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场姑娘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57 个故事

“花场”，又称“歌舞厅”、“夜场”，是姑娘们和大老板夜间出没的地方。

用“各取所需”来形容这帮人大概会比较恰当。花场的姑娘们大多来自附近高校，也有刚刚步入职场的白领，像我一样抱着赚钱的目的接触这个认知中的“新行业”。

而光顾花场的老板们则是鱼龙混杂，大多时候你只能看见他鼓鼓的黑色皮夹和手中一沓沓的毛爷爷。但从对话的字里行间，你能猜到他们多是成家立业，或离异丧妻，有些辗转各省市忙生意，有些则经营着自己的小馆子。

带我入行的艾米是隔壁学校的朋友，我们经常接各种活儿赚外快。那天我正巧提到正在接手的外模经纪人工作。

“你唱歌怎么样？不走调吧？”

“不啊，怎么了？”

“跟我一起去做花场吧，每天晚上唱首歌就能赚四五百块。”

我心动了。从大二的那个冬天开始，我便和艾米一起出入不同的花场，直到一年多以后，我彻底离开。这个地方带有一种腐蚀性，就像温水煮青蛙，把你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情感的期待消磨殆尽，直到肌肤溃烂你也感受不到疼痛。

这些花场，有的装潢成剧场礼堂的模样：大舞台、闪光灯、连排椅、甚至还有二层看台；有的隐匿在破败的写字楼、市区边缘的居民房、无人问津的商业区内。有的花场大大方方地在门口挂上“XX歌厅”、“XX夜总会”的门牌；有的仅一扇防盗门，按下门铃，门一开，走进后一股旧世纪皮制沙发的味道。

第一次去的场子隐匿在居民楼内，这个场子是艾米认识的另一家花场老板推荐的。每个场子都会有一批固定的演员，如果恰巧碰上当天的客人多了，场子之间便会互相“借人”，来充个人场。

在艾米的叮嘱下，我穿了一件吊带黑裙，脚踩黑色皮靴，再穿上厚实的大衣来抵御寒风。艾米叫了辆出租开进学校来接我，“对，就是要这么穿”，她一脸满意的样子。在出租车上，她戴着耳机唱起了歌，唱的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播音专业的她声音宏亮而有磁性，我把头靠在后座的垫子上，闭上眼睛，脑海里一片宁静和空白。

下车后，艾米给接应的人打了好几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个姑娘从楼里出来接应。楼内没有电梯，我们爬上三层，顺着一扇毫不起眼的铁门走入，在门口换上高跟鞋，存放好外套，一身清凉地去见里间的客人。一见着人我们就像切换了一种行为模式，满脸笑意冲着坐在沙发上的老板们问好。常来花场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名号，“三爷”、“二哥”、“五爷”等等。待我们这两个新人敬完酒之后，便默默坐到一旁，听着场内人的闲言碎语。

常驻这个场子的几个姑娘，很熟练地倚靠在老板们身上，有说有笑，两只手也闲不下来，一只手不停地用牙签从盘子里串起水果，送进老板们嘴里，另一只手又赶忙抽来几张面纸，擦去他们嘴边的残余。老板们翘着二郎腿，忙活着抽烟、搂肩、摸腿，跟例行公事一般。

这匆匆的一趟，倒是让我对花场有了基本的认识。

艾米

艾米对于未来有着周全的打算，至少从别人眼里看来如此，“考研是必须的啊，播音这条路我是走定了”。这样强势而特立独行的人，在一个充满嫉妒和攀比的学院，往往会招来不少恶言恶语，但她反倒是一副当局者清的样子，毫不在意。

那年的11月份，正好到了艾米的生日，她喊上我和另一个关系不错的女生，打算请我们吃饭。校园周边总会有数不清的衣服店小吃摊，经过一家蛋糕店的时候，我买了一个蛋糕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那是一块玫瑰花装饰的蛋糕，有12寸大，是艾米自己挑的。

跟着走进她的学校，找到一家可以正常点菜的餐厅，我们坐了下来。艾米却突然开始流泪，哭声从潺潺小溪变为汹涌瀑布，我们一时不知所措，只能无力地安抚。

“你怎么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艾米哭。

 “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正常的生日，没有人会给我买蛋糕，在学校我就只有一个朋友，是我同学院的学姐。”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我招谁惹谁了？学院的人和宿舍的人都是，我不过是做好自己，却要被别人骂。”

抽泣了一阵后，她又缓了过来，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我们点了些吃的，唱了生日歌，没办法指使餐厅把灯关掉，就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她吹了蜡烛睁开眼，一切似乎都安好。

