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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牛”县级市:跑出62家上市公司,经济总量5100亿

正和岛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25-02-23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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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微澜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前段时间,在全国各地县市纷纷晒出2024年的经济“成绩单”后, 一座低调的江苏小城——江阴又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5126.13亿!


继昆山之后,江苏迎来了第二座5000亿县级市,同时江阴也成为了全国唯二GDP超过5000亿元的县级市。


提到江阴,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它实力强悍,年年稳居国内千亿县前二,被外界称为县域经济的“模范生”,但江阴具体有多强,可能很多人就不清楚了。


为什么是江阴?


一个直观的数据是,江阴面积仅9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174万人,但是江阴工业总产值超7500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和综合发展中实现“二十二连冠”,打造了4个超千亿、3个超500亿和5个超百亿级的产业集群,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


可以说, 江阴以约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250的国内生产总值。


并且,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这个174万余人的县级市还跑出了62家上市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县域第一。


也因此,江阴被冠以“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第一县”。


但殊不知,最早的江阴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其发展更是靠着一群“泥腿子”一步步摸爬滚打起家的。


从一个曾经的农业小县到如今的全国县域经济领头羊,江阴是如何脱颖而出的?江阴的成功又有哪些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泥腿子”们起家,

干出一座5000亿大县


“江阴强盗无锡贼。”


这是一句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的谚语,可能在外人看来,这话多少有点不雅,但对于江阴人而言,却很受用。


江阴是个“异类”,不仅仅体现在这句谚语上。


江阴地处江苏省南部,为无锡市代管县级市,按道理,江阴算处于软糯的吴语区,但江阴人说话却被人形容为“南音北调”。


什么意思?即江阴人说话不像苏州、无锡人那样有吴侬软语般的温柔,倒是有几分北方语调的急速、豪迈和霸道。以至于苏南地区有句老话: 宁和苏州人吵架,不与江阴人讲话。


为什么江阴人的性子显得如此格格不入,江阴当地一位作家描写江阴的一段话,鲜活地解释了其中缘由:


“万里大江浩荡东流,劈开无数崇山峻岭,一路奔腾来到江淮平原,漫漫征途就要终结,望见大海了,它快活地将蛟尾一甩……”


江阴就赫然出现了。


蛟龙摆尾,江口骤缩,水势变湍急,于是,从长江上游一路奔流而下的气魄也在这片吴越腹地汇聚。


而在中国过去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江阴人也正是这么“蛟尾一甩”,整片苏南大地,经济的浪潮就此翻涌了起来。


时间回到上世纪6、70年代,江阴所处的江南地带素被称为“鱼米之乡”,但另一方面,这里也人口稠密、耕地稀少,并不利于农业发展。


和诸多江苏城市一样,江阴交通闭塞,经济结构单一,只有少量集体性质的农具厂和毛纺作坊,站在当时来看,江阴这座县城的开局算不得多好。


其中,江阴华西村又是一个典型代表。


1961年,华西正式建村,其位于江阴华士镇最西面的一个村,因此得名华西村。


在建村之初,华西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全村地势高低不平,且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茅草丛生,以致于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高田岗,高田岗,半月不雨苗枯黄;低田塘,低田塘,一场大雨白茫茫。”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村民的生活过得是相当困难,住的是茅草房、泥垛墙,吃的是稻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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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70年代在干活的华西村村民


直到吴仁宝上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一困境才被打破。


通过带领村民平整土地、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实现了亩产一吨粮,吴仁宝使华西成为闻名遐迩的农业样板村。


尽管由此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吴仁宝认识到单一的农业很难使农民富起来,要致富必须走工业化道路。


而后,1968年,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他顶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带领村民悄悄办起了五金厂。


靠着五金厂,华西村赚来了第一桶金,并随之创办了板网厂、药械厂、织布厂等。20世纪70年代,“亿元”华西村在江阴横空出世,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这也意味着江阴乡镇企业的一个新开端,此后, 乡镇企业开始遍地开花,呈星火燎原之势在江阴蔓延:

1984年,从老家移居至邻镇的李兴,凭借曾担任过化工厂副厂长的经验,联合12名江阴澄南村村民,在三间简陋的石棉瓦厂房里,以总计3.8万元的借贷资本,创办了澄星集团的前身;


1988年,28岁的周建平在听说镇上的毛纺织厂要转让后,拿出自己多年来做小本生意攒下来的钱,盘下了这家纺织厂,带着厂里18位员工,再次开启创业之路,这就是海澜之家最初的模样。


