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按：
今天晚上，做書会与大家一起观看电影《天才捕手》。
一位编辑的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段，被改编拍摄成电影，不知道这是不是能令当下正在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心生安慰。但我们相信，除去被电影放大的编辑和作者之间细碎丝缕的关系能感动你之余，更深入想被人了解的，其实是编辑这份职业的谦卑和寂寞。
今天推送这篇文章，是两年前的旧文，是电影主人公珀金斯的传记《天才的编辑》上市时的活动实录。演讲人是理想国品牌创办人、出版人刘瑞琳老师。刘老师因故不能出席晚上的交流环节，电影开始之前，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她心目中的《天才的编辑》。
时间
3月17日（周五） 19:00-22:15
地点
北京橙天嘉禾影院凤凰汇店 2号厅
签到
可凭付款截图、昨日通知短信签到入场
签到时间截止：19:10
入场时间截止：19:30
请注意
按活动签到顺序入场，不对号入座
座位先到先得，请安排好自己的到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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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服从场内工作人员的引导，不可帮忙占座
主办
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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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编辑：没有创造的创造
演讲 | 刘瑞琳
时间 | 2015年7月
今天来到这里，还是很紧张忐忑的。
我虽然从业20年了，也算积累一些经验教训，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对一的个体经历，可以分享，但很难借鉴。我相信在座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经验一脑门的故事，我也希望能分享到你们的经验和故事。
今天的引子是《天才的编辑》，这本书的名字无论是英文表述，还是中文表达《天才的编辑》，都是双关语，我们不妨只取其中一个意思：给天才做编辑，或者说跟天才一起工作的编辑。从这层意思上借题发挥，我会自然一些。
无论怎样，有一点令人自豪，就是我们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天才的编辑》）。我很迷恋书里对于编辑与作者一起工作、彼此交流的细节的描述。
在我们这个商业标准、快餐消费几乎解构掉一切美妙的东西和感觉的时代，我认为，这本书是向那个文学创作充满勃勃生机，为一个故事、一句表达，作者和编辑都字斟句酌的时代表达致敬，是为了缅怀那个被文学滋养并滋养了文学的时代！
每一个有志于从事编辑的人都可以读读这本书。翻译这本书的彭伦，也是一位好编辑。前段时间，他还跟这本书的作者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访谈，马上会发在上海书评上，随后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在座的，或许有的朋友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很厚，但很精彩，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
我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编辑最大的难度，不是面对书，而是面对人。人永远都比书重要，也永远都比书难。
珀金斯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对作者永远有一种“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他非常理解和体贴人性，非常善于顺应并挑战人性，也非常会尊重并扭转人性的弱点。记得经济学家张维迎有一句话：成功的企业家，一定对人性有透彻理解。出版人更无法回避这一点，因为有天赋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都是有个性并且任性的。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件事情，我们的员工惹恼了一位作者，员工觉得很委屈，「我又没违背法律与合约」，可是我说「不违背法律与合约，这要求太低了，体贴一个作者应该从人心人性的层面去考量」。这是编辑工作有意思，也有难度的地方。也是编辑工作中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我也是因此才说，经验是个体的，很难copy，只能自己去做去悟去经历去感受。
我今天想说的不是珀金斯的才华与天赋，而是他与我们，与在座的诸位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只是普通人。然而，即便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也可以和那些才华横溢的天才一起工作，甚至共同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
珀金斯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编辑的座右铭：
你们必须记住的第一件事，是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完完全全来自他自己。
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之一的珀金斯对于自己的一个定位。作为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这些文学巨匠的幕后推手，他最后会这样定义编辑的角色，会不会让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人有一点失望呢？
最近我也在微信上读到过几篇编辑谈自己如何做书的文章，可能这是一个强调交流、互动的年代，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位编辑娓娓而谈如何为一本书费尽心力，如何设计了十多个封面最后选择了这一个，如何取了几十个书名最后确定了这一个，如何与多少名人锲而不舍地联系最终获得他们的推荐，如何与各个跨界的机构联系而制定了出人意料的营销方案，最后，这本书又如何登上排行榜，获得哪些奖项，或者虽然不畅销，但已经成为编辑生命中无法忘却的一段历程，等等。
作为一个编辑，我很能理解写这些文章的编辑的心理，我也很欣赏这些文章里体现出的工作激情，但看得有点多了之后，会感觉到有些遗憾，有些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最后往往成为了一种心灵鸡汤式的东西。
我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只是感觉越来越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把编辑的本分，变成了一种有点夸张的自我欣赏式的东西。在这样的文章里，我们很少看到对于作者、作品本身的一种严肃思考，相反，更多看到的是编辑的小心思、小情绪。结果呢？我们看到市面上到处是千篇一律的类似标题党杜撰出来的书名，千篇一律的小清新封面，千篇一律的夸张书腰宣传语。这些东西，可都是我们的编辑做出来的。
这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生态，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被一种比较浅薄的商业机制所主宰，而编辑，在这个机制里面，似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因此还有点沾沾自喜，有点自我欣赏。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珀金斯的这番话：「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吧，什么叫境界。他这话说的很谦逊，但也很自尊。
为什么说自尊呢？我想这是一个人面对真正的文学、面对真正的文化时的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他知道真正的创造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时间最终会淘洗掉什么。他知道什么是天才，他也知道自己的本分。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知止而后有定」。这种安定的心，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品质。
