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2024-2025｜“债权保卫战”债务清收领域观察与展望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增强企业信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重要举措和应有之义。但近年来，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企业拖欠债务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企业存续与发展的最严峻挑战。拖欠债务问题涉及行业广泛，从传统制造业到新兴科技行业均有涉及；产生缘由多样，债务由来早已不局限于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纠纷，还多发于股权投资、融资租赁、保理业务、不良资产处置等纠纷中。

企业拖欠债务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直接影响了债权人企业的正常经营。当债权人企业无法按时收回债务时，其资金链可能受到严重冲击，导致无法按时支付上游供应商货款、员工工资等费用。这不仅损害了债权人的经济利益，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供应商断供、员工离职等，，也可能导致企业营收业绩良好但收入锐减从而也影响到正常的税费缴纳，进而威胁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影响政府税收。

其次，企业拖欠债务破坏了市场信用体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信用是企业经济往来的基础。当大量企业拖欠债务时，市场交易的信任度将大幅下降，企业间的经济往来将受到严重干扰。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造成威胁。

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拖欠债务现象的频繁发生，这不仅影响了债权人企业的正常经营，也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研究债务清收领域相关制度保障并做好债务清收的法律服务工作，对于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优化市场信用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4年，我国在债务清收领域的法律与政策性规范取得了显著进展，多部委联合发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司法文件，为债权人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权益保护提供了坚实的规范性支撑。

2024年4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在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广泛征求中央有关单位、地方人民政府、专家、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各方面意见基础上，形成《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自2020年9月1日实施后，对解决中小企业欠款清收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由于境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小企业欠款清收仍承受重压。此次向社会征求意见，强调要坚持市场主体负责、行业规范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的原则，按照源头治理、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的要求，依法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欠款问题。

2024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3年12月29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下称“新《公司法》”）正式施行。新《公司法》对多项公司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及完善，值得关注的是，新公司法通过多个法条的明确规定和多样化的措施，全面强化了对债权人的权益保护，细化了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在公司治理和债务承担中的责任，为债权人提供了更加有效和多样的债务追讨方式，大大丰富了债务清收的法律手段和策略，为企业追债与执行工作创造了新的法律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2024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推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作出系统部署。《意见》要求，要健全拖欠企业账款清偿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机制；要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和项目资金监管，定期检查资金到位情况、跟踪资金拨付情况，完善工程价款结算制度，加强政府采购支付监管；要健全防范化解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制度机制，并加强执法监督，督促国有企业规范和优化支付管理制度；要优化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投诉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登记（投诉）平台，健全投诉督办约束机制；要强化组织保障和监督，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拖欠成因及防范化解举措的研究，合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健全失信惩戒机制、强化审计监督。综上，该意见一方面为企业追讨应收账款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对相关行政监督部门下达了要求，要求其尽快完善应收账款催收机制，为企业回收应收账款保驾护航。

2024年11月8日，全国人大批准6万亿元债务限额用于化债，同时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宣布未来5年将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化债4万亿元，合计为地方提供10万亿化债资源。此次化债从资金链的角度分析，解除债务压力之后，不仅地方政府可以打破发展制约，还能切实惠及债权人企业与个人。化债措施落地后，将有效改善地方财政的运行状况，通过债务链条的消减，将会直接加速解决一部分地方政府对下游企业的欠款问题。

在诉讼保全方面，为解决诉前保全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形同虚设的问题，促进执源治理，最高法院于2024年2月21日印发《关于规范和加强办理诉前保全案件工作的意见》（法〔2024〕42号），在强调法院不得随意拒绝当事人诉前保全申请的基础上，对诉前保全担保和财产信息要求、“情况紧急”的认定标准、诉前保全措施的限制和解除，以及诉前保全信息互通和措施衔接等问题作出规定。

执行方面，2024年6月17日，最高法院印发《关于交叉执行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9号），明确交叉执行的工作原则、方式选择，以及督促执行、指令执行、提级执行、集中执行、协同执行等各种交叉执行方式的适用情形及办理程序，回应交叉执行试点工作推进中的实践需求；11月5日，最高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法〔2024〕238号），从财产现状尽职调查、权利负担真实性审查、建设工程价款核查、询价方式、刑事涉案财产变价程序、拍卖财产信息披露、被执行人自行处置机制、不动产腾退交付、重大事项合议审批、拍卖辅助工作管理及网拍监督等多角度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制度运行。

综上所述，2024年我国在债务清收领域所取得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完善成果显著，从多部委联合出台的政策法规，到最高法院发布的司法文件，都体现了国家对债权人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这些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的出台，不仅为债权人提供了更加有效和多样的债务追讨方式，还强化了债务清收保护与执行机制，为构建更加公平、透明、高效的债务清收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随着这些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的深入实施，我国债务清收领域将迎来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1、案件类型多样化，新型债务关系涌现

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金融创新的推进，债务清收案件的类型日益多样化。尽管传统借贷纠纷、合同纠纷仍占据较大比例；同时，新型债务关系不断涌现，如网络贷款、消费金融类贷款、不良资产处置等领域的案件数量显著增加。这些新型债务关系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如电子合同的效力、网络借贷平台的责任界定等，对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如2024年新增入库案例，入库编号：2024-08-2-103-007案号：（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14813号，对债权债务关系中网络借贷平台的角色与责任予以明确。

