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令人艳羡的不仅仅是这些硬件上的便利,更是理念上的导向和精力上的充裕。曾经看过一个笑话:某患者去三甲医院挂号前,先上网查一下这个专家发表的文章及课题数量,如果基础研究的文章和课题很多,而临床研究的成果很少,说明他基础科研能力强,临床能力势必比较弱。虽然这只是个有点偏激的笑话,但也客观地反映了两点问题:
国内的临床科研氛围明显“重基础、轻临床”。
我们只见“国自然”,却从未闻“国临床”。中国的医师既要能做“再世华佗”,拿得起临床技能,又要敢为“爱因斯坦”,拼得动科研基金,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都很重要,但从基础到临床必然有无法回避的跨度和鸿沟。美国则认为无论是否手术科室,临床医师要解决的就是临床问题,就是要能直接为患者服务,而基础科研则是科学家的事,这一舆论导向很值得我们学习。以EP医师为例,无论是心律失常的手术策略及方法、新技术和新设备,还是临床药物及非药物治疗,都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于是,医师会很自然地把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利用上述数据及文献获取的便利性,很快就能把问题转化为课题、把课题转化为成果。
作为多篇
JACC、Circulation
等心脏病及心电生理顶级杂志的第一或通讯作者,Luigi教授反复强调“Clinical idea is the most important(临床思路最重要)”。一旦遇到临床问题,及时分析并提取出Idea,通过文献检索及整理分析,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案(Protocol),科研成果还成问题吗?我在学习期间,曾多次聆听Luigi教授及其导师、美国著名心脏电生理专家Andrea Natale教授的讲课,他们最令人折服之处就是所讲述的绝大部分内容引用的都是自己的研究或文章,这在学术上的震撼力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美国本土的医师在做临床科研及发表文章方面也有两大优势。一方面是语言优势,以英语作为母语(本土美国人)或日常用语(新美国人)的优势自然不用分说,另一方面是科研体系健全,一旦一个Idea形成Protocol,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会迅速跟进,兄弟医院之间的联系网络会很快促成一项又一项多中心研究的实施,从设计、执行到随访,都有第三方专门人员操作。即便每家中心的手术量和国内中心相比不占优势,但整体科研网络的健全和高效却可以让诸多科研理念以最快速度变成科研成果,这一点在欧美的心内科领域尤其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心血管领域的研究一直是推动循证医学发展最重要的助力之一。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1天都是24小时,而美国EP医师的工作时间中,会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科研时间”。
以我所进修医院的一名EP attending为例,他每周有1天专属的科研时间,用来思考如何把临床问题变成科研成果。除此之外,有3天的手术、1天的门诊。不用值夜班,不用常规查房(至多每年会轮到1到2个月负责带专科医师一起查房和会诊),不用整理病历,工作日基本不用加班,周末完全由个人自由支配,每年还有1个月的带薪休假。且不谈收入和社会地位,单从科研和临床角度来说就足以让国内同行“羡慕嫉妒恨”。虽然国情不同,但中美EP医师间的这些客观差距的确让我们不敢直视却又难以回避。可想而知,国内EP医师,尤其是临床和科研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专家们,是多么地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