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为父母、祖辈写家史成为年轻人间一种流行的生活书写范式，一些家庭中尘封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
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褪下了家庭角色标签，成为独立、完整的人，重新站在后辈眼前，隔代之间平等的对话由此展开。同理心带来理解，理解融化亲情。
在小红书上，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故事被看到，激发人们的共同记忆，也神奇般地让人们更思念自己的家人、也想更了解自己的祖辈。
我们寻找了三位通过追寻祖辈经历写家史的小红书博主，了解他们书写的动力和经过，他们的故事揭示出一个共同的事实：文字的背后，人们在写家史中解答过去、理解亲人，更重要的是治愈自己、理解自己。
董新龙打开早就准备好的蒲包，把从肉匠手里接过来的整只猪蹄膀塞了进去，跨上车向家的方向驶去。
挨着运河而生的江南人靠水吃水，连装菜的蒲包都是水草做的。甲鱼、螃蟹、鳝鱼这些北方菜场的罕物是餐桌上的常客，蹄膀反而难得一见，更别说是在买一斗米都要凭票获得的 1987 年。
车后座上左摇右晃的大蹄膀揭示着董新龙的社会地位——不是达官，亦非贵人，有人出于尊敬和给自己未来需要提早打点，专门给这位药师留的。
不知不觉，家就到了。老婆孩子早在院里等了不知多久，董新龙一见他们就兴奋地说：“看我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他把车子一架，看向后座。
蒲包空了。
他立即翻身上车往回骑。一路寻过去，再一路寻回来，蹄膀早就不知踪影。
“这么多年到现在，只要一想到那只蹄膀，我心里面都是酸的。”董新龙连连叹气，眉头像想要握手一般努力地寻找彼此。
此时，一张 70 岁的宽阔的脸庞，向对面的人展示一个具体的“心酸”。董红伟看着这张熟悉的脸。记忆是一条有断点的虚线。不知从哪年开始，老年斑悄悄地从这张脸上发芽。
董红伟停住做笔记的手。眼前的老头儿从一个等着被写回忆录的采访对象变回了他的父亲，又从父亲变成一个近 40 岁的同龄人。弥漫了 30 年的浓雾般的心酸和懊丧由讲述者传给倾听者。他深深理解那一路的满足感和幸福。之前，从公司领到一大笔年终奖开车回家时，想到妻子和儿子，他也是那个心情。
董红伟再也不能轻巧地认为，帮父亲写一本回忆录对他这个有十几年写作经验的老媒体人而言信手拈来（他起初的想法：就你的那点事儿我还不了解么）。生命里唯一的“父亲”，从未向家人展开的经历，比写作来得更沉甸甸。
就把父亲当作一个采访对象，过去几千个受访人里的一个，董红伟想。跑社会和法制新闻的那几年，他见多了不好聊的老年人，靠他高超的“采访技巧”，故事最终都会被妥帖地挖出来。
看到一位山西老人把心事写满院墙，董红伟深受触动，开始帮父亲整理回忆录
四十几年里，他们父子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深谈。虽然不是冰封的关系，毕竟也未曾打开。董红伟在头脑里过滤出应对不配合的采访对象的经验，准备好了，他穿过走廊，走进客厅。
“你在看电视吗？”董红伟问。
“我在等你采访我。”父亲说。
忐忑就是在这一刻消失的。他们确认双方这样一种默契：用严肃的态度完成回忆录。职业关系带来的间离感让他们能把对方至少当半个陌生人，这是一道很重要的屏障，一个可以事无巨细地提问，一个能毫无保留地回答。
一遍又一遍在心里许愿，
能有一条船把自己从这里带走。
董红伟总觉得自己与父亲，不过是又一对经典的东亚父子。父亲像山一样庇护、也掌控着全家，缝隙中，儿子反叛的树从青春期开始滋长，直到捅破天，成为家庭权威的继任者。权力交接的前提，是漫布儿子前半生里父亲长久的缺席和自以为是的爱划出的划痕，微小但持久的痛刺激出力量。
五六岁时，他跟妈妈说：“这个叔叔真好，来咱们家里还帮着干活。”“那是你爸爸。”妈妈告诉他。