大二结束时的那个暑假，我和艾米一起在学校附近的“付村”租房。那段时间里，她常常会提到一个男人，总是在朋友圈设置分组发一些抹去姓名的、他们两人之间的聊天截图。

艾米是在刚开始做花场时，认识的那个男人。当时艾米待在舞台型的大场子，男人常常去了就包下一个桌位，看演出，打花捧场，专捧她一个人，却从来没提过什么要求。花场歌手总会在表演结束后，挨个到打花的老板桌前敬酒，这么一来一去之后，终于在某次饭局上，他们有了深聊的机会，很快地陷入了一段恋爱关系中。

男人大她十二三岁，是个生意人。生意场上免不了牵扯一帮兄弟朋友，艾米也经常跟随出入饭局。一次在饭局上，男人的一哥们儿喝多了，硬是要灌艾米酒。在这样的场合，男人们默认不喝酒就是不给面子。他刚要替她顶下来，艾米一气之下把酒喝了个干。“我有时候真的特烦他这帮兄弟，但跟着他我也就认了。”

在他们恋爱一段时间后，男人开始要求艾米不要再去花场工作。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和自尊让他无法容忍她以这样的方式为生。艾米却很坚持，她说自己只是唱歌赚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里很清楚。两人在这件事上却都十分强势，这样的拉锯战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做出让步。

“他真的对我很好，但我不希望他总是干涉我。”离开男人后的艾米，依旧念着他的体贴与好，每次提到他，嘴里总是夸赞和惋惜，似乎这个人为她带来了不少温暖与改变。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深爱和别离，都是痛苦的。

天使歌厅

我第一个常驻的花场叫“天使歌厅”，场子的主人菲姐是个美丽的女人，30岁上下、短发、五官精致、皮肤白嫩，据说年轻时混迹多个场子，备受欢迎，很快便脱身单干，开起了自己的歌厅。

和其它场子相比，菲姐的场子显得清爽有格调，甚至可以说，更专业一些。这里有单独的化妆间，齐全的演出服装，舞台总是一尘不染，边上还有一根“稍显碍眼”的钢管。上班第一天我才知道这里还有开周会的习惯，菲姐提到歌厅的开会制度和奖金制度，会议在每周周初进行，而奖金制度则是和每周所有人的“打花”记录相关。所有人的“战绩”都会被贴在门口的墙上，每个月排名第一的可以拿到1000块奖金。

图 | 我工作过的“天使歌厅”

“打花”和“开场”都是这里的行话。说到“开场”，这意味着表演要开始了，每个姑娘的表演时间不等，一般只有半首歌的时间。结束后，老板们会从肥大的钱包中掏出几张红票子，递给场内的服务生，服务生把红票子摊开示众后，转交给台上的歌手，台下人看一眼便知道台上的姑娘能到手多少钱，这一系列行为被称为“打花”。

每一笔花，通常都会以“四六分”的方式，“四”给到姑娘们，“六”归场子老板所有。

打花的金额往往是有讲究的，被老板看上的姑娘，打花的钱是其他姑娘的3-5倍多，其他人拿到的钱则是一样多的。当然，“被看上”往往是一件有代价的事情，并不是单纯靠皮囊靠歌喉这么简单，“会来事儿”，甚至能接受被“包养”，才可能为你带来更多的金钱收益。

介绍我来“天使歌厅”的姑娘是音乐学院的，那时她已经不在场子里干了，偶尔捧她的老板光顾，菲姐便会把她喊来。对一切都驾轻就熟的姑娘往台上一站，歌唱半首，四五千块的“花”就打了过来。她满脸笑意，下台后便径直走向那个一脸慈祥、约莫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沙发上依偎在一起，十指相扣。

奔波于场子和学校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对于一心赚钱的我来说，半夜打车回学校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于是我常常选择寄宿在场子的沙发上，或者在附近的KTV匆匆闪入一个空包厢，抱着背包度过剩余的夜晚。

圣诞节是个重要的日子，也不知道这套规矩是怎么定下来的，但在这一天，所有花场的老主顾们都会现身，挨个场子走上一圈，给每个姑娘打上一笔“花”，实则是给各家花场主人一个大面子。圣诞节可是个“敛财”的好日子。

“哟！四哥来啦！”歌厅里身材最丰满的姑娘喊出了声，“圣诞节刚过，就又跑来玩啦。”

“是啊，这不想看你跳钢管舞了。”这个被叫做“四哥”的男人肥头大耳的，对这里熟门熟路，就像回家似的。

丰满姑娘顺势绕到了厅里的钢管旁边，开玩笑地说，“那我就来秀一段。”

