性的男性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制定保护女性的法律就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一次高跟鞋事件成就了一个新的网红，一个人的抗议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抗议公司要求自己穿裙子、化妆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这些抗议有道理吗？当然。一个人可以收集签名、到处演讲反对许多公司的着装规定吗？当然。
这一切都无可厚非。这是一个人的权利。
面对你认为错误的东西，你当然有权反对。你当然可以为了改变这些“谬误”而施加舆论影响。你的行为天经地义，唯一可恶的是这些诉求自始至终都指向立法，都要求借助法律的暴力强制来实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
这是对法律的迷信。我是女性我有理，所以要立法；我们人多我有理（十五万人签名支持），所以要立法；因为立法了，法律即真理，所以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你必须改变。
这其实是一种流氓思维。是习惯性的借助强制暴力来要求别人做出改变。强制性暴力只有在制止和惩罚对产权（身体和财产）的侵犯时才是必须的。要求女性穿高跟鞋、化妆，到底侵犯了女性的什么呢？就像一些男性吐槽的，公司还要求他们西装革履呢！
一些公司的这些服装规定正确吗？有道理吗？当然可以质疑。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去那些没有着装规定的公司。也许那样的公司更自由更有活力。也当然可以公开的反对、批评。人有权到处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但是人没有权力强制别人去改变。推动关于高跟鞋的立法的实质是：我们要立法啦！我们要借助国家暴力啦！
自由是一个中性词，自由并不总是让人感到美好的。自由就意味着我们承认别人有保持偏见、并且按照他们的“偏见”行事的权利。如果我们想改变别人的“偏见”，让他们接受我们心目中更“正确”和“进步”的思想观念，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语言或行动去说服他们。我们可以演讲、写作、在电视节目中大声疾呼，可以自己办公司，让他们看到没有着装规定的公司更有竞争力。我们唯一不应该采取的方式就是谋求暴力强制的手段去改变，没有人会喜欢这种方式。如果别人要用这种方式改变我们，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是被迫的，我们不会心服口服。
早在1944年，米塞斯就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政府对工商业和许多公民事务的干预范围的扩大。”这种特点时至今日并没有什么改观。政府权力（或者司法权力）的扩张常常是以新增立法的形式来实现的。习惯性的用立法的方式去改变他人，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一种病症。
2016年年底，心理学家武志红出版了他的新书《巨婴国》。这个书名的指向是心理学意义的，我们若展开联想，那些遇到问题就呼吁立法，遇到问题就寻求政府的人们，何尝不是政治学层面的巨婴？举目望去，我们何尝不是活在一个又一个巨婴国？
米塞斯说：“那些想让同胞有所改变的人，只能采用说服的办法。这是唯一民主的改革方式。假如一个人无法让别人相信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应当责备自己的无能。他不应要求制定一部法律，也就是说，借助于警察的强制。”（《官僚体制与反资本主义的心态》.）
那些遇到高跟鞋之类的问题就习惯性的呼吁立法的人们，那些迷信国家权力的人们，是多么有必要听听这段清醒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