八九岁，每到周末，村里一群小孩跟他一起等骑着自行车的父亲远远地过来，和所有种地的父亲相比，只有他的爸爸独有城市的符号，带回玩具手枪、五颜六色的水果糖。儿子被孩子们簇拥，父亲被攒了一周病情等候问药的村民簇拥。父亲是个近在身边的遥远的、他们董村公共的英雄。
接着，他们跟着父亲工作的变动更换城市，药房深处门帘之后就是母子三人的宿舍，父亲则奔波于全国各地做销售。
难得团聚时，父亲常常招呼一群人，喝不尽的酒把一顿饭从下午拉长到深夜。董红伟躺在门帘后，听到男人们当晚把同样的话讲到第五遍时，内心已经无比厌恶。厌恶最终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父亲。
父爱凝结成沉重的铁块，突兀地横在家中，绕不开躲不过。里下河边多了一个孤独的男孩。他常常坐在草上，茫然地看着一条一条船摇摇晃晃地荡出视野的极限，一遍又一遍在心里许愿，能有一条船把自己从这里带走。
反叛的力道不容低估，他先是成了一个“不霸凌、不动手”的混混（为了享受“是一群特立独行地走过来的人之一”的虚荣感），接着违背了承接家族四代药师的责任，当上了父母不认为他能胜任的报社记者。他从宝应逃离，来到大运河的另一边，落脚南京。
青春期的年龄翻倍，伤害父亲变得无比容易。董红伟曾接过那样的电话：“今天报纸上怎么没看到你的稿子？”他猜得到，住在另一个城市，父亲必然特地订阅南京的报纸去看儿子的文章。可惜关系早就扭得畸形，回应也刺耳：“我是又多了个领导，要天天给你汇报工作么？”
争吵时，他说，“我以后绝对比你强。”后来是，“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父亲的！”当昂贵的保健品没完没了地送进家门、当父亲沉迷于相互吹捧的老同事聚会、心甘情愿地一次次参加宰客老年旅游团，他终于受不了了，瞪着眼睛指责：“你不要整天干这些很庸俗的事情，你要有自己的灵魂。”
父亲也盯着他，愣了片刻，说：“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直到自己也成为父亲，董红伟不得不承认俗套的叙事落下来了——“只有成为父亲才会理解父亲”——儿子不按照他认为正确的顺序夹菜，他都想干预并数落几句。某些父子关系的轮回正在发生。
下一代肉眼可见的成长，映照着自己和父亲的衰老。当父亲步入 70 岁时，不可抵挡的老态在身体上、举止间展露。时光清楚地流逝。如春天吹裂湖底的冰层一样，一些坚固的隔阂在情感深处缓慢地融化。
直到近一年前的一个早上，他在浴室刷牙，父亲在客厅逗孙子。谈话的声音断了，紧接着儿子慌张地跑来。“爸爸，爷爷说他走了之后，家里人最多记住他三年，外人能记一年就不错了。爷爷要去哪里呀？”他呆住了，瞬时感慨万千。
像儿子差不多大时，他也这么听打更大爷们的喃喃自语，他后来认识到自己是那些孤独老人倾诉的出口。现在，孤独的人是父亲。
“爷爷还说，爷爷小时候也有过爸爸妈妈。”儿子继续说。年迈的人开始追溯童年，他知道，那标志着一个人开始思考身后事。
坚硬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子扭转。董红伟有自己的方法。那天中午，在饭桌上，他朝向父亲，通知道：你一直想写的那个回忆录，我帮你弄。
亲情本来不就自带悖论关系么？我们在父母二十几、三十岁时认识他们，祖父母五十几、六十岁。要是说“了解”一个人的那种“认识”，还得再往上加个 20 年。
20 年自身就是一道深深的鸿沟。在后辈面前，父母、祖父母的人生之书从尾声章节展开，残忍地、事无巨细暴露一处处细节。正值青年、不断了解和学会掌控世界的后辈，无可避免地瞧不上走进黄昏、放弃学习的长辈。亲情与生俱来有隔阂。
董红伟现在想：没有谁生来就是老人，只不过儿女从第 100 页才开始读他们。写回忆录让他把父亲这本书重新翻到封面，从第一页开始细细地看。
玻璃方桌上，碗筷早就被妻子和母亲收起，桌布整洁，父子相对而坐，茶水盛在杯中，其他人默契地回到房间里，给他们留出独处的平静和安全感。父亲缓缓地讲述，回到遥远的记忆里——