“别逗你四哥了。”菲姐笑着从化妆间走出来，淡淡的妆容，却完美地修饰着少女般的脸庞，“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说着便坐到了四哥身边。

“想听你唱歌了呗。”

“真的假的，又来这一套哦。”

“当然是真的，就是想听我们菲姐唱歌了。”

“听什么？”

“《浏阳河》吧。”

菲姐似笑非笑地瞪了他一眼，转身拿起话筒，一边喊话“小贺，帮我点一首”，一边等待着前奏的开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菲姐开嗓，把我深深惊艳到了。本来对菲姐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个皮相很不错的女人”上，却从未想过她的歌声这么动听。

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在这2、3分钟时间里，她就像身处于空无一人的地下道或热带森林，变得异常沉静。我猛地想起了菲姐曾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个人很不会讲话的，不会来事，你们要多学学，别像我一样。”

曲终，一片掌声，大家你一言我一嘴：

“菲姐太牛逼了！我都没脸上台唱歌了。”

“菲姐就是深藏不露，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哈哈哈哈哈哈。”

菲姐就像个小女人一样，靠到了四哥身上。

“开场了啊，小贺，你帮着点下歌。”

小贺是这里的服务生，花场里一般会配备一个服务生，通常都是男性服务生。

菲姐开始像场子里的普通女孩们一样，剥着水果，送入四哥的嘴里，四哥搂着她的肩，整个人很放松的样子。

“诶我最近看椰子冻特别火买了好多，拿一个给你尝尝。”说着菲姐便站起身来去取。

四哥懒散地摊在沙发上，突然看到了桌上放着一根夜光棒棒糖，缓缓坐了起来，“这玩意儿有意思啊”，他看了好几眼，“我要带回去给我女儿玩玩”，说着就把棒棒糖揣进了口袋。菲姐刚转过来的脸顿时僵了一下，又很快充满笑意，撒娇般地说，“你快尝尝这个椰子冻啦。

男老板的“夜总会”

在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又换了一家工作时间更灵活的场子，也认识了隔壁学校的笑笑和明明。

每个在花场工作的姑娘都有自己的艺名，我一开始选择了“小兰”这个名字，到了新地方后却被告知跟其他姑娘重名了，我便改成了“小环”。

同处一个年级的我，跟笑笑和明明很聊得来。在我刚来新场子的时候，她们俩已经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

李哥是花场这一行少见的男性老板，这也注定了他在刚开起场子的前一两个月，总是回不了本儿。

男性老板总是不如女性老板吃香。女老板多为30岁上下，年轻时在各个场子颇有名气，受到不少老板的追捧，等时机成熟，她们便开起了自家的花场，养着自己的一批姑娘。

这些都是从笑笑和明明那里听来的。“李哥净请老板们喝酒，能不亏么？不过也没办法，他也只能靠酒水和称兄道弟来留住客人了。”

这天晚上，李哥和老板们高谈阔论着，“现在成都、深圳也有不少场子呢。什么时候出个差还能去玩玩。”尽管演艺歌厅随处可见，但这种隐蔽性极强的小型花场，竟然也确确实实存在于全国各地。

每个花场里的摆设似乎都大同小异，皮制沙发有着一道道的褶皱，玻璃茶几上永远摆放着满当当的果盘，西瓜是永远少不了的角色，正前方的小舞台有三个拳头高，边上杵着一台被磨得发亮的KTV点歌台，吧台在靠角落的位置，架子上摆满廉价啤酒和空空的洋酒瓶。房间里总有一股“地下室”的霉味儿，暗淡的红色绒布窗帘，遮住了深夜窗外的灯火，楼层的那一边，正是入睡时刻，而这一边，演出才刚刚开始。

明明背后有个固定的金主“张哥”。张哥是一个内敛少言的人，但他常常来场子里看明明，给她打花的时候“毫不手软”，一晚上我们只能拿到六七百块钱，但明明总是可以入账两三千。

那阵子，明明正计划着和同班一个暧昧对象一起去香港，她翻开手机相册跟我分享男生的照片。

“他知道你晚上出来兼职的事情吗？”

“知道啊，我朋友都知道我在这里唱歌。”

“他们不会觉得奇怪吗？”我一脸疑惑。

“他们上回还来这儿接我呢！没事的。”明明似乎一点也不介意。

我来到这家花场工作是因为先认识了明明。每回加了新的微信好友后，我都会习惯性地去翻翻他的朋友圈，当时明明的朋友圈充斥着瘦高腿长的照片，以及各种吃喝与自拍。

三爷

在我来到新场子的隔周，一个被称作“三爷”的人出现了。这个男人梳着油头，披着貂毛外套，夹着略鼓起的黑色皮制钱夹，个子不算高，但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不同于其他男人的特别气质。