……



整个20世纪80年代,江阴乡镇工业以每年30%左右的幅度递增。到了1989年底,全市共有乡镇企业903个,村办企业2092个,村办以上工业企业密度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309个,涵盖纺织、机械、冶金、化工等90多个门类,乡镇工业总产值飙升至71.28亿元。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在当时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 也为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市场启蒙和资本洗礼的数百家全国乃至全球领先企业,奠定了改革破冰、累积成长的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江阴打造了高端纺织服装等4个超千亿产业、新能源等3个超500亿产业以及集成电路等5个超百亿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 江阴也成为了民营经济的大本营之一, 呈现“778899”特征,即民营经济贡献了江阴70%以上的GDP和税收、8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产值、90%以上的企业数和就业数。


可以说, 50多年的时间,江阴市从一群“泥腿子”们办的乡镇企业起步,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我们上演了一出“江阴崛起”的好戏。



江阴精神,打造县域天花板


可能会有人好奇,作为“苏南模式”的起源地之一,苏南模式在后来逐渐走向式微,为何江阴却能长青不倒?为何江阴的民营经济又如此发达?


江阴精神。


在上世纪8、90年代,《新华日报》等官媒就曾多次进行报道,对当时江阴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其中,江阴精神又是江阴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核。


那么,什么是“江阴精神”?


用一句话总结: 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


1. 人心齐,民性刚


事实上,江阴经济的成功从来就不是偶然。


江阴自古民性刚烈,有血性,重情义。


无论是办企业、建村庄、打交道,都有股不认输的韧劲、义气和刚强。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江阴诸多乡村的“泥腿子”们为了创办、发展乡镇企业,创造出了“踏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


正如前面提到的吴仁宝,这里可以再讲一个小插曲,也就是在华西村五金厂开工同期,黑龙江有个名叫马荣祥的村支书因为开设地下工厂,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被枪毙了。


而在当时,吴仁宝带领村民们把五金厂做起来前,就已经跟村民们达成了共识,赚钱大家一起享,出事则自己一人扛。


也正是一批如同吴仁宝一样“民性刚”的江阴人,使着咬住发展不放松的劲头,才让江阴这座不起眼的小城,在没有享受国家特殊政策的情况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明星城市。


至于江阴的人心齐从来就不止是乡镇企业和村民个人之间的齐心协力, 它更体现江阴上上下下都“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处出,拧成一股绳”。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让更多乡镇企业生存下来,江阴各级党委政府就与企业一起跑项目、跑资金、跑资源、跑市场。


而当“苏南模式”出现式微苗头时,江阴政府更是主动带头指导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


1996年,江阴召开了第一次“资本经营工作会”,八大知名券商被一起请到了江阴,与当地政府、企业共谋出路。


也是在这一年,江阴正式将“资本经营战略”提上日程,并迅速成立了由体改办、银行、财政局、政府办等13个部门组成的“企业股份改制上市指导小组”,为企业上市担当“高参”和“智囊”。


受益于“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市场运作、政策扶持”的金融工作运作机制,“江阴板块”很快便迎来了首位成员—— 兴澄股份 (现为“模塑科技”)


而在当时, 为了支持兴澄股份上市,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基层部门几乎都是倾尽全力,大胆创新地开展工作,帮助其解决遇到的困难。


有了政府这个强大“后盾”,江阴企业此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掀起了一股争相上市潮。


也正是这一系列举措、实践探索,江阴没有像其它一些走“苏南模式”的城市一般沉寂下去,而是在资本市场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截至2024年底,江阴跑出了62家上市企业,以一县之力占全国上市公司数的1%,资本市场的“江阴板块”也因此闻名全国,成为江阴县域经济发展中最耀眼的一张“金名片”。


2. 敢攀登,创一流


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迎着改革开放春风迅速崛起的县域,江阴形成了以纺织、化工等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发展路径,并拥有了“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的美誉。


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随着全国产业大变革,传统的单一制造业占主导的模式开始乏力,发展风险也越来越大。


面对现状, 江阴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积极撕去过往留下的“传统产业强县”标签。


近年来,江阴更是全面构建“345”现代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战新产业挑起大梁、未来产业破土萌芽。可以说,江阴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实。


并且, 在江阴的很多企业家和企业,也都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某个领域,从而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龙头:

比如,长龄液压生产的回转接头国内市场占有率居行业第一,填补了国内回转接头智能化空白,让企业成为“国标”的主持起草单位;


塞特精工五十年专注精密切削行业,主导产品小模数齿轮刀具成功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档数控机床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堵点、痛点和“卡脖子”问题;


佩尔科技为国内医用镍钛合金的领军企业,血管支架镍钛管和中粗规格镍钛管等部分高端产品可替代进口……



截至目前,江阴总共拥有超两万家制造业企业,31个制造业门类涉足30个,涵盖了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的各个领域。如今 每年全国四分之三的高端汽车用钢从江阴产出,全国六分之一的风电 整机在江阴制造,全球十分之一的芯片在江阴封测…… 此外,江阴更是创造了50多个全球首创、世界第一。


为什么是江阴?