“1986 年冬天，咱们县发了一场怪病，多人腹痛呕吐，四肢无力，大冬天高烧不退，甚至神智不清、休克，面临生命危险。那时候。全村接连感染，卫生院接诊的医护也中招了。县里调百余名医护人员去现场，我没跟你妈商量，抢了个支援名额。
“之后两个月，我们晚上睡在乡招待所，白天戴着口罩到处找药。我一手拿着地图，一手拿着电话本，把联系过没联系过的兄弟单位全翻遍了。年三十，大家有家不能回，在食堂吃年夜饭，电视上在放春节联欢晚会，有个台湾歌手叫费翔，他唱了两首歌，一首叫《冬天里的一把火》，一首叫《故乡的云》。听《故乡的云》时我们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我才意识到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你、你姐还有你妈正在家里等我过年。”
记忆是人头脑里的月亮，永远只展示亮的那一面。现在，真实发生过的往事完整了。董红伟终于得到了“爸爸为什么过年也不回家”的答案。他甚至重新对父亲萌生敬意。他还想到 2008 年，瞒着家人去汶川地震前线采访那次，父亲曾难得夸奖他：“像你爸当年。”哦，原来“当年”是这个意思。
出于混杂着老记者对好故事的兴奋、中年的儿子对父亲从未有过的好奇，董红伟对例行公事般的采访“上瘾了”，他如此形容。
讲到恋爱经历，母亲一同参加，父亲面露难色，妻子立即明白他的扭捏，鼓励道：“有什么不能提的，可以说，也没有人怪你咯。”董新龙定了定神，讲到，在认识你妈妈之前，我曾经有过一段被安排的相亲。
饭桌上，时间回到 1970 年代。一个同样叛逆的年轻男性同样违背上一代意志，用几年时间挣脱相亲对象的纠缠，村书记慷慨相助，跟他演了一场大戏，终于用 50 块钱“买回自由身”；接着，年轻的母亲出场，父亲装阔，去上海的和平饭店吃饭，坐定一看菜单，心凉了大半截，又不想狼狈地离开，只好咬着牙用一个月的薪水点了一盘昂贵的饺子，局促地“洋气一把”；接着，父母结婚了，住在厂里的小宿舍，房间收拾得整洁舒适，下班后他们一起去食堂打饭，心无旁骛地享受爱情的甜蜜。
董红伟看着他们相互激活对方的记忆，确信那个晚上他们重新体验了一把恋爱的感觉。那是他强行在情人节送两张电影票要求他们去浪漫一把时，不曾做到的事。也是父母自己多年来被时光磨平的相处惯性和无数为琐事争吵的不愉快被重新唤醒。
故事来到下一年，姐姐出生了。此时，董红伟突然生出一种“非常不好意思的感觉”。“真的抱歉，我们子女开始打扰你们了，而且一打扰就是一辈子。”他想。这个年头里饱含一股柔情。
与此同时，饭桌另一边的董新龙体验着另一种幸福。那幸福名为：二十多年来不肯好好说话的儿子，竟然有耐心听我说这么多话。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给长辈写家史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书写范式，在小红书上， “我的家庭简史”话题有超过一万人参与；媒体报道里，给老人写回忆录变成一些年轻人的事业。
大多数家史记录者从这件事里得到真实的慰藉。无论隔阂多深，爱亲人的本能会让年轻一代努力找回那些封存的故事。后人的 30 岁和父辈的 30 岁重逢，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同龄人之间的共情。
隔代人深刻的谈话在许多家庭的餐桌上发生。无论如何，家永远承载着最富足的安全感，而一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饭的餐桌，就是代际对话最常发生的地方。
“疆三代”女孩吴天一把餐桌上外婆讲述的故事搬进电脑文档里，深夜的卧室，古典乐静谧地流淌，句子一行叠着一行溢出来。敏感、细腻和富有同理心的写作让久远的回忆有了新的叙事。父辈变成电影里的人，家里每一个成员都是故事情节的参演者。