“哎呀三爷，难得来一趟啊！”李哥一见到三爷就激动地迎了上去，满脸堆笑，嘘寒问暖起来。

“这阵子刚忙完不就来了，别一惊一乍的。”三爷倒是稳稳当当地吐出几句话，坐了下来，从包里掏出一盒雪茄。

开场前，三爷和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

“最近儿子出国留学，清闲多了。”

“您这忙得还能顾上孩子吗？”

“这不能不管呢是吧，哈哈哈哈哈哈。”

“还记得那会儿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就是学习读书，没别的。”

“啊三爷是南开毕业的呀！”几个姑娘露出了兴奋和欣赏的目光，继续听着他的滔滔不绝。

后来不知聊到了什么，三爷开始谈论起“梦境”。

“梦其实就是一种潜意识，越是荒谬的越带着一种现实的痛苦和情感冲动。当然也很难说啦，可能你家养的猫一下子跳到身上，梦里的你还以为是地震了。”

“那本书叫什么来着，关于梦境的？”三爷边说着话，烟灰从那根手指一般粗的雪茄上落下。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我脱口说了出来。

显然，三爷展露出来的些许学识和谈吐，勾起了所有人心中的一股崇拜，那一瞬间，我似乎也掉入了这个迷魂阵：“他似乎和其他男人不一样”，“他很聪明”，“他的经历迷人极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思绪涌了进来。

但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来到这种地方呢？

长期以来，我都试图理解着这些光顾花场的老板们的动机，但同时也“厌恶”着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这是一种莫名的属于我自己的“洁癖”感，但相比其他人的乌烟瘴气，三爷似乎显得“高雅”了一些。

隔天，三爷又来了。

尽管这里没有“天使歌厅”那么讲究，但换衣间里却有近百件的、不知从哪里淘来的二手礼服。我匆匆换上选好的裙装，准备到舞台前的沙发上坐会儿。还没待我坐下，三爷便冲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穿着一件白色露肩礼服，疑惑地走过去，“三爷好。”

他抬手帮我把礼服侧面的拉链往上一拽，顺势搂了一把腰，让我坐到他身边。一瞬间，那股“厌恶”的情绪又从心底冒了出来。就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温度不断超出临界点。

“我去一下厕所啊三爷。”假借这个名义，我匆忙地逃离了他身边。

这天我们很快地开场表演，打花，结束后大家开始闲聊起来。聊到学校和专业，一个叫“小兰”的在校姑娘很快接上了话匣。

“我去年假期在老家还办了补习班，赚了不少钱呢，而且我现在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副部长。”

三爷笑了笑，“那你最后不还是在这里唱歌？那些东西都没什么用。”

小兰愣了个神，没有反应，李哥又接连挑起了其他话题。

我似乎看到了一种“阶级优越”和“身份默认”，包括我在内的，在花场干过的在校姑娘们一波又一波，我们就像一种“消费品”或“可用金钱置换的服务者”，无论我们的社会身份如何，那些在校的姑娘们有多么优越的成绩，那些白天坐班的白领姑娘们工作有多么拼命，来到这个地方，所有人便被绑上一种无可辩驳的身份，这让我感到痛苦。

图 | 大学毕业后顺路回到第一家歌厅，满眼破败

姚姐

在这个行业，年轻就是优势。如果你到了岁数（步入30大关），还没有混出点名堂，还没有几个捧你场的金主，可能就危险了。

姚姐是场子里年纪最大的，约莫28上下。她肤色黝黑，身材纤细，歌喉略显沙哑。她常常是独来独往，我不知道她白天是否还干着份正经工作，或是只靠晚上这份工过活，我们很少有机会能跟她说上话。

姚姐非常的瘦，本来骨架就小的她，穿上露胳膊露腿的黑色礼服短裙就更显得单薄了。她常常踩着时间点来场子，面无表情地在换衣间里挑选礼服，收拾完毕后便一个人坐到沙发正中间，一手狂按着手机，一手抽着一支烤烟。

和场子里的老板们混得最熟络的就属她，但她拿到的打花钱从来都是最少的。

这天来了个被称作“张总”的人，说起话来毫不顾忌。“小姚你这穿的齐逼小短裤都要看到屁股了”，说着顺势抬起手来比了个准备拍打的动作。

“诶张总别开我玩笑啦，快说说想听什么歌？”姚姐脸上露出些许的尴尬，疲乏地一笑，眼周的细纹堆积在一起。

姚姐很少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她常常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任何的闲言碎语和玩笑话都影响不到她的状态。