当然,可能还有人会觉得江阴的发展有其特殊性所在,背靠长三角,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几波浪潮,是复制不了的。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长三角附近那么多县市,县域竞争同样激烈,为什么是江阴脱颖而出,从农业小县到稳居全国前二,就凭它的区位优势吗?


事实上,江阴依旧有诸多方面值得其它城市借鉴学习:


1. 敢为天下先,始终坚持改革


回顾江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很有价值和值得学习的一点便是, 无论什么时期,江阴政府都非常有担当,主动作为,敢为天下先,始终坚持改革求变。


这点体现在前面讲到的江阴政府在80年代帮助乡镇企业跑项目、跑资金、跑资源、跑市场。也体现在江阴政府引入金融资本手段,推动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打破“苏南模式”困局。


此后,依靠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江阴也继续出现了诸多大胆创新之举。


比如在2003年,在“文件上没有、惯例上没有、领导讲话里暂时没有”的“三无”情况下,江阴·靖江工业园区成立,成为全国首个跨江、跨行政区域的开发区,拓展了江阴联合省内城市协同发展的模式,也因此才有了后续的苏宿产业园、苏锡通科技产业园等44个共建园区。


也正是这份改革求变的基因,江阴更是成为了开展系统性、集成化县域改革的唯一试点。其包括省委省政府对改革试点的支持政策集成、围绕问题根源作一揽子系统解决方案的改革思路集成,以及谋划改革试点方案的同时配套考虑改革落实的推进机制集成。


在试点确认后,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还多次到江阴调研,指出要发挥好江阴集成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效应,把一个地方的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由点到面产生“溢出效应”和“1+1>2”的“叠加效应”,让“盆景”变成更多的“风景”,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改革大局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可以说, 江阴就是靠吃改革饭长大的,改革兴则江阴兴;江阴过去的成绩源于改革,当下的成就得益于改革,未来的持续发展也将维系于改革。


2. 该出手时才出手,不当大家长式政府


政府针对企业应当提供怎样的服务?江阴的答案是:


政府解决围墙外的事,企业管好围墙内的事。


围墙外的事情 (如政务服务、人才配套、金融环境等) 政府重点做好,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而围墙内的事情 (如企业的市场定价、投资方向、经营策略等) 政府不插手、不干涉。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江阴政府成功之处就在于,在过去帮助乡镇企业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江阴政府已经得到了充足的“治郡县如烹小鲜”的经验—— 完成了由“重指令”的“大家长式”政府到“强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江阴政府不仅具有敢为天下先、主动求变的改革意识,还具有拿捏“有为”与“不为”的边界意识,将行政行为止步于恰当的尺度。


曾有媒体问起江阴的企业家对江阴的营商环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大多数企业家的回答都是“安全”。这种安全不仅体现在治安领域的社会安全,更体现在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安全。


可以说,几十年来,江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样一句话:


当企业阳光灿烂,发展顺风顺水时,政府要给它服务好,保障好,当好“店小二”;当企业遇到阴雨天,经营有困难,政府要给它提供全天候帮助,当好“急郎中”。



3. 崇法重契:用制度和机制落实权力和义务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市场信用、市场准入等因素十分重要。


这方面,江阴也打造了一个标杆。


对于政府权力,江阴编制了市镇权责大清单。


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实时的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全部罗列出来,明确告诉市场政府在管什么、做什么。通过行政权力的应放尽放、能放则放、充分下放,江阴构建完成了市级和镇 (街) 、开发区的新型权责体系。


与此同时,江阴还建立了“问责机制”,以督查和考核作为推进改革的两个轮子。


在江阴市行政服务中心,每一个审批事项从前台受理,到后台初审、审核、办结,再到群众取件,在线监察系统都实行同步监控,审批事项全过程“看得见、管得着”。一旦超出业务办理的承诺时限,系统会亮出黄色和红色的双色警告,并启动相应的追责机制。


此外,对工作人员作风和工作实绩,江阴还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并启用黄牌警告、考核扣分等制度规范责任约束。


而通过科学的制度保障,既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寻租空间和人为干预空间,也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各种隐形负担。


有江阴的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就讲到:“以前找政府部门办事,往往需要老总亲自出面,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很多部门的负责人我都不认识,但无论是谁,事情一样能办好。在江阴,企业办事不靠熟人,而是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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