我不是说编辑所做的事情不重要，相反，我认为这些很重要，无论是文稿的处理、设计的沟通，还是对营销宣传的参与等等，我也会跟我们的编辑强调这些事情。但随后我会说，与一本书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相比，这些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一本书的价值，几乎完完全全来自作者独特的创造力，而编辑，只是协助作者释放他的能量。编辑不曾创造过什么，但他可以参与创造。这是我对编辑的理解。
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一些说法，比如「如何操作一本书」，「如何打造一个作者」，其实心底里是排斥的。「操作」「打造」，这样的说法，何其张狂。似乎和我们心中对于文学、对于文化的一种敬畏心相去甚远。现在还有一种趋势是把书当作一个产品，编辑成了产品经理，我承认这里面有一种商业的合理性，但从文化的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一种异化。
珀金斯之所以会说得这么谦逊，是因为他把文学看得很高，把作者看得很高，所以才把自己放到很低的位置上。而现在，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呢？
在座的诸位，肯花钱来到这里，但愿你们不会期盼这个讲座，能提供一套做书的模式，一套商业机制，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成功的产品。那么，我先在这里给大家泼一点冷水，这样的模式、这样的商业机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难以复制的，或者，从根本上说，不那么重要。我看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有一句话：说珀金斯「了解他这一行的所有诀窍」，但「他已经厌倦这些了」，我立马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释然。
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对于文学、对于文化的敬畏与尊重，是我们对于作者、对于才华的敬畏与尊重。这种敬畏与尊重，我希望可以成为每一个编辑开始自己编辑生涯的一个起点，并伴随编辑生涯的始终。这大概是我读《天才的编辑》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其实，我们（编辑）和每一个作者，差不多都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以前有一篇报道，名字很耸动，叫「广西师大出版社是如何搞定陈丹青的」，我听了觉得很不舒服。我估计陈老师听了会更不舒服。我们和作者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搞定」或「搞不定」的问题。我觉得，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都应该是书，为了创作和出版一本有价值的书，就像珀金斯所说的，「没有什么比一本书更重要」。而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也应该是出于对于一种文化愿景的共同追求。
从这一点上看，理想国真的有一点像一个文化人的共同体，我们的很多作者，其实像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一样。能够与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一起工作，是幸福的。我知道，这样的状态非常难得，因此也倍感珍惜。
2010年，成立「理想国」的时候，我们就说：理想国是一个容器。为什么说是容器呢？因为容器有自己的界限，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底线，但它又是空的。唯有我们保持空的状态，我们才能去容纳作者们的文化梦想。
这里我所说的「我们」，已经不仅仅是「理想国「这个出版机构、文化机构了，而且是包括了我们的许多作者，甚至关心和支持理想国的伙伴们的共同愿景。
有一次，我在深圳的好朋友晓昱给我介绍了一位企业家，他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让人敬重，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资助。当然，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他还发动朋友们弟兄们一起来，最后我们成立了理想国文化基金会。首批推出的项目就是「理想国译丛」和「理想国讲堂」。
说实话，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企业家，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但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手里拿着一本叶企孙的传记，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对于这位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宗师的尊敬，以及对其遭遇的慨叹。接下来我们谈书，谈文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他叫杨向阳。
在他和晓昱的帮助下，我们建起了「理想国基金会」。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就可以吸纳更多的有文化理想的人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也可以开办理想国讲堂，让杨奎松这样的学者的能量得到更大的发挥，还可以创造条件集合梁文道、许知远、刘瑜和熊培云来为我们主编大型译丛。接下来，「理想国基金会」还会发起或赞助更多的公益文化项目，去做一些用商业方式难以做到的事情。
而［看理想］视频节目，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得到壮大，除了已有的梁文道、陈丹青、马世芳三档节目，贾樟柯、杨照、蒋方舟以及其他很有分量的文化人士也会积极参与。记得当时在视频发布会上，我吹了一个牛，说：「我们不仅是来做视频的，我们也是来改变视频的。」这个牛吹得有点大，但却是真心的。视频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应该树立起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从做出版，到做公益文化活动，到做视频，「理想国」究竟接下来还会做什么，我们其实并没有刻意的规划。我们几乎没有做过那样的商业计划：今年的码洋是多少，明年要达到多少，五年之后要达到多少。
我们更多地是在盘算，我们能做什么，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会从作者出发，从他们的资源和创造力出发，进行整合、设计，然后一点一点地落实，做出我们期待的东西。
理想国成功吗？这个问题不会纠缠我，我也不大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但某件事情没做好，我会焦虑；辜负了作者的期待，我会焦虑。作者发信息催问事情的进度，我会焦虑，因为这说明我们团队的效率出了问题。当你与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时，你必须是全神贯注着去奔跑的。
是很累，但是你没有时间去感觉累。不知不觉中，也许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做出来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你当初的想象。
或许我可以这样说，理想国的商业是非商业的商业，正如我们提倡：编辑的创造应该是没有创造的创造。我们通过呈现最好的书赢得了市场，同时我们心甘情愿地服务于才华。
回到珀金斯，我相信我很能理解他所说的：编辑什么也没有创造。但我想补充一句，就是：
我们只是帮助有创造力的人完成了创造。或许可以称为「没有创造的创造」吧。
这样的一种感觉，让我觉得很踏实，也很充实。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愿意投身编辑这项工作的理由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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