2、破产案件数量增长，企业债务重组需求增加

2024年，破产案件数量显著增长，破产重整和和解案件数量也有所上升，反映出企业在经济压力下对债务重组的需求增加。以上市公司为例，从数量上来看，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申请（被申请）数量今年高达29家，是近六年申请（被申请）数量的最高值。对资不抵债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非自然人债务人、担保人进行破产清算，是破解债务僵局的有效手段，大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助力企业“破茧重生”。

3、执行难问题依然突出，但解决力度加大

尽管执行难问题一直是债务清收领域的痛点，但2024年司法机关在解决执行难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同时推动执行和解和异地交叉执行。然而，执行难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涉及复杂债务关系和隐匿资产的案件中。

4、科技手段在债务清收中的应用增加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科技手段在债务清收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加。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查找债务人财产线索、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电子合同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等。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债务清收的效率，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

1、债务人方面的问题

（1）偿债能力不足

当债务人偿债能力不足时，律师的工作面临诸多困境：在协商谈判阶段，债务人可能因自身财务状况而提出苛刻的还款条件，如大幅延长还款期限、减免大部分债务等，这与债权人的期望相差甚远，导致谈判难以达成一致。在诉讼阶段，即使律师成功为债权人争取到胜诉判决，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因债务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陷入僵局。律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查找债务人的财产线索，如通过调查债务人的银行账户、房产、车辆等资产情况，但往往一无所获。此外，即使发现债务人有少量可供执行的财产，也可能因涉及多个债权人的分配问题，导致债权人最终获得的清偿比例极低。

（2）恶意逃避债务

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律师的债务清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该类债务人通常采用各种隐蔽手段，试图转移财产、隐匿行踪，以达到逃避还款责任的目的。这些行为对律师的清收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律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各种渠道，如调查债务人的社会关系、银行交易记录、房产车辆登记信息等，来寻找债务人转移财产的证据以及其隐匿的行踪。这不仅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可能受到各种限制，如信息获取的权限问题、跨地区调查的协调问题等。其次，延长了债务清收的周期。由于需要不断寻找证据、应对债务人的各种逃避手段，案件的处理过程变得复杂而漫长，债权人往往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实现债权。最后，降低了债权实现的可能性。即使律师最终找到了债务人或其转移的财产，也可能因为财产已被严重转移或消耗，导致债权人能够获得的清偿金额远远低于预期，甚至无法实现债权。

2、证据收集与保存难题

证据作为支持债权人主张的关键依据，其完整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着案件的走向和结果。一旦证据缺失，律师在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时将面临巨大困难。常见的证据缺失情况包括交易凭证不完整、合同条款不明确以及缺乏沟通记录等。以民间借贷为例，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之间仅存在口头约定，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者虽有书面合同，但合同中对借款金额、利息计算方式、还款期限等关键条款约定不清晰。在资金交付环节，若采用现金交付方式，又未要求债务人出具收条，就会导致无法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以及借款金额的具体数额。

证据缺失对律师清收工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协商谈判阶段，缺乏有力证据支持，律师难以向债务人施加有效的压力，促使其主动履行债务。债务人可能会利用证据不足的情况，否认欠款事实或对欠款金额提出异议，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在诉讼阶段，证据缺失可能导致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 的原则，债权人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如果证据不足，法院可能会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此外，证据缺失还会增加律师的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律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其他可能的证据线索，如通过调查证人证言、调取相关银行记录等方式来弥补证据的不足，但这些工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且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3、法律适用不明确

在新兴债务纠纷领域，如互联网金融借贷、虚拟货币交易债务等，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模糊地带，这给律师的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以互联网金融借贷为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借贷平台层出不穷，借贷模式也日益复杂多样。在这类债务纠纷中，常常涉及到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借贷利率的合法性、平台的责任认定等问题，而现行法律法规对此的规定并不明确。例如，某网络借贷平台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借贷模式，将一笔借款拆分成多个小额贷款，分别与不同的出借人签订电子合同。在还款过程中，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情况，出借人委托律师进行债务清收。然而，在确定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时，律师遇到了难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规定了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对于这种复杂的借贷模式下电子合同的具体形式和签署流程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解释。这使得律师在为出借人提供法律意见和制定清收策略时，难以准确把握法律适用的尺度。

又如，在虚拟货币交易债务纠纷中，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尚不明确，其交易行为是否受法律保护也存在争议。当出现因虚拟货币交易产生的债务纠纷时，律师很难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某投资者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与他人进行虚拟货币交易，双方约定了交易价格和交付时间。但在交易过程中，一方违约，未按时交付虚拟货币，导致另一方遭受经济损失。受损方委托律师追讨损失，但律师在处理该案件时发现，由于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无法确定该交易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也难以确定适用何种法律来解决纠纷。

大数据与信息技术为债务清收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方法。律师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对债务人的信息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和分析。通过收集债务人的银行流水、消费记录、社交媒体活动等多维度数据，构建债务人的财务画像和行为模式，从而更准确地评估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例如，通过分析债务人的银行流水，律师可以了解其资金进出情况，判断其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资金的流向，进而推测其是否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