几天后，母亲和小姨读到了那篇名为《站月子》的回忆录章节。开头如下：“人人都说女人要有女人味，但是刘倩冰身上有无法洗头洗身子的汗味，有血和母乳的辛甜味，有牛粪、鸡血和羊膻味，那是独属于她的女人味。”
故事接着讲，刘倩冰没有像其他的妇女一样，生完孩子坐月子期间好好地休息。她必须是劳动力，她要干活。她不仅坐在床上捻羊毛线、织衣服，她也下床挤牛奶、喂牛、打扫庭院，没有人照顾，她自己给自己杀一只鸡熬汤补身体。刘倩冰“站着”坐完月子。
祖辈的故事从时间的深处拉进今天的生活，家人间的关系也被这根重现的故事线拉着流动。
刘倩冰辛苦“站月子”前，怀着的正是吴天一的妈妈。母亲跟外婆感慨：“难怪你阴天的时候这里会痛、那里会痛。原来是生完我没有好好休息。”接着，她们竟开始彼此分享自己坐月子的经历——放在以前实在难以想象。来自住在外地的小姨的快递包裹源源不断地寄到外婆家，她幸福地抱怨，外甥女的回忆录害自己连着哭了两个晚上，满溢的爱、心疼、也许还有点愧疚，带来一次次为了母亲的疯狂购物。
书写回忆录时，一个个独立的人超脱出“父亲”“母亲”“外婆”“爷爷”角色，被平等地观察、记录。后辈得以看到一个更完整，或者说，更准确的亲人。
董红伟得到了一个“细心”的父亲。原来，父亲把每一张工资条、子女的各种证明、夫妻俩工作变动的文件都完好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多年来隔阂的坚冰阻挡了父亲向家人露出这一面。他也得到了一个“坚韧”的父亲，那个父亲在年轻时吞下职场霸凌，忍辱负重，两年跑了无数个单位，硬是把妻儿从农村种地的命运里拔出来，带进县城，再把一双儿女供进大城市里的好学校。
把自己作为标尺比照，董红伟第一次甘心承认一些方面比不上父亲。父亲生活的年代没有高科技，出一趟差要处理各种麻烦事。“你能在那个年代当上销冠，我是真的做不到。”董红伟也罕见地这么直接夸奖父亲。
书写家史是一趟充满意外和惊喜的发现之旅，没有哪个人能按照最初预期走完这趟旅程。
有着几年人类学攻读和田野访谈经验的吴天一本以为会写一个普通老人的女性文学故事，她设想外婆刘倩冰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成了一个万元户，又因缘际会地丧失财富，最终仍把四个儿女送进大学，连接关键情节的是一个普通女性不可战胜的力量。
实际获得的故事里，掺杂着外婆包揽家务事、无限度容忍落寞丈夫的暴躁脾气等“非女性主义”的瑕疵。但她反而更喜欢一个“不完美”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年轻时有现代人看不上的“传统思想”，退休后有跟别人攀比的小心思。但这个在文档里被一个一个故事填满的人是她唯一的、珍贵的外婆。
出于更深一层的爱意，她把外婆的回忆录重整为一个一个片段，分享在小红书上，变成连载笔记《写给刘倩冰》。收获到的上万次浏览量和读者的评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她想让外婆看到，虽然是一个普通妇女，但刘倩冰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她用自己给后代撑起的天就是“一种大女主的存在”，她值得用好的东西，穿好的衣服；她不必自怨自艾时数落自己没什么成就的老太婆，也不是可能被子女爱着但忘记了她有多伟大的普通妈妈，她值得陌生人真诚的肯定。
在一个由普通人构建的网络社区，普通人也有自己的生命史诗。人和人在建立连接中形成理解和认同。这不也是“连接”带来的应许价值么？
在父亲那些永远参加不完的聚会上，董红伟看到衰老之人最大的恐惧。那恐惧甚至胜过肉体死亡——那些自己一天一天活到现在走过的日子，终有一日会像他们想不起来放在哪里的钥匙一样在意识里溶解，最终他们活过的印记跟着他们的离开一同在世界上消失。所以他们会用十几年前的职位互称，用最肉麻的话一次一次一次地讲彼此的高光时刻。