“哈哈等会着，现在不着急。”

花场的歌手们上台唱歌，往往都会挑些流行曲目，或是老板们偏好的歌。姚姐的嗓音很适合莫文蔚的歌，她常常唱《阴天》，“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应了谁说过的……”这句还没终了，“花”就打了上来，音乐停了，姚姐从服务生手中接过钱，鞠了一躬，缓缓走下台，面无表情。

直到走近在沙发上坐着的老板身旁，端起酒杯准备敬酒的那一刻，你又能看到她很努力地调动着脸部肌肉，挤出大大的笑容，“多谢张总啦”。

二哥

“二哥”也是经常来场子的老板之一，他和自己的老婆开着一家早餐铺。

“二哥太他妈小气了，每次来不是不给钱，就是掏个最低消费，有这么寒酸的老板么？”这里的姑娘们经常吐槽他。

他常常提着13寸电脑大小的黑色公文包，微醺醺地来，醉醺醺地走。一次，他喝了个酩酊大醉，在散场后硬拉着我、笑笑和明明陪他回家。

李哥赶忙凑过来跟我们交待，“他经常这样，上次他就带着其他几个姑娘回他的早餐铺，说是请她们喝几碗粥，到头来打电话跟我结账说吃了五六百块钱，你们多注意点。”

我们三人相视无言，跟着二哥走入直梯。场子隐藏在商圈的七层（顶层）拐角处，旁边还有一家仅白天营业的，破败不堪的保龄球场。直梯缓缓从七层降到六层、五层……一层，唱完K的人们涌了进来，吃完海底捞的人们也涌了进来，最后我们顺着人群，走出了直梯，拦下一辆的士，往早餐铺开去。

上了车，二哥便开始在的士上胡言乱语起来，在离目的地不到1公里的地方，经过一家他常常光顾的煎饼果子摊，他开始叫嚷着要下车，“给我买100份煎饼果子！100份！”

明明已经靠在后座上睡着了，我和笑笑无奈对视，欲言又止。

“我要100份煎饼果子！让我下车！”

“这……咱们继续开吗？”师傅的车子开始放慢了速度。

“麻烦您了师傅，我们在这儿停一会，马上就回来。”笑笑赶忙应道。

车一停，二哥便拽开车门，一个踉跄下了车。我们担心出什么岔子，紧跟着他走近煎饼果子摊。

“老板！来个100份！多加点儿鸡蛋啊！”说完便开始不断重复着这几句话。

笑笑悄悄走到摊位老板旁边，跟他耳语几句，“老板，两份就行。”付了钱，拿上吃的，我们哄着二哥回到的士上。

到了店，看到二哥的早餐铺前蒸汽腾腾，我们进了门，看到一个系着白色围裙在忙碌的女人。

“你你你……给我们来个几份啊？那个……四份早餐！”二哥的身子摇摇晃晃，结巴地吐出几句话，指了指远处的一个大圆桌，“你们去那儿坐着！”

女人抬头看了一眼二哥，看不出她脸上的任何情绪，紧接着跟身边系着白色围裙的服务生嘀咕了几句，继续忙活手头的擀面杖。

二哥自作主张地给我们点了粥、油条和葱油大饼。自己像前来视察的官员一样，在店里转来转去，似乎在确保一切都按部就班。

凌晨5点30，我们默默地吃完了早餐，找店员结了早餐钱便离开。桌上留下了两份凉掉的、完整的煎饼果子。

“只要一想到回家，内心就充满了空洞和绝望感。”当家失去了疗愈的功效，日光之下的压抑与痛苦，转变为深夜之时的逃离。灯光亮起，欲望与热情在黑夜中被点燃，又在凌晨1、2点的某一刻像匆忙脱掉水晶鞋的公主殿下一样，回归到冰冷的人类社会和家庭生活。

对于猫在漆黑角落的女孩们，欲望变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诱惑，被包养，补贴经济，混学费，她们以为走向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通路，理想与自尊却被烧得体无完肤。

两年半之后，因为处理一些毕业事务，我再一次回到天津。在这个城市生活了4年，却依旧情感淡薄。买好了回北京的动车票后，一股突然涌起的执念，催促着我去曾经的“花场”看看。

白日里的商业区不再有夜晚那般空洞，我辗转于周边几栋写字楼，试图找到曾经“工作的地方”。推开熟悉的玻璃门，走入电梯间来到顶层，曾经的保龄球馆变成了溜冰场，藏匿在阴暗角落里的“夜总会”，如今也只剩一片废墟。

作者易轰，现为互联网公司职员   

编辑 | 杨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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