父亲的回忆录被董红伟用名为“蒙蒙光”的账号放到小红书上连载。他不想贸然地发在熟人圈里，又想让父亲人生里的时代缩影被更多人看见——扒开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节点，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半匿名、对图文内容友好的小红书是最恰当的选择。
董新龙的故事被故乡的年轻人看到，各地记者登门采访。他重新成为县城里的“风云人物”，带着省台摄影记者回村子拍摄祖宅，有人专门过来聊上几句，夸他有个令人羡慕的好儿子。董新龙笑脸盈盈，幸福感体现在他弯不下来的嘴角弧度上。
一天，董红伟认真地跟父亲说：“虽然你不理解灵魂是什么，但我觉得你眼里的光回来了。”
在另一些小红书用户的家庭简史故事里，写作是一趟自我疗愈之旅，跟过去和解。
最开始，我是被小红书用户@上岸的鱼 稀少的点赞量吸引的，她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素人博主，不像董红伟、吴天一那样写出过爆款笔记，她的账号朴素、文字朴素，单条内容最多被 12 个用户点赞，却足足写了 18 条。我好奇她书写的动力。
在一个工作日的夜晚，“上岸的鱼”在家楼下的咖啡店接听电话。一开始，她被小红书上“我的家庭家史”话题文案吸引：“你是否对祖辈的经历好奇？”“你是否想过什么塑造了 TA 们？”“你又是如何成为今天的你？”
家里这么多年发生的故事被这三个问题激活。她想动笔了。在一个隔绝了生活里熟人的地方，她用一个别人认不出来的名字，放心地表达。家的故事从爷爷的来历写起，到一家三口从北向南再回到北方的迁徙。
每逢过往人生的章节切换到下一个地点，总有当地的网友留下评论。笔记浏览量（她称之为“小眼睛”）从 100 多变成 800 多。有人感慨，有人催更。对一向在任何互联网产品上都作为内容消费者的她来说，这些真实回应是让她把故事讲完莫大的鼓励。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她留在工位上，打开文档，把一行字打出来、删掉、修改、再打出来，写完一篇近千字的笔记大约要让她花上一小时，就这么坚持写了一个月。写到第九篇时，时间线来到她年轻人生里关于亲人最痛苦的记忆：爷爷奶奶被送进简陋的养老院、久病床前无孝子、考编制时，大爷和大妈故意刁难。那么多刺痛苦地扎在从前的岁月里，写作把它们一根一根拔出来给别人看。
在小红书上撰写家庭简史，也让@上岸的鱼 对记忆重新审视
书写是对记忆重新审视，生命里新增的经历让@上岸的鱼 多了新的视角。她看懂了叔叔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的不得已（现在，她也受不了跟公婆一起生活的压力），接受了自己已经有了够好的人生（过去她总在不如意时归咎于大爷大妈，但人总是把没能走的那条路美化。）
“这确实是一个自我治愈的过程。”一周前，@上岸的鱼 写完了最后一段家史故事，看过许多别人家的历史，许多人跟她一样，共情年轻时的亲人，从别人的故事里感同身受。亲情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所以，现在再来理解下，什么叫“看见他们，看懂自己”？
那条路上，父亲踩着爷爷、奶奶的故事而来，母亲踩着外公、外婆的故事而来，现在，轮到我们自己，踩着祖辈们厚厚的人生之书，用生活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咖啡杯里飘着一朵小小的、洁白的莲花。刘倩冰握着杯子，一直讲到看见杯底。下午两三点钟，新疆夏季最好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大家一起收起杯子和果盘，一起散步到公园。吴天一和妈妈做观众，刘倩冰和男朋友乔老爷是表演嘉宾，他们演奏新疆民族乐器热瓦普和艾捷克。
悠扬的乐声在旷野上飘荡，树和草连接处，像海和天那样模糊了界限。
作者｜瑰夏
设计排版丨赵淑萍
图片来源丨小红书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